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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多次重大变迁。这些变迁的结果是，中国史家不断分化组合，以意识型态和治史风格为分野，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大致说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至少存在三大派别﹕科学史学派、传统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如果依治史的方法来看，又可分「史料」与「史观」两派。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流派之间又不断交叉融合、相互影响。本文以钱穆早期史学为例，探究钱穆与科学史学家，即「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钱穆的早期学术生涯，受到科学史学家的影响，以「考史」成名。但由于抗战的关系，则使他逐渐与科学史学分道扬镳，改以「着史」为业，宣扬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使他以后成为一代「国史大师」。 关键词：钱穆 科学史学 胡适 顾颉刚 傅斯年 一、 引言 二、 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三、 钱穆与科学史学 四、 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五、 结论 一、引言 有关钱穆先生的学术定位问题，特别是有关他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在他逝世以后，已经有了不少讨论。1但不管钱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响他作为现代中国一代学问宗师的地位。事实上，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虽然钱先生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以致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如此感叹﹕「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2在钱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钱穆学术生涯的综合讨论会，恰好反映了钱穆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和影响深远。 但钱穆先生首先而且毕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学研究不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础，也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钱穆的论著中，不少人都称赞他「以史证经」、「以史证子」的成功。3那么，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这是本文希求探讨的主要问题。要想解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将钱穆的史学置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变过程中考察，方能对他的史学成就，有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所周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其史学研究的传统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使得史学界出现流派纷陈、相互竞争、递嬗的复杂局面。在中国史学史上，二十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史学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钱穆先生置身于内，参与其间，其成就及影响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论学不立门户」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一些常见的流派。4因此，对钱穆史学的研究，就显得别有兴味。 二、科学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为了正确阐述钱穆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我们似乎必须对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述。中国史学的革新与改造，自然是与西方强权的侵入是有关系的。在鸦片战争的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觉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努力，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将一般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沿海的邻邦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一「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反而缩小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原来的「天下」缩小到了「国家」。中国人渐渐抛弃了以前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将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国家，也即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但在这一新的国家观中，又包含了原来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5保皇派可以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保国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中华民族的天下，清朝的灭亡正好是? ９谋匾跫５蘼廴绾危业男送鲆丫晌泄俗⒁獾闹行摹４犹煜碌焦遥从车氖侵泄说娜贤勰钏纳羁瘫浠?p> 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和1905年开始《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年魏源、王韬等人介绍西方的著作中，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只是原来的天下观念的延伸，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国家观念的普及，原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已经被中西之间的抗衡、甚至中国应模仿西方的认识所取代。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未能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即所谓中国的「旧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想将「国家」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同样的企图也见于「国粹学派」的著作中。所谓「国粹」、「国魂」，都首先由日本学者所发明使用。「国粹学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与梁启超一样，曾受到日本现代学术的影响。在「国粹学派」追寻中国这一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即「国粹」）时，历史学也是他们重要的工具之一．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衡量，「国粹学派」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邓实就写道﹕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6邓实像梁启超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为基准来检验中国传统史学，由此而发展中国「无史」的呜呼。更有甚者，他认为没有史，便没有学，而没有学就没有国，于是将史学研究，将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脉络。以后史坛流派纷陈，但都不脱此藩篱。钱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史学的兴起和演变时，也将钱穆的史学放在其中一并考虑。7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清末民初中国人世界观的巨大变化。一旦放弃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国视为世界上诸多国家的一个成员，就自然需要对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虑。这是当时民族主义史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其实，就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形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十分简单明了，那就是在西方强劲的挑战面前，中国显得? 砣跷蘖Α⑿鄯绮辉佟Ｓ谑牵矶嗫鳌⒓そ耸刻岢母铩⒈浞ǎ郧笾泄卣瘛Ｕ庑┫敕ǎ诮裉炜蠢矗坪跛忱沓烧隆５涫等捶从沉艘恢掷饭鄣纳羁瘫浠茨鞘钡闹泄丝家越鄣墓鄣憷纯疾炖返姆⒄沽恕Ｒ蛭峭ü郏嗣遣趴冀澜绺鞯厍睦贩旁谝桓銎鸬闵峡疾欤怨鄄焖乔敖俣鹊目炻Ｒ舱怯捎诮郏赐ü胪夤乇鹗俏鞣嚼返谋冉希嗣遣抛⒁獾焦糯泄南冉拖执泄穆浜螅谑蔷陀辛怂健父葱恕沟奶岱ā！腹庋伞苟浴腹叛Ц葱恕骨橛卸乐樱逅氖逼诘娜宋镌蛱岢肝囊崭葱恕梗际窍岳Ｑ细捶氲摹短煅萋邸罚诘笔钡乃枷虢缱匀挥姓鹆Ⅰ淖饔茫鄣囊话愕览恚ü抑涞氖胂仁牒螅杂谀鞘钡闹泄死此担Ω貌⒉荒牙斫狻?