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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口自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以后（《清宣宗实录》卷261；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朝失载。），太平天国时期，即“咸、同之际，兵革四起，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亿数千万口不等”（《清史稿》卷120，《食货志》1，《户口》。）。王先谦《东华录》根据清代档案《户部汇题各省民数谷数清册》（以下简称《户部清册》）统计，咸丰元年（1851年）尚有完整的全国人口记录，总数为43，189．4万人（咸丰元年988号户部清册为43，216．4万人，但各省区相加之和为43，189．4万人。该年福建省台湾府及广西省永安州未册报。），三年（1853年）起，整个咸、同年间，由于册报残阙，人口一直停留在2亿3千余万至2亿9千余万的水平上，不足以反映当时全国户口的实际。 赵泉澄对《东华录》人口曾作考证，补入福建等个别事后补造地区的人口数（赵泉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证》，《同治东华录人口考证》，载《齐鲁学报》1、2期。），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广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未经补报的省区，仍付阙如。 江苏、安徽两省是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对垒的主要战场。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自武汉沿江而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占领南京，五月先后派兵北伐和西征。北伐军自扬州经仪征攻入安徽，连克滁州、临淮关、凤阳、亳州，时凤阳、颍州二府及泗州捻军纷起响应；西征军再克安庆、九江、武汉。自该年起苏、皖两省即不再有人口上报。江苏省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恢复上报，为1，982．3万人，其时动乱平息已十年，流亡在外的人民已陆续回归，加上田地荒芜，他处客民多“争携耒耜来受塍廛”（《益闻录》第971号，光绪16年4月24日。），其人口仍仅及动乱前咸丰二年（1852年）4，449．4万人的44．6％，下降幅度达55．4％，显然是不可靠的。 安徽省自遭兵燹后，人户凋耗，史载：“同治初年，有创议令楚南北之人挈室来佃此土者，于是趾踵相接，蔽江而至，……不数年，客即十倍于主”（《申报》光绪九年6月16日。），以“客民麕集”（《清穆宗实录》卷295。）的广德州为例，其所“招徕客民开垦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浙江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近十数年来，日新月盛”（光绪《广德州志》卷末、《补正》。），如广德县光绪六年（1880年）外来移民109，567人，为本地土著居民19，981人的5．5倍（光绪《广德县志》卷16。）。而安徽省迟至宣统元年（1909年）的户口记载1，983．3万人（《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1。），尚不及动乱前咸丰二年（1852年）3，765万人的53％，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恢复期，外来移民大批涌入之后，人口仍如此之少，同样不可凭信。 浙江省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较大的地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挥师南下，进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是年人口立即由前一年（1859年）的3，039．9万人猛降至1，921．3万人，下降了36．8％。次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自此连续五年缺报户口，同治五年（1866年）恢复上报时，仅637．8万人，较动乱前咸丰九年（1859年）下降79％。其降幅之大竟超过人口损耗最为惨重的安徽，殊不可信。其时兵祸较重的湖州府“两湖（指湖南、湖北）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18，《金其相建改磬山书院碑略》。），所属武康、安吉、孝丰等“遗黎寥寥之地”，客民更是“纷至沓来，视为利薮”（《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七日。）。时浙江“同治三、四年间，地方新复，有司急于求治，又虑催科之无出，仅以招垦为得计，而不暇谋其久远”，又“在地方官以为征粮则有常额，将来客户或有迁徙，则缺额无从补足”（《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为此，客民多被置于政府版籍之外，使人口统计大为减少。 太平天国革命军的重要活动地区湖北、江西两省，人口也有较大的损耗。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攻克汉阳，三年（1853年）一月十二日占领武昌，湖北省咸丰二至七年未有户口上报，八年（1858年）恢复户口上报时为3，057万人，较咸丰元年（1851年）的3，381万人下降了9．6％，以后即一直处于缓慢的增长之中。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入江西，该年上报户口数字即由前一年（1855年）2，387．