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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犹风气，是一定时期社会流行的风气和习尚，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晚清风尚经历了从“扬”到“洋”再到“新”的过程。其“洋”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生的变化，它伴随社会的动荡与变迁而逐渐趋新。同时，风尚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且呈现变动不居的态势，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 风尚研究历来不为史家所重。又，由于风尚、风俗常相混淆，其理论界定尚待进一步研究，所以，迄今风尚以及晚清风尚仍乏综合、专题式研究。[1]本文试图对晚清社会风尚变迁做简单勾勒并就教于方家。 一、甲午战争前社会风尚的大致趋势 嘉道迄甲午战前，社会风尚呈现几种明显的发展趋势，其一，愈益从传统的“淳厚”走向“浇漓”，这也是历朝历代中晚期都曾经发生过的变化，只不过“浇漓”的程度有所不同。其二，在“浇漓”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认同发生了从“扬”到“洋”的变化，这是在外国器物乃至观念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它使晚清时代的风尚变迁走上了一条与传统不同的道路，即风尚的变化不再沿着传统的轨迹循环往复，而是朝着新趋向发展。第三种趋势伴随第二个趋势，或者说两者前后衔接，也就是在追求“洋气”的氛围里，人们逐渐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为甲午战争后趋新的时代潮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甲午战前风尚的变化速度缓慢，西方器物的影响相对大一些；变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少数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对其它地区的辐射作用不太明显。这不仅与风尚变化的程度有关，也与风尚传播载体——各种传播工具欠发达、近代新式学堂尚未普及、受新思想影响的学生未能构成规模较大的群体等因素相关联。所以，这一时期无论地方志、宗族谱论，甚至文人的笔记、日记，都很少见到新风尚的记录。即使有一些变化，也以传统色彩为多。 1.“淳厚”到“浇漓”，世风变化的一种趋势 世风浇漓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趋势，它与历朝历代中晚期经常出现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现象有很多相似性。 嘉道以后，文人笔记中世风颓败的记载多了起来。“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以前，阛闠之子，虽拥厚资，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弔”，“道光间，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者，广送硃卷，不问其出身奚若。喜单称谓，随意填写贵眷弟、贵眷侄字样，甚且结为婚姻，服饰起居，一派市井之气，令人不可响迩”。[2]嘉庆年间，官吏、士大夫与富商贵贾联姻的记录时有所见。[3]官商联姻、官商结交的现象不仅打破了官商之间势若悬隔的社会地位，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一种新人际关系，而且也反映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地位相对提高，社会等级发生的某些新变化。这种现象是明清以来社会阶层地位发生变动趋势的继续，是经济实力变化带来社会地位的调整。沈守之用“市井之气”来概括这种变化，是不准确的。 甲午战前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有以下几种重要表现： 其一，奢靡之风四下蔓延。道光间南河风气奢靡甚，“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河厅“买燕窝皆以箱计，一箱则数千金”，“即席间之柳木牙签，一钱可购十余枝者，亦开报至数百千，海参鱼翅之费则更及万矣。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其所司之肴进，则飘然出而狎游矣”。[4]仅此已见晚清河政何等腐败。 奢靡之风不仅在居显位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中流行，甚至影响到平民百姓，只要“稍见饶余，辄思华美，日复一日妄费愈增，人复一人摹仿务过”[5]。江苏扬州地区“承平时俗尚奢华，画舫歌声，红桥月色，真足令游客销魂”，奢华成为一种风气，也成为下层百姓谋生手段，“凡在中人以下之家，养女必先教以歌曲，女往往有巨商物色，可立致万金。不则入平康籍，亦能致富”。[6] 要享乐必须有钱，各级官吏俸禄低开销大，所以，操守常不能自持，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了风气，甚或贪污舞弊。 世风浇漓的第二种表现是上下交争利。嘉道时，好利成为风气。管同说：“今之风俗，其弊不可枚举，而蔽以一言，则曰好谀而嗜利。”[7]在湖广任上的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准人称“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张集馨年谱》“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8]。他总结说道咸时期的为官者，多半是一举手只想要钱。即使稍有廉耻，也往往自持操守气节，并不关心公事，“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9]；没有廉耻的则蝇营狗苟，无所不为。咸同以后，“士大夫罕以节气为重。见夫赫赫隆隆者，辄卑礼哀辞，求其援引，甚至结为师生，誓为父子。一旦致身通显，则又愧其从前，而思有以自异，于是貌为恭顺，阴肆挤排”。[10]人心不古，游手之辈自然多了起来，“京朝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徵歌为乐”[11]。他们提笼架鸟，斗蟋蟀，跑马走狗，无所事事。