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
——中国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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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化进程并非列国同时并举，而是在西欧一隅首先发端。18、19世纪以降，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西方文化播散扩张，反映西方文化的范畴、概念、术语也渗透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但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统”，又有着采纳外来语汇传统的中国，其反应格外错综复杂。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最具活性，反映社会生活变迁的思维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变化体现出来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语涌入中国，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05年所说：“近代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己。”（《论新学语之输入》）这里的“文学”，指整个学术文化。当然，反映西方文化的新学语进入汉语系统并非始于清末，早在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与中国西学派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就创译了一批汉字新词以翻译西学概念，如利、徐合译《几何原本》译定的体、面、线、点、直角、钝角等数字术语在中、日等国沿用至今即是明证。时至清民之际，西学东渐的规模、力度远迈明清之际，译介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数量及影响程度也巨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入华的新词语，大都由日本传来，时称“日制汉字词”或“日本新名词”。
清民之际，大量“日本新名词”进入中国，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以降，清朝朝野决心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遂有留学日本和广译东书的热潮出现。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个世纪中已经系统译介了西方各学科的代表著作，并于译介过程中拟订了大批对应西学概念的汉字词，其中有些是对中国古典词（如革命、共和、政治、社会等）加以放大、缩小、引申，以翻译西学概念；有些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另造新词（如哲学、美学、科学、宗教等），以翻译西学概念。经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筛选、使用，这些词汇已经定型，并在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包括教科书）中稳固地占据了位置。而恰在此际，渴求西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纷至东瀛，那些汉字占六七成的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就成为刚刚跨出国门的中国学子学习西学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跃于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词”，实为西学概念的汉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梁启超这样的文豪所接受，他们或在翻译日籍（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时将“日本新名词”传输到中国，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笔间运用自如，如梁启超流亡日本十余年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诸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借“日本新名词”。随着汉译日籍和“好以日本语句入文”的“启超体”文章的广泛流传，“日本新名词”遂在中国不胫而走。在其时的新人物言谈、作文里，“机关”、“社会”、“运动”、“自由”等新词迭出，教科书乃至考试题中也屡现“中心点”、“势力圈”、“所得税”之类的日本术语，有人作格律诗，也频用共和、代表、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日本译书之语句”。
外来文化（新词语是其表征）进入中华大地，总会引起迎受和拒斥的两极反应，甚至在同一人物身上，这两极反应并存。面对外来新词的滔滔涌入，清民之际的话语世界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人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识、新思想，故“人人乐用”，显示出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与其所负荷的西学内容一起，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正在威胁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必然引起许多中国学人的反感和抵制，虽然这些学人往往自己也“乐用”新名词。如桐城派古文的后期代表作家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时采用新名词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反动之力、活泼之精神等），但他1918年为《古文辞类纂》作序时，批评“报馆文字”“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以为“不韵”。他把新名词分作两类，一类在中国古典里有出处，如“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顽固”出自《南史》，“请愿”出自《汉书》，日本人以之对译西洋概念，中国人可以接受；另一类无出处，则为“刺目之字”，应予排斥。章太炎也有类似观点。张之洞是“游学东洋”、“广译东书”的有力倡导者，因而可以视作“日本新名词”大举入华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名词，但以文辞古雅著称的张之洞又对新名词深怀抵触情绪。据江庸《趋庭随笔》载，张晚年任体仕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该《随笔》对张氏情状有一传神描述：“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同类故事还见于其附属笔记小说，如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批示：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曰：“名词”也是日本名词，更可痛恨。这很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新名词嫌而难弃的窘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
不仅林纾、张之洞对新词语持二律背反态度，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在正面讨论外来语问题时，也多次质疑自日本输入的名词。如他在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义用，表示异义，而主张代以“资生”。他在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问。他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对译英文、法文相关词的引申义，主张以“变革”取代“革命”，以准确反映社会变革的内蕴。可见，广纳外来新词的梁启超对外来名词也取分析态度，并没有盲从来自西方（日本是其二传手）的“话语霸权”。
当中国人抗拒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走向极端时，又往往与深团固拒的文化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这在前述林纾、张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本学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将此种文化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该书署名“将来小律师”，由此推测彭氏在日本学法律。彭氏对于清末民初新名词泛滥全国，连小学生也竟用新名词大为忧虑，称那些日制汉字词“拉杂不伦，不成体统”，以为这些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他攻击那些套用新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彭氏具体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将其斥为“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此类新词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以中国旧词“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评击的“新名词”除“支那”等少数几个属于应当排除的，大多数新词已融入中国语汇系统，如目的、权利、义务、法人、卫生、引渡、取缔、手续、场合等被中国人视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为外来词，中华文化也并未因此而消融、崩坍。中国现代文化发展进程证明了彭文祖之类的担心是杞人居忧天。精通西洋语文但思想保宋的辜鸿铭也是外来新名词的激烈批评者。冯友兰记述辜氏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讲：“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三松堂自序》）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的漫骂只能表明他对新词的抵触和反感，并不能阻止新词语的使用流行。
从清民之际的社会实际看，对外来新词在迎受中也有所取舍。这既是文化运作的自身规则使然，也与学者的引导相关。一些学人对译名取分析态度，对语文的健康发展有积极贡献。如胡以鲁撰《论译名》（载《庸报》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词，又主张对这些新名词作具体分析，认为那些“不合吾国语法者”不宜袭用。朱自清则主张，采用日本名词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经自己思考，择善而从（《译名》，载《新中国》1919年1卷第7期）。这都显示了语文上的主体意识，又与盲目排外划清了界限，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理性回答。
对新词语作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从文化史的纵深度论述新词语产生的必然性。他说：“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大量印度佛教术语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语汇；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今之新学语的涌进。王氏概括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添新语不可。
“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这是对包括日制汉字词在内的新学语在中国的传播给予的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肯定，代表了中国语汇在西方“话语霸权”时代的健康走向——在汲纳外来新词语中使本民族的语汇更丰富、更健壮，方能与强势的西方话语系统实现良性互动。近代如此，当代亦复如此！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3年8月19日 | |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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