8万人遽降至1，237．6万人，次年（1857年）复降至984万人，不及咸丰五年的58．8％，越年（1958年）又急遽上升至2，448．6万人，超过咸丰五年2．5％，一年之间上升了1．5倍，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又回升，诚不可信。十年（1860年）缺报、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61—1898年）的三十七年间，初以每年1—3千人，继又以每年4—8千人的微弱数字稳定地增加到2，461．7万人，显系出于胡乱编造，不足为据。 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的广西省，金田起义这一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有782．7万人，咸丰六年（1856年），广西梁培友领导的天地会，与由广东前来的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在梧州会师，该年广西人口即由前一年777．4万人降至516．4万人。次年始户口即失载。咸丰十年（1860年）天地会首领吴凌云部控制了左、右江大部分地区，同治二年（1563年）吴凌云在与清军作战中牺牲，余部在刘永福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人口当继续有所损耗。此后直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一度上报750．9万人，再后即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高达1，225．9万人，其不实显而易见。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及捻军入陕，陕、甘回民相率起义，同年，陕西即不再有户口上报。至同治七年（1888年）回民起义被左宗棠镇压下去，在此七年期间，陕西人口降幅较大，后清军转向甘肃进剿，陕西成为供应清军人力物力的基地，人口发展仍处于停滞，直至光绪十年（1884年）始上报809．4万人，经历二十三年，始恢复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1，197．3万人的67．6％，即下降了32．4％，减少387．9万人。 甘肃省同治元年（1862年）发生河州回民起义，次年起即不再有户口上报。七年（1868年）左宗棠平定陕西回民起义后，即转向甘肃进剿，十二年（1873年）攻克肃州，回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出兵玉门关讨平新疆，甘肃为支援这一战争而大受其累，直至光绪四年（1878年）平定新疆后始得复苏，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592．8万人，较同治元年的1，547．6万人减少了954．8万人，下降了61．7％。 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年）贵州都匀府先后发生杨元保领导的独山州布依族农民起义，岩大五领导的清平苗族农民起义，潘新简领导的荔波水族农民起义；镇远府张秀眉领导的台拱厅苗族起义，姜映芳领导的天柱侗族农民起义；遵义府杨隆喜等领导的桐梓汉族农民起义等，各支起义队伍达数十万人。贵州省咸丰九年，同治二、三、五、六、七、八年及光绪七至十一年户口均未上报，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仍仅有485．9万人，较动乱前咸丰四年（1854年）544．1万人减少58．2万人，下降11％。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1，121．6万人（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1。），十一年间陡增57％，其上报不实，灼然可见。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各地回族相继起义，云南东、南部有马复初等领导的回民起义，西部有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以及大理府弥渡县李文学领导的汉、彝族人民起义等，始终坚持抗清活动，动乱发生以后户口一直缺报。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983．5万人（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1。），较动乱前咸丰五年（1855年）的752．2万人增加了231．3万人，上升23．6％。 以上可见，清代见于《户部清册》记载的各省咸同动乱结束后的人口数字，时间参差不一。其中湖北省最早，为咸丰八年（1858年），广西省则迟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有人口上报，安徽、甘肃、云南三省更迟至宣统元年（1909年）始见有人口的调查数字，这些数字本身的可靠性已多疑问，再加上这期间流亡在外的人民多已陆续回归，以及外地移民的大量入迁，因此，很难正确地反映出动乱期间人口的实际损耗率。 对人口损耗的过高估计 咸同年间的人口，除上述户部统计的阙失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因素，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时期人口降幅过大的错觉。 1．