“俗喜夸诈，尚奢靡”，社会风气被一种重享乐、尚消遣的气氛所笼罩。这些风气一旦进入官场，便写就了晚清统治阶级的腐败。 晚清世风浇漓还表现是贿赂公行、腐败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不始于嘉道，但到嘉道时期更为严重。当是时招权纳贿，攘窃营私现象十分严重。一些人“循默尸位”，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头上“红顶子”。有名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民间讥讽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12]仕途披靡，风骨消沉，社会政治如何振作？无怪有人反映，当时九卿会议，往往只是一、二个王公枢相主持，剩下的仅“占位画诺”而已。当这些习气成了为官者汲汲钻营的“政务”，又有谁来关心国计民生呢！ 世风浇漓的第四个表现是赌风日炽。晚清社会不少人热衷赌博一途。道光年间，“俗尚叶子戏，名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13]同治时，“扬州赌风最盛，近日有摇摊之戏。官与商每合为一，以资财角胜负”。[14]1867年，港英当局因为禁赌命令名存实亡，只好宣布开赌禁并照章纳税。同一年，新任苏松太道丁日昌下令在辖区内禁赌，禁令虽严，但是，一些不法的赌场老板干脆挂出外国招牌，以期掩护。另外，北京、广州、武汉、天津等大城市，赌风也是愈刮愈盛。流行的赌博形式五花八门，如麻雀牌、花会、纸牌、骰子、摇摊、马吊、牌九、围姓以及斗鸡、斗蟋蟀等，差不多各省都流行着一种或几种样式。自开设租界以后，外国冒险家将洋式赌博引进中国，使中国的赌业发展到新阶段，不但原有的各种赌博形式继续保留下来，还出现了赛马、跑狗、“回力球”、“摩洛哥蒙特卡洛大轮盘赌”等大型赌博形式。由于利益所在，赌博之风越发难以控制。1884年以后，清政府索性开禁，使赌博合法化，成为国家正式税收来源。从此，赌博成为晚清最严重的社会痼疾之一。 “浇漓”成为世风变化的趋势，也成了反映政治统治能力的晴雨表。尽管乾隆以后的几位皇帝依然“宵衣旰食”，想使大清王朝的江山千秋万代，但在已经变化的时代，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总显得落伍，总显得力不从心。社会风气终于在无奈中走向浇漓。 2．从“扬气”到“洋气”，价值取向变化的趋势 从“扬”到“洋”是晚清社会风尚变迁的重要表徵，它反映着人们头脑中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为风气趋新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1825年，到广东经商的美国人亨利看到一些中国人将怀表，甚至二块怀表挂在绣花的丝质腰带上，还特意把表面朝外。[15]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后不出十年，租界里时髦打扮已经变成“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16]。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17]更晚一些时候，黄濬不无忧虑地说：“近顷西俗东渐，国人争弃绫罗缎锦，崇短衣革履，而江浙丝业扫地以尽”。[18]这些材料都说明，嘉道以降一些大中城市出现追求“洋气”的风尚。 “洋气”原本是“扬气”，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做派。史料说：“作事轩昂，向曰‘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19]后来盐商衰落了，“扬气”也被“洋气”取代。 “道光年间，洋务未起，时桂子栏杆、桂子扣无地无之。凡物稍饰观，人少轩昂，皆曰洋气”[20]，“自泰西互市后，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无不以洋为贵。甚有非洋而冒为洋者……世俗好异如此，有心世道者，能不感慨系之者哉！”[21]不仅沿海富庶地区和得风气之先的大中城市，即便是内地甚至某些乡村，日用洋货也有所流行。1829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谈道：“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22]1882年，外商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用一些进口洋货……，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188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现在每户人家都使用火柴”[23]。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后30-40年间，廉价的机器工业制品对沿海地区，甚至更广阔范围内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一部分农民的生活逐渐卷入了市场。 洋货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社会风气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扬气”到“洋气”，究之，是价值观念的转变。 当然，对广大劳动阶级来说，不仅嘉道年间的生活没有多大变化，就连19世纪中晚期也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那些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身无分文的赤贫阶级，社会风尚的任何改变对他们都毫无意义。 3．新观念的潜滋暗长——西方影响的趋势 与以往不同，嘉道以后社会风气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简单地循环往复。受西方的影响，它有了新的特质。 当西方文化以“洋货”为外在形式源源东来的时候，民风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时人说：“每来一物，华人无不争买，竟有日用之物，习以故常，非此不可者。”[24] 对大多数人来讲，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就是“习以故常”。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文人笔记中对西洋文化的欣羡之情多了起来。