正是由于进化论的观念显得如此显而易见、深入人心，康有为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到儒学经典中寻找其痕迹，以求证明在中国古代学问（三世说）中，也包含有这一「伟大的」真理。由于进化论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学在中国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要想复兴中国，就不得不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代中国的先进，具体表现在何处，又如何能对当前复兴中国的任务，提供何种帮助。于是，历史研究就带上了「目的论」(teleology) 的眼光，即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于当代的史实，提出新的历史解释。这一用「目的论」的眼光考察过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区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9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实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史学，呈现特别活跃的局面。如「国粹学派」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构造，就力图从远古的时代入手，发现一些与现代科学相契合的因素，而将这些「现代因素」的湮没不彰，归罪于儒学的兴盛。10毋庸赘言，「国粹学派沟母葱斯叛У哪康模俏私ㄉ枰桓銮渴⒌南执泄Ｕ庵殖鲎韵执墓鼗扯毓恕ⅰ阜⑾帧构サ淖鞣ǎ闪酥泄褡逯饕迨费У闹匾曛尽Ｍ恕阜⑾帧构ァ⒏葱斯叛В渥鞣梢远嘀侄嘌谑蔷陀辛瞬煌氖费Я髋伞８匾氖牵谥泄凭玫难醮持校怨糯渥杂幸桓霾欢细镄隆⒈浠内故痛场?1现代学者之复兴古学，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之相联系。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末期推崇今文经学、贬斥古文经学，便是现代学者从现代的立场「托古改制」，并与已有的诠释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康有为之倡导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他对所谓「新学伪经」的指责，则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的「疑古」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疑古」的风气，完全归咎于康有为。事实上，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从现代中国的问题出发，已经对现存的文化传统，逐渐产生种种恶感，视之为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们的着眼点，是将科学理性的发达视为西方文化强盛的基础，而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中把科学研究视为「末技」的作法，视为现代中国贫弱的主因。如果说进化论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自身的落后，那么科学主义则向他们揭示了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改造必须仰赖科学方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来，成为不少人坚守不移的信仰。用科学方法复兴古学、重振中国，梁启超首开其例。科学史学对写作《新史学》时候的梁启超而言，就是如何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因此他在《新史学》中，将展示历史的进化视为史学研究的宗旨。但是对小他一辈的胡适来说，进化论则应该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对此有一段重要的解释﹕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 返慕勰睢５搅耸笛橹饕逡慌傻恼苎Ъ遥讲虐汛锒囊慌傻慕勰钅玫秸苎侠从τ茫荒美磁勒苎系奈侍猓美刺致壅胬恚美囱芯康赖隆＝勰钤谡苎嫌τ玫慕峁惴⑸艘恢帧咐返奶取?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2一旦进化论成了一种历史方法，它就对复兴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有为对「新学伪经」的怀疑，如果用胡适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缺乏详实的证据。而「进化」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则为如何证明这种怀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伪书、伪经的来龙去脉，用事实来证明其伪。由此看来，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提出怀疑到证实其怀疑。但是虽然胡适将进化论解释成一种方法，但这并未影响人们用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化。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好证明中国传统学术中科学精神的不足。因此，进化论史观所揭示的中国的落后，仍然是胡适等人「科学实验」的思想背景。既然缺乏科学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那么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必然以寻求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态度为主要目的。但是像「国粹学派」一样，胡适也有复兴古学的愿望。虽然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先进，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不会与科学的精神相差太远。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时以先秦哲学为研究对象，表明他像邓实等人一样相信，在远古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包含有科学的因素。的确，在他博士论文的起始，他就断言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中，都有逻辑方法存在和发展的例证。13从胡适的这一立场来看，他把清代考证学家的方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一种，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胡适提倡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是想通过这一「整理」，发现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加以重振、复兴，以求富强。胡适将他所参与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心态。但既然有复兴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不足，与科学的精神相背离了，因此有待现代中国人的重振。这一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适对当时中国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虽然有科学的精神，但长期以来并未有长足的进展，于是许多文献资料就显得很不可靠。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受到胡适的影响，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辨」的讨论。顾的大胆「疑古」，继承了康有为、廖平等人怀疑古文经学的传统，是那个时代「疑古」风气的一个集中表现。14但是，顾颉刚的「疑古」，虽然像康有为一样态度激烈，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还是胡适。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证明。15既然顾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胡适，那么他的「疑古」就必然带有求证的意图，即如何用事实来证明作伪的经过。如此一来，这一「疑古」就带有建设性的意向。顾颉刚本人也声明，他的「疑古」，是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古史。16易言之，顾颉刚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他「疑古」成名之后，为声名所累，又由于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使他无法全力从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过，顾颉刚虽然自己无法全力以赴，但对别人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建古史，还是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顾颉刚之提拔、推荐钱穆，并非偶然，而是他在学术界的一贯作法，也是他学术理念的一种反映。17 三、钱穆与科学史学 对顾颉刚提拔钱穆一事，一般人都归之于顾在学术上的宽宏。18这固然没有大错，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顾之推荐钱，也是因为钱穆的治史，与顾在当时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顾颉刚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辨」论战，就其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来看，是为科学史学、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胡适在评论「古史辨」的讨论时已经指出，不管双方意见如何，但都必须用同一种方法﹕「就是寻求证据」。