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保卫中国同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团体，它的创立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环境，其发展变迁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并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始终。保卫中国同盟向世界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募捐支援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救济自然灾害难民，先后经历了香港和重庆两个阶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战场上，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保卫中国同盟表现出了高超而微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同时也为自身在抗战胜利及中共执政后的两次改组延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卫中国同盟的辉煌历史成就，除了团队成员的主观努力外，也与中共高层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人格魅力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保卫中国同盟 民族抗战 宋庆龄 共产党 国民党 20世纪30年代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骤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进攻，一时间难免力不从心。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装备给养奇缺，特别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中共的军队，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医疗权利都无法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于1938年联合各国各方人士，在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简称“保盟”)。宋庆龄领导该组织，依托香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举办工业合作社和各种义演、义卖活动，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并通过创办刊物将中共的抗战业绩向世界宣传，1941年香港沦陷后迁至重庆，在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阻挠和破坏的同时，继续向各界募款支援抗日根据地，以及致力于救济难民的工作。 目前学界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感性认识，主要来自一些亲历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回忆性论述，①不少论著在研究宋庆龄时也兼及到“保盟”。②就学术研究来说，直接的仅见少数几篇，③其他的还有些介绍性叙述，但大都停留在“纪念史学”或简史回顾的层面，对“保盟”的基本史实语焉不详，使人难以一窥全貌。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挖掘上海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中国福利会资料室的珍藏史料及相关报刊文献，试图对保卫中国同盟的创立背景、成立经过、历史功能及主要抗战业绩做一个全面的整体研究。 一 “保盟”创设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后，尽管各国政府对日本仍持观望绥靖态度，不少主张正义的外国人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以英、美两个主要国家为例，1937年9月23日，英国成立“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ompanion Committee)，讨论决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从经济方面为中国提供医药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全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采用一切手段援助中国；三是从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问题之讲演者及文献”。④10月6日，组建成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得到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出现了捐献钱物的热潮。10月9日，就向中国空运了药品、衣被、食品等物资。并由民间援助向政府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发动市长捐献了数额可观的英镑。如10月底的一星期内，该委员会即将1800码消毒纱布，224磅的棉织毛织品和大批绷带直接运交宋美龄。⑤此后，援华会每星期都有大批捐款和物资经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但由于中方没有接受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有的寄给国民政府，有的寄给了卫生署，有的寄给了汉口红十字会，有的寄给了地方政府，也有少数寄给了八路军。全美学生会得知日军在华暴行后，于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有600余人出席，代表150余所美国大学，商议援华反日和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代表们当场将自己身上的日产丝袜和丝围巾解下来焚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和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⑥美国波士顿大学500余名学生与当地群众举行示威，将38箱日货投入大海，表示援华反日。⑦ 华侨也自发行动起来，1938年5月，暹罗校书服务社同仁与华侨抗日会共同捐款港币3963.43元，化名“康联”汇款给廖承志，但不知为何误为“廖志承”，造成无法收款的情况。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此致函查询，“廖志承先生是否第八路军主任请代查明见复”。总行复日，“因该处地址不明无从代询，且第八路军主任是廖承志”。⑧这样一来。一往，迁延一个多月才得以收款。以上事实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是积极支持并愿意进行物质援助的，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 当时中国处在抗战初期的被动阶段，内地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封锁、隔绝，一重封锁是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城市、控制海岸线构成的封锁，另一重封锁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进行的物资供应的封锁及新闻的封锁，禁止向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连医疗用品也不准供应。同时既不让外部的新闻传到内部，又不让把抗日军民作战的消息传到外部。⑨香港是中国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同时它还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香港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的特殊性，对于开辟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有利：香港毗邻华南地区，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根据地仅一海之隔，便于与内地往来；香港是国际通商口岸，便于广泛接触同情我国人民的外国朋友，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况且，由于香港地区的特殊条件，开展工作时可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直接的干扰和破坏。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绝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具有爱国心。香港民众曾以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形式援助祖国抗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香港的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应溎组织了一支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并捐献一部救护车，携备用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⑩“七七事变”后，香港有数十个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这固然是因为“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11)同时也说明香港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募捐抗战活动。 