看到上海租界的新闻纸、市政管理各种规章，晚会、舞蹈、赛马等活动，人们不禁啧啧称叹：“盖西人于游戏之中，仍寓振作之义，青年子弟藉此以舒筋力。”[25]一位从事艺术的文人观看铁路后写道：“今见其制造之法，亦不甚难，惟易于图成难于创始耳。现在规模粗具，火车尚属寥寥，将来必为装运货物之用也。”[26]江苏的一位长于舆地的学者游上海，对新事新物产生浓厚兴趣，先后买了地球仪、西书，订购报纸，甚至还打算购入印刷机。[27] 70年代的天津，“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路旁树木葱郁成林，行人蚁集蜂屯，货物如山堆垒，车驴轿马辄夜不休，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制甚得法，清雅可观，亦俨如一小沪渎焉”。观者不仅明显地表现了欣羡之情，还议论说这里“立法皆善”，各种措施“裕国便民”，[28]其心态一目了然。类似的说法不仅在通商口岸接近西学的士夫文人中比较普遍，连一些担任官职、并不在洋务之列的人也开始关注西学西艺。 有些认识更超越了物质层面。 一位当县令的官员在闲谈中说，外国的礼节殊为简洁，当年孙家毂游历各国，“见国王只须罄折致敬，无所谓拜跪也。独布国以新战胜敌，于礼节大为增加，其贵臣谓观察曰：‘我国仪文繁重，见皇帝须三虾腰。然亦不过三罄折，而已谓为繁缛矣。’”他还讲自己和外国人打交道时“皆各尽其礼”，并总结说：“大抵各国领事等官久在内地，与中国官交际谈讌，颇有中外一家气象。第一涉及利字，则必攘臂而争，无交情之可论。”[29]话语尽管流露出以中国式的人情来理解外交关系的意味，但对西方各国简明的人际交往，却有欣赏在。 由此观之，在西方器物文化、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心理发生些微的变化，从不可思议、不以为然，到欣赏、赞许。虽然议论多是私下的，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很有限，但毕竟是思想变化、观念变化的滥觞，也是风气转移的开始。 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普通百姓身上没有如此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的反映往往直截了当，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既然洋货物美价廉，就用洋货弃土货；学洋文有用，能找到生财之路，那么，“就英文馆学习”的人自然多起来。甚至有一些“游手好闲之辈，略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浦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中渔利……沪人鄙而贱之，呼为露天通事”。[30]虽然以外语谋生靠的是直觉，却反映了时代的一种新变化。 西方文化对晚清社会风尚产生的影响既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趋明朗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这一特点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所走的大致行程差不多[31]，也符合人们认识的一般规律。当西方文化的内涵从奇技淫巧变成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时候，社会风尚就有了崭新的特质。 二、甲午战争以后社会风尚从“洋”到“新”的变化 严格地说，很难把社会风尚的变化截然分成两段，因为它前后连贯、彼此衔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战败的结局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巨大震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致使战前的“世风浇漓”大为膨胀，后两种趋势也渐趋合一，形成一股“趋新”时代潮，晚清社会风貌在某些方面一变而从新。 1．生活方式的趋洋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甲午以后它在更大的范围里从洋从新，这或多或少反映了风气的基本走势。 湖北武汉地区“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阛闠多仿西式，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寥、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尽夜无有止息”[32]。《沪谚》里说，上海不少人打扮和做派十分洋化，“大少爷躄脚，多推东洋车。滑头多假金时计，假金丝眼镜。富商多戤洋商牌子。新北门城口，多露天通事。交涉事件，多仗外国人势”[33]。总起来看，这些现象属于外在的、器物的东西多一些，包括崇洋风气带来的心理变化。 晚清文艺作品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求新求异的时代风气。 小说中有一种醉心“西化”的人，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物质生活对中国人的影响。《“慕西”小说》这样写道：“慕西者，新少年也。妻曰醉欧女士。两人皆喜作外国装，竞尚华贵”，文中列举的手杖、大衣、衫裤、皮靴、眼镜、钻戒、领结等，多是当时流行的高档西式用品。[34]尽管小说有不少夸张的成分，现实生活中能够如此消费的人少而又少，但它毕竟是风气的折射。至少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一部分人的衣饰相当西化了。 七八十年代以后，在口岸地区的西餐馆，出现了从“华人间亦往食”到“异味争尝”的变化。[35]20世纪初年，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应酬活动也从中餐馆挪到西餐馆，除了新奇之外，还因为西餐馆环境典雅、屋舍洁净。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36]。 交通的变化尤为明显，近代运输工具、道路以及道路管理机制几乎都是从无到有，完全从西方引进的。在“盈天缩地”的巨大变迁中，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对身边的世界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竹枝词歌咏道路、路灯、人力车、汽车、火车等新生事物非常之多，正是这种认识的表达。