19由此看来，「古史辨」的讨论，与其说是批判传统，不如说是为现代史学研究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现代中国史学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即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20钱穆之为顾颉刚赏识，正是由于钱的早期史学著作符合当时史学研究的规范。 如所周知，钱穆由于早年丧父，未能上大学深造，而是在无锡、苏州附近的小学与中学各教了十年书。由于江南一带文风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学，钱在教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典籍，积累了丰厚的经史方面的知识。从他自学的情况来看，他的早期兴趣以研读、诠释经典为主，与传统的学者相近。钱最初的两部著作，《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时的治学兴趣。但是，青年时代的钱穆，虽然以教书为业，但却没有完全放弃继续升学的愿望。钱在十九岁时，得知北京大学招生需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两书，便购来勤读。这说明他有应考的想法。既有应考的想法，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学术界的情形，也一定关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道，他在那个时期逐月读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关心学术界新动向的一个证据。21既然关心学术界的动向，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以后的顾颉刚，都一定很了解。对于他们的学问兴趣，也多知晓。事实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钱穆还效仿梁启超而自学日文，就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升学，或者进入学术界的愿望。虽然钱穆在晚年回忆时，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多有批评，但不难想象在青年时代，他还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随他们的想法的。当然，这里的所谓「追随」，并不指钱穆同意胡适、梁启超对传统学术的批评，而是指他那时对这些人的治学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钱穆当时在中学讲授「国学概论」，并写成和以后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对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治学兴趣，有很大帮助。应该说，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也即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钱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学讲授「国学」，就已经表示出在那个时代，学术界与教育界已经接受了那种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以国家为关怀的中心的文化理念。当然，钱穆虽然教授「国学」，但他对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22这一段话，十分有意思。其中「学术本无国界」一语，表明钱穆仍然像传统儒家那样，没有忘怀天下。但他在同时又说他应时代之需，采用了梁启超的观点，表明钱穆在那时也愿意跟随该时代的学术潮流。在《国学概论》书内，更有不少例子说明钱穆对「新」学问，非常了解。这一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钱穆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时参考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与前人的论述作比较。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几个例子。譬如，在钱穆那时下力很深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他就参考而且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说法不可靠﹕「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23在谈到两汉今文、古文的争论时，钱穆像顾颉刚一样，并不认为在汉代，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他们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时，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讨论的藩篱。24到了唐代，有关佛经的翻译，钱穆则引用了梁启超的论著。25在讲述清代考据学时，钱更是大段引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对那些「新」人物著作的熟悉程度。在总结清代考据学时，钱穆引用了胡适、梁启超的意见，认为这些考证的手段，代表了科学的精神，有助于史学的研究。不过，钱穆对清代学问还是有所保留。他引证了柳诒征对之的批评。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欢胡适的批评。钱穆引了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说法，认为清代考证学，欠缺对「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从钱穆以后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不满做纯粹的考证学问，而是有意成为一名「史家」的。26看来胡适对早期的钱穆，也有一定的启发。 钱穆对他同代学者的直接评论，见于《国学概论》的最末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在该章中，他将章太炎、胡适和梁启超视为当时治先秦诸经与诸子的主要人物。对于胡适，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27这几乎是「夫子自道」，即钱穆已经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即使做古代的学问，也须采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不断将中西学问做比较，看来与此认识有关。事实上，在写作《国学概论》时，钱穆已经对西方的一些学术经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28当然，钱穆对胡适还是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著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对来自东南大学柳诒征的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29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说那时的钱穆对「新学问」有仰慕之心、追随之意，恐不为过。而他那时对胡适等人的反动派，则并不见的有多少同情。譬如，钱穆在评论柳诒征在东南大学的同事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杂志时，这样说道﹕这些人「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在简述了「学衡派」的「人文主义」以后，钱穆也只是说﹕「盖与前引二梁之书（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相桴鼓，皆对于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学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与二梁以中西分说者又微不同」。30从这些不温不热的评语可见，钱穆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并不看好。而他所认为与新文化运动可以相媲美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认识到了以后也没有改变。31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的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进入学术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为虽然《国学概论》出版于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学任教以后，但据他自述，他写作该讲义，是在1926和1928年之间，也即在他结识顾颉刚以前。32该书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对当时学术界的先进所抱的比较真实的看法。从上述的讨论来看，钱穆在那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颇为赞许。因此，他在1929年认识顾颉刚以后，会马上被后者所欣赏，并非完全偶然。事实上，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颇为称许，认为他们「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对他们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剥皮主义」，表示有「注意之价值」。33既然钱穆欣赏胡适、顾颉刚，那么他那时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适等人所创建的学术标准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钱穆早期的两部成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互补」的情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之写作该长文，是在写《先秦诸子系年》之后，以应顾颉刚的稿约。