至于港英政府方面，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侨民的钦佩，他们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12)这样，双方在口头上达成默契，中共可以在香港设立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默察国际国内形势，向中央提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找廖承志谈话：“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并特意叮咛，“小廖，你到南京跟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熟悉熟悉‘行情’，再到香港开分号！”(13)廖承志辗转到港后即着手准备，于1938年1月成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邓文钊、廖梦醒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元建树”。(14)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机关作掩护的“粤华公司”被港英警察查封，并抓走了连贯等7人。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想在香港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仅靠年轻的廖承志等人是不够的。 在抗战初期的香港，许许多多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得到空前发展。这个英属殖民地是遍布东南亚各地——南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外华侨的天然中心。华人的资本、华人的金钱源源流入香港，经香港流入大陆，“只要人们还认为接受和分配这种资金的人是可以信赖的，这种资金的内流就会连绵不断”。(15)因此，新的机构必须由一个享有国际声望、值得信赖的人来领导。这个合适人选，非宋庆龄莫属。宋庆龄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就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保持密切联系，互相通报情况。当她得知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入山西抗日的消息后，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八办”向上海各界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16)但1937年底，日军侵占上海后，此时的上海，对宋庆龄来说是个危境，更难以再继续革命活动了。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就以港澳为基地，与东南亚、南洋和夏威夷等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给宋庆龄创造了一定的人脉基础。根据个人条件，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地方，宋庆龄可以更便利地为抗战事业多做工作。 如果说，宋庆龄早年是受惠于孙中山的威望才得到民众敬爱的话，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把宋庆龄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外证明了自己。1927年12月，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在比利时召开成立大会，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又召开两次大会，宋庆龄因故没能参加，但被选为名誉主席。1932年，她是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9月，她又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她还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8月27－31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召开，代表世界各地3万余个群众组织的2 200余名代表出席，宋庆龄未能莅会，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当选为委员。(17)1933年12月29日，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女伟人民意测验，宋庆龄被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的第一名。(18)很显然，宋庆龄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有巨大的爱国热情，与世界各国又有广泛的联系，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理想人物。由宋庆龄来办理募捐支援抗战，确实是众望所归的。 宋庆龄是尊重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来到香港的，当接到中共联络员李云送交的中共中央电报时，立即表示同意由李陪同移居香港。(19)宋庆龄同周恩来仔细商量，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只有她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最充分发挥各路人马的聪明才智”，她是“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心里的一面旗帜”。(20)宋庆龄由于非凡经历、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 二 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备、成立与改组 在成立新的机构之前，宋庆龄做了一定的准备。1938年3月16日，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号召海外侨胞继续给予祖国抗战军队以“鼓励援助”。(21)从4月初开始，即着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但“保盟”能够顺利成立，还离不开几个外国友人的帮助。这得追溯到1937年夏天，那时北平已被日军侵占，斯诺夫妇与新西兰作家、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接受委托，护送来北平治病的邓颖超、王世英以及张晓梅来到天津，当记者的犹太人爱泼斯坦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并代购船票掩护离开日占区，(22)邓颖超等从烟台下船前往延安。此时上海也已经被日军陷落，爱泼斯坦直接去了香港。 贝特兰在秋冬时分访问了延安和晋东南地区，于1938年2月到达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谈起华北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周恩来对他说要组织起来，找医疗物资，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让贝特兰把在游击区前线见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交给在香港的孙逸仙夫人。当时，还讨论过把大量的医药物资从海外借道苏联带来的可能性等问题。(23)贝特兰3月间到香港，见到廖承志。宋庆龄得知情况后，让廖承志代表她召集开个会。会议在邓文钊家举行，廖承志说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组织，要扩大工作，要找很有影响的人带头，也需要有地位的外国人。(24)在这次会议上，“保卫中国同盟”的名称被提了出来并得到通过，实际上这个名称是由宋庆龄选定的，(25)不过“这仅是一次酝酿会议，类似探测气球”，(26)会上并没有选出委员来，但很明显已经有了足够组成一个机构的人手。 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与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在圣约翰大礼堂共同举办英、美、中三国书画艺术展览会。此前，为做好筹划工作，宋庆龄与廖梦醒及陈友仁之子陈依范专程拜访蔡元培，邀请其在开幕式上致词，蔡元培在展览会上号召大众“在全民抗战中担负起一份任务”。(27)香港总督和夫人都光临了展览会，香港大学的副校长史洛斯，他起初怀疑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伙出来搞宣传鼓动的激进分子”，(28)也到场讲了话。后来，香港中英文化协会在港督家中举办了一次花园茶话会，由兼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的史洛斯主持。港督以当地首长的身份，邀请孙夫人作为贵宾，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官员也都被邀请出席。这件事促成的明显效果就是，港英当局公开支持孙夫人在香港的工作。