总之，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人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都是西方传入的“新”生活方式，这些感官上的刺激，不能不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它促使一部分人在生活方式上明显地崇洋趋新。 2．行为方式的风尚 这里所说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娱乐、交往、养生、趣味、消闲等方式，也包括婚丧嫁娶等种种礼仪，这一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比较大。 晚清时代许多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在奢靡、享乐、崇洋之风的带动下，愈益膨胀起来。譬如，甲午战后的赌博活动，找到了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获得空前的发展，“近数年来京师遍地皆是”。有材料说：“司员衙散辄相聚开赌，以此为日行常课。肃亲王善耆、贝子载振皆以叉麻雀自豪。孝钦晚年，宫中无事，亦颇好此戏”[37]，“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湎于此”[38]，热衷于麻将者差不多到了玩物丧志的地步，难怪人们把麻将称作“亡国奴戏”[39]。 晚近以来，由于近代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城市市民的娱乐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又因为谋生的机会多了，人们手里可以有一些余钱，消闲的方式也大大丰富起来。通商大埠茶楼、酒肆、书场、戏园十分兴盛。不仅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流行，而且外国的马戏、戏剧、音乐会、舞厅、台球（小弹子房）、保龄球（大弹子房）、健身房等，甚至大烟馆、花烟间新旧杂陈，只要有钱，娱乐的场所和机会很多。有报道说，天津市民“有闲暇的时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是听戏，就是嫖赌。详加调查，每天总不下一万五千人之谱分聚在戏园书馆之中，以为消遣之所”[40]。而“京师人好听戏，正阳门外戏园七所，园各容千余人，以七园计，舍业以嬉者日不下万人”，“京都戏园，正厅名曰‘池子’，长桌、长凳挨次横列，看客布衣短褐，皆赶车之流，无一正经体面人”。[41]除听戏外，北京的娱乐活动也有新色彩，像看马戏、电影，举办新式的体育运动会等。同时期，全国其它城市也可以看到大致相似的文化娱乐方式。娱乐方式的变化和参与娱乐人数的增加，是城市商业趋于繁荣的一个原因。 礼仪风尚与衣食住行一样，呈现斑驳陆离的状态。变化始于清末，而且变化的那一部分与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域、接受西方文化的人群呈正比关系，即大凡工商业城镇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礼仪的变化幅度就大，而西方文化影响较小的地域和群体，礼仪中旧的色彩就比较浓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风依旧”。晚清以至民国时期地方志所反映的各地的婚丧礼仪情况，绝大多数属于“古风依旧”的性质。而变化的那一部分，其基本特点是西化，如婚礼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地接受了西式风习。当然，完全照搬西式婚俗的并不多，不过，即便采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也与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另外，从报章刊载的婚礼程序看，也比以前大大简化，婚俗性质也是从新的。像有人冲破了父母包办的择偶传统，实现或部分实现了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有人采取报刊征婚的形式、以全新的观念寻找志同道合者等[42]，这些变化使晚清婚俗冲破了旧传统。唯其如此，人们才把它称作“文明结婚”。 饶有兴味的是，在婚俗中认同新旧的人，尚能以教育程度、经济基础、思想观念甚至是见识做大概的区分。而礼仪中的丧葬习俗就不容易用上述标准区分了。一般地说，晚清接受新的丧葬礼仪的人，大部分受过新式教育。比如，20世纪初年，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出现用简洁文明的讣告以及追悼会形式治丧的报道，采用这样的丧葬形式多为新知识分子、留洋学生、社会贤达，也有旧式文人站到移风易俗、改革丧葬的前列。1907年，清朝最后一任状元刘春霖为过世的妻子办丧，其“殡葬一切，概从文明办法”，此举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盛赞其破除陋习，有人大骂他违背礼俗，议论纷纷。《大公报》为此特别发表评论，表彰刘春霖“能毅然行之，殊堪佩服，特志之以为世俗劝”[43]。然而这究属个别，对多数人而言，行旧丧仪甚至厚葬的还是占上风，其中不乏生活十分洋化的人。1903年盛宣怀的父亲去世，他先在报章发表讣告，接着举行盛大丧仪，从上海发船90余艘送灵柩回江阴，张挂各种挽联、万民伞仪仗、“以幛联执事伞盖旗亭，循序铺设”，观者如蚁。[44]两年后，上海大买办席正甫去世，动用上千人马送殡，绵延数里。晚清官宦人家的厚葬，包括皇族的各种殡葬盛典，为社会生活的奢靡铺张之风推波助澜。北方城市中厚葬积习以天津为甚。从光绪初年张焘的《津门杂记》中反映的平民厚葬情况，到20世纪初十年报刊披露的各色人等的“阔殡”，借办丧事斗富比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由此观之，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条件、同样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待丧葬的态度也可能分成完全不同的两种。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存在着明显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国传统社会与变化了的“洋世界”，从结论上看是不错的，但是，构成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却不稳定。有些人在物质生活、政治观念上属于“洋世界”，但在习俗礼仪上却固守旧世界的规矩，每当此刻，传统世界与洋世界的划分便无章可循。