从他的写作宗旨来看，有不少与顾颉刚对古史的态度相契合。而钱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胡适的「剥皮主义」。34像顾颉刚、胡适等人一样，钱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垒，对古书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明显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希图用考证的方法，将古书的真伪作细致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钱穆对古典学问始终抱有一种崇敬的态度，不愿轻易将之摒弃，而胡适、顾颉刚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传统学术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在钱穆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并没有全面阐述他的学术观点。此时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着史」。这是他在那时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史家」所欣赏的主要原因。在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傅斯年在宴请外宾时，经常邀他作陪，并向外宾介绍说钱穆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俨然将钱视为同道。35傅斯年那时欣赏钱穆的原因，与钱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立场有关。钱穆写书的出发点，是反对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即批判所谓「新学伪经」论。而他采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汉书》，将刘向、刘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迹，逐年记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就刘向、刘歆的生卒年来看，刘歆领五经只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制造「伪经」，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造「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权，但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成立，因为在刘歆争立古文经时，王莽还不具备篡权的机会。由此看来，钱穆的成功之处，是用历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来鉴别经书的真伪。钱穆自谓：「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实，皆可以返」。而「发古人之真态」，则是他著书的「嚆矢」。36这也就是说，他用考订史实的方法，重建历史、「再造文明」。难怪胡适、傅斯年会欣赏他了。如果说顾颉刚之提拔钱穆，是欣赏钱的以史证经的方法，那么傅斯年之欣赏钱穆，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从「疑古」走向「重建」的关键时期。换言之，此时的傅斯年，已经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不再以怀疑、批判古史为重点，而是想通过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了。37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证史，但他的着作异曲同工，为重建古史做了贡献。38至于顾颉刚与钱穆，在那个时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研究兴趣与方法的相似。在钱穆应顾颉刚之邀，写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后，顾颉刚也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其中说道﹕「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39虽然顾颉刚在文章中，采用了康有为「新学伪经」的不少观点，与钱穆对当时今文经学的不满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都以考证的方法，重构古史。在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后，他又请钱穆作评论。钱穆也不讳言，对顾的「疑古」，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还未能摆脱今文学家的影响。顾颉刚回应说﹕「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40Jerry Dennerline所言，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填补了顾颉刚1926年开始研究的新史学中的空白」。41顾颉刚对钱穆历史考证手段的欣赏，在他1929年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初稿时就开始了。从该书的范围来看，钱穆的写作显然受到清末民初学术界对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如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就是例子。而从钱穆书的结构来看，则又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埒。他们都想将先秦诸子学术的演变，做一系统的整理。不过，胡适对诸子著作的态度，有一种怀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钱穆则虽也有疑，却又自然带有一种尊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区别在于﹕「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42这段话十分重要。钱穆等于是在说，虽然他们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却很不同。正是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钱穆以后的变化。不过在当时，钱穆还没有全面阐述他的文化、历史观点。他还是以「考史」闻名。但或许是由于两人研究相近的关系，胡适与钱穆之间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虽然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发表? 院螅食腥锨碌难剩匀怂等粢氏惹刂钭拥氖拢挥梦仕梢晕是隆?3但他们两人初次见面在苏州，就有点话不投机。胡适与顾颉刚两人都由于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的介绍而认识钱穆，但胡适到苏州中学演讲遇到钱穆，双方都觉得「意见不相得」。44钱穆到北京任教以后，又由于顾颉刚的介绍，再次与胡适相见，讨论学问，但以后还是往来很少。45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不同；胡适力求改造，而钱穆希图维护。而在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如对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6二是两人当时的治学相近，以致「同行相轻」，也有可能。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和钱穆的关系，其性质有点类似。47 四、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以上的论述表明，在钱穆1929年进京任教前后，他的学术研究，以「考史」为主，因此与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科学史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欣赏。但在学术信仰上，已经表现出某些不同来，只是钱穆还没有机会具体论述。余英时在评论他老师的学术生涯时说﹕「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这是非常道地的观察。对于这一占据「主流」的学问，据余英时的回忆，钱穆还是颇为欣赏的，认为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只是由于以后战争的破坏，才丧失了影响力。48所谓「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史料所采取的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这一标准在中国史学界的建立，自然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关。钱穆在史学界地位的建立，也显然是由于他早期的著作符合了这一标准。 但是，在钱穆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就已经在不少学者的心上，投下了一个阴影。提倡科学史学最力的傅斯年在当时，也已经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他的具体作法是，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实证的考察，希望用考古发掘的事实批驳「疑古」的论调。而对于东北的丧失，他则以写作《东北史纲》来驳斥日本政府认为东北不属于中原大陆的说法。由于写作匆忙，他的《东北史纲》里面包含不少史实的错误，由此引起一些学者的嘲讽，认为他一方面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49但该事件说明，当时中国的学界，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九一八事变」无动于衷。钱穆自然也不例外。