动乱中转徙流亡或参加起义军而脱籍者为数甚多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在奏摺中称：“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李文忠公奏稿》卷之3，《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苏州府吴江县即“至咸丰庚申（咸丰十年），粤‘匪’下窜，户口散亡多矣”（光绪《吴江县续志》卷9。），扬州府甘泉县遭受兵燹后，也是“既多丧亡散失，……商旅视为畏途，则皆闲道而去”（光绪《甘泉县志》序。），在浙江，则有“自几次被‘贼’窜扰之后，人民离散，田野荒芜”（《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以及“金、衢、严及杭、嘉、湖一带，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第7章，页G，78。）的记载。安徽安庆府曾是太平军与清军数度展开争夺战的要地，人民因战乱“罹烽刃者，十不二三”，余多“转徙四方”者（民国《怀宁县志》卷7。）。《陕西通志》记载：“同治初，回变起，杀伤几五十余万”（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其伤亡人数不过占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1，197．3万人的4．2％。又《通志》引《乡土志》：府谷县道光三年（1823年）140，036人，“同治初，值回变，四乡五口外，死敌殉难，箍走逃亡，寄籍他乡者，殆去其半”，光绪年间又屡遭灾荒、瘟疫，人口续有损耗，迄宣统元年（1909年）已恢复并高于道光，增至151，780人（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引《乡土志》。），除自然增殖外，当系大量“箍走逃亡，寄籍他乡者”陆续回归的结果。 除在战乱中逃散外，响应农民起义而参军者，亦不在少。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其奏章中即云：黔民“军兴以来，非从‘贼’即逃亡矣”（奕等：《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40。），仅湖北、江西二省到咸丰十一年止，自愿投入太平军的贫苦农民即达一百万人（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页134。）。 所有在战乱中流散在外或参加起义军的人民，并非人口的真正损耗，只是暂时被摒除在州县版籍之外而已。 2．咸同动乱后保甲废弛，户口登记有名无实，不可凭信 清代自乾隆朝开始，利用保甲制度编审人口，凡编保甲，每户给以门牌，书其家长姓名、生业及丁口名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使游离人口咸登版籍，其对人口的统计比较可靠。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迫于当时的紧急形势，赋予各省督抚以编练新军和自筹军饷的权力，为组织民团户口登记只重应役年龄的男丁，“保甲”几乎成了“团练”的同义词，其原有登记户口的职能逐渐被废弃。如湖北省自“咸丰军兴以来，练团劝输，虽有调查户口之举，皆随时随地为之，不及全省。州县官或具报，或不具报”（民国十年《湖北通志》卷43。）。陕西省对户口登记“州县多视为具文，欲求确实细数，戛戛其难”（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1，序。）。安徽宁国县“户口实数虽经政府屡次调查，然乡村董保每视为一种具文，毫无确切统计”（民国续修《宁国县志》卷4。）。江苏吴江县也是“有司不力行，保甲岁则料户口徒为烦吏厌之，而增损以其意，以是知所列非其实也”（光绪《吴江县续志》卷9。）。上海县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曾为各地难民趋避之所，兼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人口繁衍，但见于记载的自咸丰四年至光绪七年（1854—1881年）的27年间，人口数竟固定不变，保甲登记户口已是随意编造，徒具形式，与实际相去甚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颁布保甲章程，对登记户口规定：“凡男丁姓名、籍贯、年岁、生业逐一查填牌册，妇女及年未十岁幼孩免于查填”（光绪《句容县志》卷4。），登记则仅限于男丁。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废止保甲人口登记制，明令以警察代之，尚未建立警察机构者，“调查户口事务归地方自治董事会或乡长办理”，未成立地方自治董事会的地方，则由乡长“并遴派本地方公正绅董会同办理”（《大清法规大全》（1901—1909年），《宪政部》卷6。）。时“民间狃于向来苛索之故，辄误会调查户口亦为加税而起，陈报遂少实在”（《鄞县通志稿》，《舆地志》，壬编，《户口》。）。乡董对户口册大多任意填写。咸同动乱后迟至宣统元年（1909年）始有户口调查数的安徽、甘肃、云南等省，其户口数字大多出于揣度，不可凭信。 以广西省为例，自咸丰七年（1857年）起户口久未上报，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度上报为750．9万人，以后又缺报，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高达1，225．9万人，超过道光三十年（1850年）782．7万人的56．6％。翌年（1901年）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桂省幅员辽阔，村落零畸，兵燹迭经，流亡未复，调查户数较他省为难，加以民智颛愚，人心浮动，未悉调查宗旨，将有抽丁增税之疑，办理稍未得宜，易致滋生事故。当经分饬各属遵照部章，先行出示晓谕，并编造白话浅义广为讲演，以袪疑虑”（王世达：《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社会科学杂志》卷3，第3、4期。），次年（1911年）调查数即改为874．7万人，较元年减少29％，其不实显然可见。 