凡此说明，过渡时代有许多超出规律的特例，对于这些特殊的、具体的情况需做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晚清社会做出更接近实际的判断。 近代社会转型剧烈，社会生活变化大，新生活方式、新思想、新文化传输快，很多思想观念没有来得及经历传入→→消化→→心理积淀的过程，而是像风一样吹过，使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浮光掠影的性质，反映到社会风尚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浮躁气息，不少人受它的感染，表现为躁动不安和急于求成。 比如，急于发财的心态。晚清“风俗敝，人心变异无常，巧滑嗜利之徒，其始出于官商，其后执艺者窃其余智，诈取人财”。[45]风尚重养生，于是有人利用人们追求健康长寿的心理，靠虚假广告宣传手段发财。“上海各药房之药，自燕窝、糖精以狡术获利，于是牛髓粉、牛骨粉、亚支奶及各种戒烟药水相继而起……有黄某者，乃创为□□补脑汁（西人呼黄之音近□□，故用以为号），遍登各报告白，盖其资本惟此而已，事颇获利”。[46]有人专门从事坑蒙拐骗活动，“清季四马路一带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华丽之人，满口大言云：‘某观察我戚也，某总办我友也。’乡愚不知，多为所惑。有托谋事者，有托关说者，必须先付谢仪若干。迨一经到手，即不见面”[47]，“遇有机会，遂出诳骗之途，攫巨金去，而身飘然莫知所往”[48]。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用“现代”或“旧式”手段诈骗钱财的人多了起来。 社会风尚的任何变化，都有赖于物质技术水平的提高。甲午战争前后社会风尚之所以有较大的不同，固然有思想震动大，人们有感于日本的崛起而认识到学西方的重要与紧迫，同时因为洋务运动历经30多年、社会物质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带动了物质生活的种种变化。服饰的更新，新饮食方式的出现，建筑风格的改变，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都是以物质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前提的。而它们一旦出现并日益扩大，必然给民众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使民众从新奇到欣赏再到接受。这种心理影响逐渐演变成观念变化，并在他们行为方式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越到后来，变化的幅度越大。当然，晚清社会风尚变化的整个过程显现了一种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状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能否接受并形成新风尚还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所有的变化只能在一部分地区、特定群体中流行。这也是新社会风尚流播不广的重要原因。 3．新观念、新风气的萌动 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与新观念、新风气的传播密切相关。许多变化与传统全然无关，完全是外来的。 比如美容风气的传播。20世纪初，一些外国整容师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招揽生意，有钱人妻妾小姐趋之若骛。再比如，社会保险业的发展，它肯定不像爱美的观念那样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是花钱买“未可知”，属于较深层次的新观念。甲午战争后，外国人在华开设保险公司的情况多了起来，说明一小部分中国人的保险意识明显增强。[49] 新的时间观念，也是晚清诸多新变化中的一个。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和天体运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吕氏春秋》中讲“审天者查列星而知四时，推历者视月行而定晦朔”。知四时的目的是制订精确的历法以满足农业耕作的需要，因此，古代天文学的发达是农耕文化的一个标志。很自然地，人的出入行藏也应该与日月星辰的运行相协调，28星宿周而复始，因此，中国传统历法没有7日一休息的概念，而是根据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安排作息。戊戌时期，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学会，它们或研究学术、或传播知识、或以改良社会风气为己任。部分学会用西方星期的概念组织活动，于是就把7日一休息的时间观念传输进来。一些新式学堂也规定星期日不上课。这是公休日制度的起始。1902年清政府首先在教育界确认了这一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新的时间观念还包括年代（10年）、世纪（100年）概念的使用，包含着对生命的新看法。这些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风气，直接影响了辛亥前十年革命党人的时间观，对后人“只争朝夕”的思想也是重要启示。 知识分子所读书目也反映了晚清新观念、新风尚的形成。仅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所记书目为例。甲午之前，他读的主要是古书，如《左传》、《明记》、《明史》、《月赋》、《北山移文》、《游仙诗》等，[50]甲午之后，所读之书不仅牵涉时务，而且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书籍明显地多了。从1894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能够反映新书目的还有刊登在各类报刊上的新书广告，以1898年《申报》刊登的书籍广告为例，先后有《中西算学丛书》、《博物新编图说》、《洋务经济通考》、《西学富强丛书》、《洋务时事汇编》、《大东合邦新义》、《俄土战纪》、《意大利侠士传》、《南海先生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旧目志》、《春秋中国夷狄辩》、《中西学门径》等，多属于新学一类。 阅报、学外语、留学更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新风尚。 