据他自己说，他之研究历史，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50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虽然钱穆以前也治史学，但并没有「着史」，而是「以史证经」、「以史证子」。但自东北沦陷以后，则开始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来重振民族的信心。换言之，虽然钱穆以「考史」出名，但他进入史学界以后，则由于时局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改以「着史」为主了。钱穆的「着史」，包括了教学与著述两个方面。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如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钱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讲授历史的开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他所担任的课程是「中国上古史」和「先秦史」。但东北沦陷以后，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扬，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开设「中国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这一课程，但在课程设置的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傅斯年提倡「专题研究」的立场出发，这一「中通史」的讲述，应派几位专家分别担任，因此最初北大曾准备由十五位专家承担这一课程。后来由于实行起来困难，才由钱穆建议，由他和陈寅恪两人主讲。最后，钱穆自告奋勇，决定一人承担。51由此便有了《国史大纲》的写作。在如何教授「中国通史」上钱穆与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视为钱穆与「科学史家」分道扬镳的一个最初的标志。虽然这里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个教学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史学观念的不同。从傅斯年的立场出发，现代史学的特征就是史家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以求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认知。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开始便说﹕「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52而从钱穆讲授和写作「中国通史」的情况来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评的那样，其中既讲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义。难怪从那个时候开始，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这与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别。53钱穆与傅斯年交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钱穆此时已经开始在治学的兴趣与方法上，都有了改变。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钱穆进京以后，他就很少再从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章以外，钱穆仅在1939年写过《史记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时间都用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特质等方面。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穆的文章中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为题，概括钱穆的学问重点，可谓十分贴切。54这一重点在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明显。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见端倪。因此，钱穆的治学方法和兴趣的转变并非突然，而是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息息相关的。 钱穆得以进入北大历史系，与顾颉刚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本来北大想请的是顾，而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去北大，就安排了钱穆去那儿。顾颉刚是古代史的专家，钱穆替代他，自然也担任这一方面的课程。55他在走上讲坛以后，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由于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各派立场都有代表，互不相让。钱穆自己说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可见听课的学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56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说，看来是赞同顾颉刚的为多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辨》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57这虽然只是一个例子，可由此可见，当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主流」历史学家影响之大。钱穆在起初的时候，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据他的另一位学生杨向奎回忆，1931年钱穆到北大教书时，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级，修了钱的「中国古代史」。「按一般规定，中国古代史应当自虞夏商周讲起，但钱先生并不如此，他只是根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自先秦诸子讲起，联系史实讲下来，一年也没有出这个范围」。58但钱穆同时也在寻求变化。他也许感到那些「主流」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态度过于偏激，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改变风气。如他在北大开选修课时，就自定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希望对这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提出与梁启超不同的解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依该课的讲义为基础写成。钱穆的这部著作，体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从当时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来看，他之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无异是对清末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文化主流的一个挑战。因此钱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开「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历史系主任、留洋归来的陈受颐认为中国已进入民国时代，以往的君主专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钱的课上没有历史系的学生。反而是法学院院长周炳霖（也是留洋归来的学者）认为政治系的学生也应知中国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学生来修，才使课得以开成。59虽然钱穆之开「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一种政治表态，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对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自己明确的见解。他只是通过讲坛和著述，伸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希望学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学时，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他在那段时间，与各派人士都有交往，达三、四十人，实践他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的信仰。60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虽然起初为「主流派」的学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所谓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与胡适等人不太投缘，或观点相左的人。61而钱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赏识，则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这些人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因此，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左派学者有参考的价值。