(29)这时，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取道香港去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志愿人员，而响应宋庆龄号召支援中国抗战的海外捐款也陆续汇到，有关方面深感迫切需要一个处理此类事宜的对外机构。在这个紧急的有利形势下，宋庆龄和廖承志研究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面向国际的救援团体，成为中国人民与海外之间的桥梁。这个团体必须而且敢于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它是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具有鲜明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原则，它的全部工作是帮助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30) 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正式成立，(31)宋庆龄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建议请宋子文担任这个机构的会长，(32)宋庆龄自己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国际友人、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成员还有詹姆斯·贝特兰、廖承志、廖梦醒和邓文钊。8月利宁回国，不久爱泼斯坦加入接手负责宣传。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呼吁：“一切愿做‘保盟’盟员，以增加工作效果的机构，请与‘保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联系……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其他机构服务，不收任何费用。”(33)当时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受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34)因此，“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它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35)保卫中国同盟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8月5日，“保盟”成立不到两个月，宋庆龄就致函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负责人，“您在划拨资金……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36)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庆龄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使得“保盟”内部工作氛围融洽且充满激情。“保盟”中央委员会非常精干，年轻而洋溢活力。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37)陈君葆、柳无垢、金仲华等人也陆续加入。据当事人回忆，保卫中国同盟“只有一个庞大的中央委员会，下面没有一般的盟员。妇女促进委员会由廖梦醒主持，成员大半都是一些委员家属，客串搞搞杂务和后勤的工作”。(38)但爱泼斯坦表示，“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谁参加工作谁就是中央委员，不是什么人从下面选举的，也不是什么人从上头批准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39)这话颇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保盟”急需人手，不能过于讲究入盟手续问题，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的领导核心并取得中共的支持。实际上，“保盟”初期的核心成员一直维持在10人左右，并经常通过开会方式处理重大问题。(40) 此外，宋庆龄还让爱泼斯坦在广州组织一些外国侨民、教师和留学生，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但不到一个月广州就沦陷了，广州分会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没来得及做什么工作。(41)宋庆龄还曾打算在菲律宾、印度等地成立分会，但都因战事发展太快等客观因素而未能实现。“保盟”的正式分会只有上海的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开拓了分会主要支援新四军、香港“保盟”总会主要负责支援八路军的新局面。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42) 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3月份，宋庆龄对“保盟”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新设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43)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以及香港大学的N. P. 郭先生(即许乃波)也参加了促进委员会。果然，宋子文受不了“保盟”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表态，担心蒋介石责问而影响个人前途，于是与“保盟”关系破裂。为增强影响力，保卫中国同盟“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荣誉赞助团，其中包括孙科博士、冯玉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托马斯·曼，保罗·罗伯逊，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44)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必要的应变事宜，部署各项工作。会后，留守人员立即采取措施，疏散和隐蔽人员，销毁所有的文件、材料、印刷品，包括已排好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0－1941》。爱泼斯坦帮助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中国工合”的邱茉莉为不使档案落入日本人手中，和同事们加以销毁。(45)宋庆龄当晚乘末班飞机赴重庆，临行前表示“一定要继续‘保盟’的工作”。但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保卫中国同盟遭到重大损失，委员会的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参加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关进平民集中营，还有一位委员被关进华人监狱。有九位委员被迫乔装躲藏起来。(46)被关进平民集中营的是爱泼斯坦和贝特兰，爱泼斯坦与中国工合的邱茉莉等人设法逃出拘留营，经澳门达桂林转赴重庆。而关在另一个集中营的贝特兰则作为战俘被押解到东京，“为天皇而劳动”，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返回新西兰。被关进华人监狱的是廖承志，他在完成著名的秘密大营救后被国民党逮捕。几位重要成员失去自由，其他成员四散各处，“保盟”一时间陷于瘫痪。 1942年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要她尽快前来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47)夏天，“保盟”的工作人员柳无垢、金仲华、许乃波、徐舜美相继来到重庆，(48)其他成员也陆续报到。8月3日，廖梦醒辗转到达。她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参加重建“保盟”的工作。后来，她成了“宋庆龄—‘保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人。(49)宋庆龄抵重庆后，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两位姐妹的警卫森严的官邸解脱出来，找到一处远离她们的私宅，获得与友人们联系的自由，得以开始重新主持“保盟”的工作。最初，办事处只有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3人。(50)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简·斯坦尼福思·培柯、约翰·福斯特、苏西·陈(即顾淑型)和许乃波。后来奥地利人魏璐诗也参加进来。(51)此时宋庆龄改组“保盟”中央委员会，除了人事上的实际变动外，还因为“美国援华会需要向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提供报告，并要求‘保盟’提供改组细节”。(52)“保盟”的名誉成员有克莱尔·布什、路易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C. 卡特夫人、赛珍珠、埃德加·斯诺、文森特·希恩、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理查·华尔施、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等。(53)“保盟”中央的办公室，就设在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内。像在香港时一样，她们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盟”事业奋斗。 