晚清社会是思想文化变动相当剧烈的时代。当移风易俗活动在社会广泛展开的时候，教育民众成为志士仁人不可推卸的责任。1898年，南方许多城市出现了阅报总会或阅报公会一类的组织，旨在面向民众义务组织读报，发挥报刊的宣传教育启迪民众的作用。1905年以后，阅报会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京津地区广泛开设，使公众参与时政，了解时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19世纪末，学外语有了更大的市场。这一时期的报纸常常刊登各种启事，“专教英文、华文，各种算法”；“本社因中国通东文者太少，而将来交涉日繁，语言不通种种不便，故纠合同志，集资创办”，“延请日本文学士为之教习，专课东文”；“新添法文夜馆”等。[51]当然，外语热主要集中在口岸地区，内地并不多见。 紧跟外语热是留学热的兴起。留学始自官派，可是形成高潮却来自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推动。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上《复议新政折》，主张大力派遣留学生，加速培养新政人才。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当年便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在政策的鼓励下，留学出洋迅速升温。与此同时，民间有识之士的宣传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1901-1903年出版的《国民报》、《游学译编》、《大陆》、《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鼓吹游学，如《游学译编》第6期发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文章谈到“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所不可再误者也”。第7期《与同志书》说：“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君等如力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往欧美；君等如不能留学欧美也，则吾劝君等速来日本；君等如并不能留学日本也，则吾劝君等速为留学之预备。”[52]在这样的宣传鼓动之下，“沿海苏浙粤东诸省，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群然以种祸相激切”，仅1906年一年，去日本的就达13000-14000人。[53]鉴于“游学者甚众”，清政府抓紧制定留学生政策，并于1903年正式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宣布给予留学归国人员正途出身。 留学毕竟受年龄、学历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而去外国游历则有更大的余地。甲午战争之后，出国游历也形成了一定风气。大凡经济条件能够允许，不少人迈出国门，还写游记以广布见闻。甚至在商场应酬中，也出现一种新的酒令牙牌：“二六濯足洞庭望八荒。曾游历外洋者，合座公贺一杯”[54]，可见，出洋之风势头不小。 晚清时期并不是所有的新观念都形成了社会风尚。一部分成为影响大众的风尚；一部分则处于新风尚形成的初始阶段，并未成为广大民众的精神追求；还有一部分属于少数精英提出的思想观点，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比如，戊戌维新时期有人批评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到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更提出行“家庭革命”，但是这些观点始终属于局限在一定领域、激烈的思想交锋，未能形成全社会一时的风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少数人的思想观念未被民众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庭、大家族本不多见。[55]晚清时代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各种观点、主义流行一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观念也层出不穷，但是，真正能够形成社会风尚的并不多，这是因为有些观念过于超前，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观念就不会化为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有些虽是超前的观念，只不过实际产生影响的时间滞后，一旦社会条件适宜，最终还会成为流行一时的风尚。从观念到风尚的真正形成所用时间或长或短，有时甚至滞后相当一段时间。比如，1874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用“法律”治理社会，也就是搞“法制”。但是，这一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则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法制”才成为国家政治中的头等大事，而真正达到“法制”恐怕还会有一个过程。可见，观念变成风尚有易有难，愈是属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的、与政治联系密切的，这种转化就愈难一些，而社会生活的观念转化成风尚相对容易一些。不过，所有的问题都有例外。 三、余 论 总括起来，晚清社会风尚的变迁从嘉道年间开始，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而逐步深入。先是西洋传入的器物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既而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最初的变化十分细微，只涉及口岸城市和一部分可以接触西洋事物的有钱有闲有权势的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口岸城市从一口增加到五口，中外文化的接触面扩展了，加上外国商品的倾销，能够接触外国器物的地区和社会群体有所扩大，于是为社会风尚的转移准备了必要条件。