62从钱穆自己的回忆来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为紧密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3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 64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65这种情形，虽然发生在钱穆离开联大以后，但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也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钱穆当时的反应就是，潜心写作《国史大纲》，全面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阅读了不少西方著作，以致他在完成《国史大纲》以后，又花一年多的时间自学英文，以求能读原著。66到抗战结束以后，钱穆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已经不时掺杂他对西方哲人的评论，可见他对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也下过一定功夫。67余英时指出，「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68换言之，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决定公开向西化的思潮反击了。钱穆自己也说，写作《国史大纲》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改变。「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69而《国史大纲》则是他表明立场，确定学问宗主的开始。钱穆在发表《国史大纲》（1940）以前，? 龆ń洹匆邸凳紫仍诒ㄖ缴戏⒈恚从沉怂谀鞘钡募鼻行那椤Ｈ绻醋鳌豆反蟾佟肥俏税镏泄拇澄幕敲此摹匆邸稻褪钦庖涣⒊〉墓浴Ｓ泄厍隆豆反蟾佟分械睦饭鄣悖延胁簧俾凼觯收咭擦碛凶ㄎ摹?0此处仅想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主，分析一下该书在钱穆学术生涯中的含义。钱穆写作《国史大纲》所公开的立场，可以见于两个方面。第一有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关当时史学界的流派。他在〈引论〉中开宗明义，从中国的历史着眼，正面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钱穆说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钱穆这里所谓的「历史」，有历史与史学两个意义。「悠久」指历史，而「无间断」与「详密」指中国的史学传统。钱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71钱穆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十分鲜明。既然历史与史学是钱穆立论的主要根据，他就必然要阐明他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在他看来，史学包含「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两种。「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 τ氲鄙硐执种治侍猓星浊兄纭埂?2换言之，「历史智识」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反映了现代人对过去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不断更新。由此可见，钱穆的史学观反映了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以往史家单纯记述历史的作法有重大区别。73如果用钱穆的话来说，即他认为现代史学家不应像「传统派」的史家那样，「主于记诵」，而须温故知新。除了「传统派」以外，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还有两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他对「科学派」所下的定义十分明白，认为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代表，显然指的是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但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并无什么价值。下面请看他的评语﹕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 趴凸郏任抻诔商逯罚嗖宦圩约好褡骞抑幕杉ㄒ病?4这一评语，十分尖锐，其矛头与其说是指向胡适，无宁说是指向傅斯年，因为胡适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傅斯年反对「着史」，以专题研究为重，又崇尚实证、客观之史学，与钱穆所言更为相合。75显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称他从来不读钱穆的书，钱穆对傅也无多少好感可言了。在钱穆的回忆录中，他还试图将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区别，认为他自己与顾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学的德国兰克学派），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76 钱穆比较欣赏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从他的解释来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提倡的民族主义史学。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将钱穆列于其中，颇有道理。77但是，钱穆对章、梁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也有批评，认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批评太多，而于西方文化，过多赞扬。因此也有必要修正。78毋庸赘言，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是这一修正工作的开始。除了该书以外，他在当时和以后的论著中，都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绍与肯定。79 由此看来，钱穆《国史大纲》的写作，是他公开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的出版，表明钱穆已经不再以「考史」为治学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扬中国文化、强调中国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为己任。自此以后，一直未有改变。据许多人回忆，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的最后一课，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为结束，可见他直到晚年，始终没有放弃、动摇过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80钱穆如此公开地批评胡适、傅斯年，那么对方也有反应。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傅斯年代胡适任北大校长，就没有聘请钱穆回北大任教。当时未受到聘书的原北大教员，大都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与日本有所妥协而致，而钱穆没有此等「污迹」，可见他与傅斯年学术上的分歧，是他未获聘书的主要原因。钱穆在1949年以后，没有马上到台湾，而是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也说明钱穆在那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81 五、结论 综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钱穆的学术生涯，如果从他与「科学史学」的关系来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时期。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时期，那时钱穆治学的特点是，逐渐走出传统，与新学问接触并有所靠拢，试图用考证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学问。这使他的著述，得到科学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还是与胡适等人有区别。1931年钱穆到北大任教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逐渐与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响的人物分离，而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他一人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和用正面的角度评价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他与科学史学的人物逐渐疏远的标志。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则表明他已经公开与科学史学的人物决裂了。不过在那时，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首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勃兴，使得人们对那种单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科学史学，兴趣顿减。而对紧密联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增加了兴趣。钱穆所代表的则是在这两派之外的另一种取径，虽然未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十分深长久远，而在近年非但在港台，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有扩大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经多次「革命」，终未能改变。