1945年8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的历史使命完成。12月，“保盟”发表声明，宣布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除了援助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开展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等工作，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福利机构的转变。 三 在香港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贡献 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资援助，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54)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等错误观点，(55)鼓励各部门募捐。蒋介石还用各种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幸好，港英当局对“保盟”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56)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开展工作的压力在香港依然存在，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57)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在香港民众中反响非常大。1938年8月，香港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开始“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随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同胞发起为抗战捐募寒衣活动，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58) 宋庆龄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59)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保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60)当时边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输送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尽管困难重重，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支援。 在宋庆龄的多方努力下，“保盟”成立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达到25万港币。(61)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62)“保盟”仿效美、英等国，于1941年5月发起“一碗饭运动”，到9月初结束时，出售餐券和捐款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63)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64)“保盟”还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为止，“短短两年间，中国工合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2000余万，全部支援了中共”。(65)“保盟”和工合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6) 宋庆龄曾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原则，也就是，“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保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67)因此，“保盟”有时就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装运，1939年冬，从图云关运送10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材、药品抵达延安。(68)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在1940年以后显得特别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军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有一次，英美友人送给共产党4卡车最迫切需要的救命药品和贵重的外科器械，当这批物资运到陕西三原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上时，却受到阻拦。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无效，那些救济品连一盎司都没有到达延安。(69)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些药品在西安黑市出售。尽管如此，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送去了物资。(70) 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宋庆龄将“保盟”的办公费用控制在资金收入的5％以下，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实处。同时，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她都亲自在收据上签字，(71)以为征信。“保盟”实质上是一个联络委员会，直接介绍中国内地的实情和需要，然后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支援。它是在一个“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的地方，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外国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唯一无可匹敌的混合体”。(72)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保盟”在香港开辟了抗日救济工作的新局面：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各类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保盟”的《新闻通讯》和《华商报》等出版物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73) “保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地得到应用”(74)。它“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它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75)。而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76)“保盟”的活动在实际上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保盟”在香港的3年半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金18.85万元(当时一个士兵的月饷约为50美分；1美元可供3个孤儿作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77) 四 重庆时期的卓绝维持 重庆时期“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不同的是客观环境更形恶劣。当时美国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援助和军事装备，全部到不了敌后根据地。(78)而在重庆的一些国际救济团体，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不给抗日根据地以援助。香港被日本占领，“保盟”不可能再继续活动，重庆没有海上交通，国外援助的东西来不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而且重庆是蒋介石直接统治下的地方，“保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不过，重庆也存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对宋庆龄全国团结抗日、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的主张较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79) 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里，“保盟”与国民政府的社会局不断地作斗争。“保盟”所筹得的款物，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国民党处心积虑地找寻借口来对其进行破坏和迫害。