3．兵燹后册籍不存，有司不加详稽，遗漏者众 由于战乱中档案散失，方志大多未能记下太平天国前的人口数，动乱平息之后的人口数亦未及时登录，很难推断动乱期间人口的实际损耗程度。 湖北省咸同动乱年间“布政司档案毁失，无从搜辑。同治、光绪时所修各州县志亦不载后来户口”（1921年《湖北通志》卷43。）该省咸丰八年（1858年）恢复户口上报3，057万口，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471．6万口，年均增长率仅3．1‰，40年间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之中，毫无起伏。即逐年增益少量人口以塞责。在州县未有上报的情况下，其全省人口总数显系出于臆造。 云南省自咸丰初军兴后，以“卷册遗失，民数难稽”（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卷125。）光绪十年（1884年）始有人口统计，由道光十年（1830年）655．3万人降至298．2万人，下降54．5％。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户部调查又陡增至1，272万人，时隔18年，即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83．9‰。宣统三年（1911年）云贵总督汇报民政部，复降至805．3万人。《云南通志》作者亦认为不可信，指出光绪十年乃“据各府厅州采访所得，……其中遗漏甚多，可以断言”，而二十八年户部及宣统三年云贵总督所报，亦“并无精密之调查，仍不过笼统稽其大数而已”（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卷125。）。 4．统治者出于对农民革命的仇视，论述人口损耗每多夸大其辞 《寇难琐记》一书的作者，诬蔑太平天国起义军说：“粤寇纷扰十余省，杀戮亿万人”（佚名：《寇难琐记》卷3。）。显系封建文人站在其反动的阶级立场上，对人民革命的恶毒攻击。 当时受命镇压起义人民的封疆大臣，为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博取朝廷的财政支持，在对其主子的奏摺中，也无不对动乱中人口的损耗进行夸大的描述。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十一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其奏摺中称：“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阿术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鸿章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州可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 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江总督曾国藩也奏称：“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查安徽全省‘贼’扰殆遍，创巨痛深。……终日不见行人，百里不见炊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1，《豁免皖有钱漕折》。）。 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宝箴在其《筹办苗疆善后事宜》条陈中云：贵州“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各寨所报“原日系百户，今祗存三十户”（罗文彬、王雪澄：《平黔纪略》卷19。）。而贵州巡抚黎培敬上奏时则谓：“黔省兵燹，垂二十年，百姓流离，琐尾存者，不及前之十一”。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也奏言：“迨苗疆平定，存者不过十分之一”（奕等：《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卷40。），又由十之三降至十之一。但据《户部清册》的记载，贵州同治十三年（1874年）417．1万人，较动乱前夕的咸丰三年（1853年）543．9万人（分见同治十三年1023号《户部清册》（光绪元年造）及咸丰三年992号《户部清册》。），仅下降了23．3％。 云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治十二年（1873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言：“各属自遭兵燹，百姓死亡过半。……现约计通省百姓户口，不过当年十分之五”（奕等：《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9。），按动乱前咸丰五年（1855年）云南计752．2万人，减半为376．1万人，翌年又奏称：“滇省军兴十八载，‘沦陷’五十余城，……百姓死者不下数十万人”（奕等：《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9。），所损不足百万，则全省人口当仍在六、七百万之间。出自一人之口，相去竟如此悬殊。 从部分方志的记载推断人口的实际损耗程度 江苏南部、安徽全省及浙江西部，是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蹂躏最烈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的部分方志中，仍保留有19世纪后期的人口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该地区人口损耗的情况。 