在结束本文以前，笔者还想做一点说明。此文以探讨钱穆与科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因此便有将两者硬性对立起来的嫌疑。但这并非笔者的真意。事实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复杂性，特别是钱穆学问中的多面性。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变化，更是型态多样。现代中国的历史起伏动荡，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免发生变化。梁启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82而1937年抗战的爆发，更使得不少人为了民族大义，重新为自己的学术定位。即使是这里作为钱穆之「对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以上对史学界各种流派的划分，只是一种「暂时的」(temporal)作法。历史的持续与变化，特别是其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分化组合，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的吸引力，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主要动机。 *笔者感谢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邀请，在「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此文，也感谢中研院近史所黄克武先生的评论和《台大历史学报》两位审稿人的意见。 （责任编辑：林志宏 校对：张继莹） 1有关这些讨论可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0~90；以及钱穆妻子胡美琦，〈读刘着《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验内省》一文有感〉，《中国文化》第十三期（1996年6月，北京），8~19。中国大陆的学者，通常把钱穆与其它新儒家并列，如胡伟希，《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1992）；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2将钱穆先生称为「国学大师」的作法，在大陆学者中颇为流行。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中，钱先生的传略就被列为一种。在所谓的「国学大师」中，自有高下之分。该丛书中有些传主之「大师」称呼，就颇有些商榷的必要。但钱先生的地位，则无可怀疑。钱仲联纪念钱穆的论文，将钱穆与王国维并列，便是一例。见氏着，〈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7~79。逯耀东的评语见氏撰，〈夫子百年：钱穆与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承〉，收入李振声编，《钱穆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24。 3参见李木妙等人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评论，见李木妙编撰，《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台北：扬智文化，1995），120~127。 4在余英时回忆、讨论钱穆学术的论著中，他一再强调钱穆信奉章学诚「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来证明钱穆学问之博采众长。参见余着，〈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30~90。 5沟口雄三着、林右崇译，〈近代中国像的再检讨〉，收入《做为方法的中国》（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52~56。 6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2期（1905，上海）143~144。 7见余英时，“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China,” Erik L?nnroth, Karil Molin, Ragnar Bj?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155~174。 8吴展良在其《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台北﹕五南图书，2000）中指出，严复之翻译《天演论》，有其求道之宏旨，这是就严复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从《天演论》的影响来看，它当时之所以风靡一时，则是由于它对中国人如何求「富强」，提供了一个方案。事实上，当时中国人所求的是中国的「再度富强」。这里的进化论观念，十分明白。 9有关民族史学的研究论著很多，前举余英时参加写作的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一书，就是一例。另可参见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0)，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民族史学，也做了一些分析。 10如邓实就在〈国学原论〉一文中指出，在古代中国有所谓「鬼神学派」与「术数学派」， 前者研究自然界的变化，后者探究科学。但这些学派在秦汉以后，则由于儒学的兴起而衰微。见《国粹学报》第1期，21~31。11由黄俊杰在台大主持的「中国经典的诠释传统」的研究计划，已经对这一诠释学的传统做了不少探究。除了已经出版的中文著作以外，尚有涂经怡(Ching-i Tu)主编的英文文集，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12胡适，〈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二卷（台北：远东图书，1990），296。 13胡适，《先秦名学史》，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770。 14顾颉刚曾说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讨论百余年后该作的工作」。这说明他有受到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古史辨》（香港﹕太平书局，1962），第2册，〈自序〉，6。 15顾颉刚的自述见他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1~103。对顾颉刚疑古思想渊源的考察，可见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1987）和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台北﹕商鼎文化，1993）的有关章节。 16顾颉刚在清华讲授中国古代史时，表示了用科学方法重建古史的意向。见他为《古史辨》第3册和第4册写的自序。他也认为考古的方法会帮助人们最终达到这一目的。见氏着，〈中国古代史述略〉，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88），474~478。 17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顾颉刚提拔别人的事情。据顾颉刚自述，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北京，学术界有三大「老板」：胡（适）老板，傅（斯年）老板和顾（颉刚）老板。但前两位都有研究所或基金会作后盾，而他自己则靠自己的薪金支持青年学者。179~180。 18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包括上引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138~139。钱的弟子严耕望的〈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也说顾的「胸怀实极难得」。见《钱穆印象》，8。美国的Jerry Dennerline也把钱穆视为顾颉刚的「对头」(opponent)。见氏着，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19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190。彭明辉在《疑古思想与现代 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中也指出，「古史辨」论战的双方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71。20拙文，〈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3。另见拙文，“Historical Writings in 20th China: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Rolf Torstendahl ed., An Assessment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Stockholm: 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2000), 43~69。 2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北：东大图书，1983），79~81。 22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1。 23钱穆，《国学概论》，34。 24钱穆，《国学概论》第4章，80~121。顾颉刚对今、古文经的态度主要见于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辨》第5册。 25钱穆，《国学概论》，173~174。 26钱穆，《国学概论》第9章，246~317。 27钱穆，《国学概论》，323。 28钱穆，《国学概论》，61。其中钱穆谈到古代的柏拉图和现代的克鲁泡特金。 29钱穆，《国学概论》，324~325。 30钱穆，《国学概论》，347~349。 31钱穆不仅在《国学概论》的末尾阐述三民主义的伟大，也在以后其它的著作中做相同的论述，如《国史大纲》等书。 32见钱穆，《国学概论》，〈弁言〉，1。 