“保盟”在香港时，国民党无计可施，但“保盟”迁到重庆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提出“保盟”必须要向重庆市社会局登记，并且干涉经济，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80)因此，“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81)为了应付当局的盘查刁难，“保盟”的来往账目有两份。一份是公开的，用中文书写；另一份是秘密的，用英文书写。这样即使有人想来找岔子，也无从查起。(82)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保盟”利用国民党官员的媚外心理邀请一些外国人士担任财务委员，使用他们签署的支票。(83)“保盟”还同国外机构联合起来，争取外汇兑率的调整，终使直接救济汇款可获100％的补贴。(84) “保盟”在重庆重建后，为争取海外援助，宋庆龄通过王安娜与纽约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其中，美国的国际皮裘制革工人工会，主动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分院，并负担它一年的开支。(85)另一位委员约翰·福斯特，则帮助“保盟”将外币汇款兑换成国币，刚好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曾是他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而八路军战士就在银行拐角处的汽车里等他，提取现款后直驶宋庆龄家中。(86)这就使“保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开展。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近期“许多人要到重庆来，我们应能与他们合作并为我们的救济活动举办一次演出，让保卫中国同盟在这里更为旗帜鲜明和为人们所知晓”。(87) “保盟”每次开会都在宋庆龄家里，在她的亲自主持下进行，这样国民党政府就不敢指使特务捣乱以及其他干涉，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宋庆龄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保盟”支持者的强大阵容，“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88)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更加肆无忌惮，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通过，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保盟”向陕甘宁边区的输送，沿途要通过国民党的重要封锁线，十分困难。宋庆龄为此想尽办法，时而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输，时而通过国际友人交邮，时而利用美军飞机空运，时而交外国医疗队带往。在这些物资上，往往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对其遗孀仍存有一定的尊敬，因而军警不敢扣押。再者，中共正式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保盟”可以利用国民党允许的交通方式，如当时往来于延安、重庆之间的汽车和飞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89) 宋庆龄非常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她在散步时看到一些贫苦的人，就会停下步来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90)河南受灾后，宋庆龄和“保盟”发起足球义赛募捐。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国民党却宣布，只有他们才能为河南省举办募捐。宋庆龄对此决定置之不理，足球义赛照常进行，同时，金山、司徒慧敏领导的金山话剧团，义演两天，收入全部捐给“保盟”赈济河南水灾。(91)每逢周末，宋庆龄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邀请各类人士参加，不过尽力保持着没有政治色彩，但国民党方面还是认为，那是“用来搞共产党宣传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而且“对国民党一般成员的思想也施加了很多影响”。(92) 在此时期，“保盟”帮助中共边区完善了医疗体系。约翰·福斯特在武汉失守前就与“保盟”开始了联系，不久即成为其委员。其时，美国大使馆随员、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电告在武汉任教的福斯特，说国际红十字会有大量医药物资存放在武汉，而日军将在三天内切断武汉以北的铁路线，请他帮忙把这批物资运送给华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福斯特与“保盟”一起，将两车厢医药物资经平汉铁路转往陇海铁路，越过黄河送达太行山八路军驻地，建立了一座医院，这“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机构，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军人和和平主义者统统团结在一起了”。(93)随后，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集中了大部分的国际援助，提供给边区。“保盟”对抗日根据地的资助，1942年为7万多美元，1943年资助国际和平医院5.45万美元、医疗工作87411.50美元、儿童工作12327美元、西北计划200295美元。(94)这主要是因为刚迁到重庆，对外工作和募捐活动一时难以展开的缘故。1944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12500美元，法币4710978.50元；医疗工作110135美元，法币188996元；儿童工作179430.52美元，法币1808996元。前两项的法币捐款中，一部分指定用于儿童工作。1945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10034.80美元，法币166175629.04元；儿童工作359297.60美元，法币40408363.63元。(95) “保盟”设法建立一些供应和平医院的常备运输线，在边区内组织一些小型的驴骡商队。但由于敌人一直在破坏，常常造成供应品的大量损失或人员的伤亡。医院自力更生从边区周围设法采购，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常遭国民党扣留，药品来源异常困难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96)根据马海德的汇报，宋庆龄和“保盟”得知抗日根据地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制药厂，于是在支援时就有所侧重，使得许多制药厂1939年开始逐渐开办起来。(97)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98)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21处，其中最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到1943年，才基本上解决了医院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1944年9月，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99)国际和平医院慢慢完备壮大，由一所只有几百张床位的医院，发展成为拥有中心医院和分院、床位较多的完整医疗网。到抗战结尾时，它和其他医疗组织一起，为一亿四千万中国人民提供了医疗保健。(100) 五 结语 “保盟”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为中共军队的扩建、壮大，对受灾人民的救济和妇女儿童的福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从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保卫中国同盟收到的现款总数为：国币810879.93元、港币185640.11元、美元54437.65元、英镑3417镑8先令9便士、3059.15加拿大元、1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7荷兰盾。加上大量的物资，如X光机、显微镜、各科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教科书、各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生素、罐头食品等等。(101)1941—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儿童、西北计划、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达165.3万美元、2.15亿元法币。其中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有65万美元和1.7亿多元法币。(102)除“保盟”自身运行必需的开支外，全部支援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另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到1947年，“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支援钱款折合约22亿元法币，(103)各种医药物资不计其数。尽管由于日久年深，大量药品和物资、钱财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据，具体数字上难免有细微出入，但不难看出，“保盟”对中共援助的数目之大。