江苏省太平军占领的六府一州，就见诸方志记载的人口变动情况列成表一： （附图） 表一所列江苏省各府州县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人口数字，缺乏年代划一的记载。个别如江宁府六合县，起义前还是乾隆后期的人口数，自不及动乱前夕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人口数。起义后则迟至光绪前期始有人口记录，其间相隔达一个世纪之久，由于动乱结束后流亡在外人员的陆续回归，以及战后土地抛荒吸引大批外来移民，因而动乱期间人口的实际损耗程度当远高于67％。但除位于江北的六合、甘泉两县外，江南地区还是动乱刚结束后同治年间的数字，大体上仍不难反映出动乱前后人口的变化。又江苏方志大多循旧例仅载丁数，虽非全部人口数，但并不影响对减耗程度的估算。 各府州人口减耗的百分比，江宁府三县，平均72．6，镇江府两县78．05，常州府三县71．7，扬州府一县64，苏州府、太仓州及松江府分别为62．3，34．3及9．1。太平天国中心天京邻近地区人口损耗率最高，离天京越远人口损耗率越低。松江府由于上海作为全国最大都市的兴起，得到较多的保护，人口损耗最少。江苏南部各府州平均损耗56％。 在计算江苏省人口的减耗程度时，还必须考虑到江北淮安、徐州、海州、通州及海门两府、两州、一厅，以及扬州一部分未受太平天国影响的地区，其人口发展的情况，见于部分方志记载的如表二： （附图） 表二苏北未受太平天国影响的三县一厅，平均增长率18％。倘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苏省各府、厅、州人口分布计之，则江南五府、一州暨扬州府之半，占73．8％，江北两府、两州、一厅及扬州府之半，则占26．2％（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72—107。）。咸丰元年（1851年）江苏4430．3万人，倘以同样比例推算，则苏南、北分别为3269．6万人及1160．7万人，前者减少1830．9万人，后者增加208．9万人，通计之全省实际减耗1，622万人。 太平天国革命军暨捻军活动地区，几遍及安徽全省，见诸方志记载的人口变动情况见表三：（附图） 表三皖南广德、歙县、黟县人口损耗率平均为61．7，皖北舒城、寿州、颖上人口损耗率平均为54．5％，倘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安徽省各府州人口分布计之，则江南四府一州占37．7％，江北四府四州占62．3％（据《嘉靖重修一统志》卷108—134，湖州府比照嘉兴府亦以损失67．5％计。）。咸丰二年（1852年）安徽省计3，765万人，则皖北消耗1，278．3万人，皖南消耗875．7万人，总计损失2，154万人，大体上符合安徽人口损耗大于江苏的实际。 浙江省太平天国时期也是人口损耗较大的地区，其见于方志记载的杭州、嘉兴两府人口变动情况见表四： （附图） 咸丰元年（1851年）浙江省3，010．7万人，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江各府厅人口分布的比例推算，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占32．4％，其人口损耗最重，为68．3％，666．2万人（据《嘉靖重修一统志》卷281—360，湖州府比照嘉兴府亦以损失67．5％计。）；严州、金华、衢州三府占15．8％，人口损耗次之，约达50％，328．8万人；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五府及玉环厅占51．8％，人口损失最少，以25％计，389．8万人。浙江全省通计损失约1，384．8万人。 以上通过方志的有关记载，对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太平天国期间人口损耗所作的定量分析，约计损失5，160．8万人，加上前节对湖北、江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人口损耗的估计数1，757．4万人，总计损耗数字为6918．2万人。以同治十二年为例，该年四川、奉天、山东、山西、广东、吉林、福建、湖南等省较动乱前的咸丰元年合计增加1，697．5万人（见1022号《部清册》。），增减相互抵销后，实际37，968．9万人，较咸丰元年的43，189．6万人减少5，220．7万人，下降了12．1％。笔者在《清代人口考辨》一文中（拙作：《清代人口考辨》，《历史地理》第10辑。），曾试以各缺报省区见于《户部清册》最邻近年份的数字，作为缺报年份的人口数，推算出同治十二年为37，206．4万人，较咸丰元年减少5，983．2万人，下降了13．9％；两者数字比较接近。总之，咸同动乱年间全国人口的损耗，大致在5、6千万左右，逾亿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美籍学者何炳棣在其所著《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曾采用大量方志材料，论证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耗的情况，从而否定了19世纪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谓损失仅2至3千万的估计。何先生虽未能对实际损耗的数字作出定量分析，但他提出的“十九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期间的社会大动荡给了中国一个喘息机会以作一些地区性的经济调整，但就全国而言基本的人口土地关系依然故我，变化很小”的观点，还是很有见地的。太平天国起义给土地资源和人口带来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空前的沉重打击，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自耕农，个体小农经济对人口繁衍的促进作用，成为日后人口面临新的膨胀的契机。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