33钱穆，《国学概论》，330~331。 34参见钱穆，〈易经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书局，1980），172。 35见钱穆的学生诵甘，〈纪念钱师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45。另见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313。 36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东大图书，1989），6~7。 37参见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第116期（1995，台北），10~29。另见王泛森，“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第三章；拙著，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第四章；以及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8。 38其实，傅斯年虽然提倡用考古的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但他自己在治学时，仍然以文献材料为主。如他的〈夷夏东西说〉和〈大东小东说〉，都是例子。 39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38~139。该书还提到，钱穆的手稿在顾颉刚遗书中发现，其题目原来是《刘向刘歆王莽年谱》，由顾颉刚改为今题，见页139。 40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39。 41 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9。 42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43。 43见钱仲联，〈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钱穆纪念文集》，78。 44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34~35。 45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40。 46胡适对于老子的看法，见其《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有关论文，见《老子辩》（上海：大华书店，1932）。 47周质平对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研究，见氏着，〈胡适与冯友兰〉，《知识分子》夏季号（1991，纽约），78~88。 48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文化》，15~16。有关当时史学界考证史学的影响，参见前引拙文，〈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29~39。 49王泛森对傅斯年之写作《东北史纲》及其反响有很好的研究，见他的博士论文”Fu 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第五章。另见前引余英时文“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century China”, 172。 50见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52。 51参见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37和Jerry Dennerline,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59~60。 52 《傅孟真先生集》第4册（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51），169~170。 53诵甘，〈纪念钱师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45。 54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19~29。 55有关顾颉刚推荐钱穆去北大的事情，详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140~143。钱穆1929年进京时在燕京大学教的是国文。 56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9。 57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52~54。 58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3。 5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7~148。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27。 60有关钱穆的几部传略中都提到钱穆在三十年代交游之广，如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314。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29。 61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和〈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16、57~61。 62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可参见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拙文，“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oviet Influence, 1949-196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3(2000), 95~111，对此也有分析。 6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55~56。 64参见严耕望的回忆〈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13；方诗铭的〈钱宾四先生散忆〉，《钱穆纪念文集》，37~39。 6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32~233。 66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9。 67见诸宗海在〈国魂常在、师道永存﹕为纪念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写〉中回忆道：钱穆在抗战以后，与学生交谈时，「于儒家学说、释道思想，俱有阐发，对康德、尼采、博格森、黑格尔，各有评论」。见《钱穆纪念文集》，66。 68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40。 69引自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43。 70有关的专题论文很多，这里仅举几例。杨承业，〈读「国史大纲」与「国史新论」感言：道统与法统献论〉，《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 新亚研究所，1974），379~420；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钱穆印象》，138~162。拙文，〈儒学与史学：钱穆《国史大纲》中之历史观分析〉，发表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9年7月的「儒学与现代东亚」学术讨论会。 7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引论〉，1。 7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引论〉，2。 73有关现代历史意识在中国的产生，笔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中有所论述。《新史学》9卷1期（1998，台北），55~84。 7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3~4。 75这一治史之传统在现今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仍然流行。其研究人员升等，仍以在该所集刊上的论文为重。 7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6。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27。 77见前引余英时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century China一文。另见余英时的解释，〈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文化》，17~18。 7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4~6。 79钱穆于1941年在《教育杂志》的「历史教育特辑」上与陈立夫、黎东方、缪凤林等人一起发表的、题为〈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的文章，就是一例。《教育杂志》31：11（1941，重庆），20~23。而在他的晚年，更有多部从史学的观点「为故国招魂」的著作，如《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等。其观点、内容，与《国史大纲》相近。 80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50。 81钱穆与傅斯年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950年，钱已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为了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援助，钱到了台湾。那时的行政院长陈诚设宴招待，由傅斯年作陪，两人大谈干嘉学派。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