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深入，学西学风气次第形成。知识群体中出现了一批倡导学习西方的人，他们的思想逐渐超越了洋务思想家技艺器物范围，把学西方的外延扩大到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范畴，其中不少属于社会风尚，于是社会崇洋趋新渐成气候。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动使一些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经商逐利之风不断蔓延并逐步发展成重商主义；休闲享乐之风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思想家不仅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提倡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他们的主张带有“与民更始”意味，形成一时之风尚，给民众带来一定的心理震动。这些震动持续发展，终于在20世纪初十年，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种种新思想主张合流，汇成更猛烈的求新求变的时代风气。 晚清风尚的变化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群体。概括起来就是南方沿海地区以及工商业比较发达、新经济因素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而且，在这些地区，迎合社会新风尚的也主要是比较接近西方文化、接近新文化的知识群体、官吏群体、商人群体、市民群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晚清逐渐形成的新阶级。如果以全国为视点，不变的部分远远大于变化了的部分。这是由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晚清的风尚变化沿着沿海→→内地、南方→→北方、大城市→→中小城镇→→乡村的路径缓慢发展，一直影响到民国年间。许多19世纪中期在上海等地发生的变化，到20世纪中期的内地城乡仍然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而且也还是先在“学界中人”、“官宦人家”开始，其变化的轨迹几乎一模一样。 晚清风尚的变化只是近代社会风尚变化的一个起点，它没有因改朝换代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随民国以后社会风尚变迁而继续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风貌不断趋新。 [1]目前所见相关著作，有涉及晚清乡土意识的《晚清乡土意识》（程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讨论社会心态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乐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着重哲学理论的《社会风气论》（郑仓元、陈立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区域史为中心、讨论城市现代化历程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社会文化角度着眼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录》（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属于区域史、侧重生活伦理近代化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李长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除外还有十数篇论文，总体看就“风尚”进行专门研究还为数甚少。 [2] 沈守之：《借巢笔记》，民国二十九年，第6页。 [3] 诸晦香：《明斋小识》卷三，载于《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8册。 [4] 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41页。 [5] 《清经世文编》中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1354页。 [6]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三，载于《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 [7]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8] 转引自《道咸宦海见闻录》丁名楠《序》，中华书局，1981年。 [9]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82页。 [10] 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载于《笔记小说大观》第25册。 [11]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12] 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10－111页。 [13] 钱泳：《履园丛话》卷七，第189－190页；卷二十一，第578页。 [14] 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卷六，载于《笔记小说大观》第29册。 [15] （美）亨特著、沈正邦译《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 [16] 张焘：《津门杂记》卷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17] 徐珂：《清稗类钞》第13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228页。 [18]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6页。 [19] 曹晟：《夷患备尝记》事略附记，上海掌故丛书本。 [20]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载于《笔记小说大观》第22册。 [21] 黄协埙：《锄经书舍零墨》卷二，载于《笔记小说大观》第25册。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2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094页、第966页。 [24]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68页。 [25] 畹香留梦室：《淞南梦影录》卷二。 [26] 无名氏：《绛芸馆日记》，《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315页。 [27] 王锡麒：《北行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332、333、335页。 [28] 张焘：《津门杂记》卷下。 [29]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宣统三年石印本。 [30] 畹香留梦室：《淞南梦影录》卷三。 [31]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碰撞面一开始很小，只限于东南沿海开放地区，接触之初对中国人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器物和宗教，因为用洋货或者信仰外国宗教都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所以引发的社会反响不会很大。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反响逐渐大了起来，人们不仅对外国器物感兴趣，而且开始关注他们的思想文化，这种变化促使晚清形成了学西方的时代风尚。 [32] 《湖北通志•总序》，民国十年本。 [33] 胡德：《沪谚》卷下，民国三年本。 [34] 《申报》1912年5月19日。 [35]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一；畹香留梦室：《淞南梦影录》卷三。 [36] 《大公报》1903年6月21日、1903年8月10日。 [37]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上海书店，1997年，第64页。 [38] 《十叶野闻•清末雀戏》，《近代稗海》第1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7－71页。 [39] 《大公报》1910年1月31日、1908年8月6日。 [40]《大公报》1908年4月30日。 [41]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第33页；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70页。 [42] 例如，1902年有人在《大公报》上发表征婚广告，其条件是“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俗”，见《大公报》，1902年6月26日。 [43] 《大公报》1907年10月18日。 [44] 《中外日报》1903年11月30日。 [45]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第67页。 [46]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二，上海书店，1997年，第37页。 [47] 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1997年，第3页。 [48]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二，第46页。 [49] 实际上保险业的出现要早得多。至少在19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有财产险、乘船乘车等险种了。这里所指是《申报》1896年10月26日美国永安报人险公司的广告，说明人身保险也正式开始。 [50] 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51] 见《申报》1873年3月3日；1898年1月7日、1月9日、3月11日、3月13日广告。 [5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第381、394页。 [53]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381页；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36页。 [54]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363页。 [55] “18世纪中国的家族家庭，如上述，是两三代的宗系家庭，以及四代以上的直系家庭。……一般老百姓尤其是耕作农民，这种家庭构成并不常见，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中便未见到。但是在地主士大夫家庭发展的某一阶段中较为普遍。”（秦宝琦、张研：《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社会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维持大家庭是困难的，所以到一定阶段，家庭析产分灶是经常的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情况到19世纪仍未有多大变化。“大家族在通海地区非常稀见。张氏在张謇手中臻于登峰造极，也只不过是张謇中年以后的事情，其父张彭年时代并无声名。在头总庙村，94户人家中，徐姓为地主，也只有16户，与拥有44户家庭的张姓、7户的单姓、6户的孔姓及其他13户家庭分享着同一个村落。再就家庭结构来看，全村94户中，核心家庭最多，有44户，占总户数的46.8%；配偶及其父母、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31户，占33%；缺损家庭即鳏寡孤幼14户，占14.9%；由4位修女组成的宗教家庭1户；真正的复合式大家庭只有5户，仅占总数的5.3%。从家庭规模看，户均4.2人，不足传统的五口之数。人口最多的1户有10口人，而一口一户者竟有10户之多。”（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14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