此外，“保盟”还联系提供了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如众所周知的白求恩、柯棣华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保盟”派驻延安的马海德大夫，以及著名的国际援华医疗纵队等，帮助中共建立完善了一整套设施较为齐备的医疗体系。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保盟”成功地扮演了连接中国抗日军民和国际社会捐赠者之间的桥梁角色，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保盟”在没有硝烟的无形战场上艰苦卓绝地奋斗，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其历史作用不可抹杀。另一方面，“保盟”是宋庆龄特殊地位的一个产物，也是她和中共精诚合作的产物，“只有党，没有她不行，只有她，没有党也不行”。(104)“保盟”作为抗战年代的一个特殊社团，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有：一、宋庆龄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以及特殊的身份地位，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保盟”赢得了国内外支持和援助；二、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保盟”的不少成员甚至包括宋庆龄的秘书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对“保盟”也一直非常重视；三、“保盟”处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后期在重庆则充分利用各种政治外交力量来抵御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宋庆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 【作者简介】徐锋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①吴大琨：《孤岛上的“保卫中国同盟”》，《群言》1987年第8期；《我参加抗日救国工作的经过》，《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许乃波：《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爱泼斯坦：《对〈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宋庆龄〉一文的补充说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爱泼斯坦：《追本溯源话“保盟”》，《今日中国》1998年第6期。 ②如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尚明轩：《宋庆龄与抗日战争》，《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王俊彦：《“保卫中国同盟时期”宋庆龄与宋子文的姐弟情》，《海内与海外》2004年第7期；李重华：《从“保盟”〈通讯〉看抗战时期的宋庆龄》，《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及拙文《抗战时期的宋庆龄和蒋介石——兼论保卫中国同盟》，《2007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研讨会论文选集》，香港珠海书院、台湾政治大学2008年版。此外，多个版本的宋庆龄传记中也有论及。 ③林影：《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丁俊萍：《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④参见顾一群：《王礼锡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王氏曾参与组织全英援华会，并担任副会长。 ⑤《各国援助中国运动突飞猛进》，《救国时报》1937年11月21日。 ⑥《援华运动弥漫全世界》，《救国时报》1938年1月5日。 ⑦《新华日报》，1938年7月20日。 ⑧《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旅暹侨胞捐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事致总行函》，广东银行档案Q65－3－52；《广东银行为旅侨捐款收款人系廖承志需查明来往公函》，广东银行档案Q65－3－51；《广东银行杂件》，广东银行档案Q65－3－45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爱泼斯坦：《情深意长话当年》，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年第3期，第2－3页；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沈苏儒等译，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⑩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11)［英］弗雷特·厄特利：《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唐亮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2)连贯：《痛悼廖承志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17日，第4版；连贯：《我所敬佩的廖公》，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13)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4)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一)》，《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第2版。 (15)［英］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何大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8页。 (16)傅绍昌、唐慧娟：《携手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战友——宋庆龄与潘汉年》，宋庆龄陵园编《宋庆龄与中国名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17)《申报》，1932年8月29、30日，9月1日。 (18)《申报》，1934年3月27日。 (19)李云：《三十年代在庆龄同志身边工作两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23日。 (20)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71页。 (21)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22)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77—78页。 (23)［新］詹姆斯·贝特兰：《“保盟”的早期岁月》，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内部资料，第88页；邓广殷：《我的父亲邓文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4)《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2页。 (2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26)［新］詹姆斯·贝特兰：《“保盟”的早期岁月》，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90页。 (2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441页；蔡建国：《廖公和蔡元培》，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第52页。 (2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29)《“保盟”在港、渝忆语》，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90年第1期，第18页。 (30)杜淑贞：《香港与中国福利会》，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年第3期，第5—6页。 (31)廖承志：《保卫中国同盟的初创时期》，《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4版；《点滴的回忆》，《宋庆龄、董必武、廖承志为〈中国福利会二十年〉撰写的文章》，中国福利会档案CA5－1－161，上海市档案馆藏。 (32)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33)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34)爱泼斯坦：《追本溯源话“保盟”》，《今日中国》1998年第6期。 (35)《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31—233页。 (36)宋庆龄致哈斯克尔，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37)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88页；《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3页。 (38)徐舜英：《我们时代的一颗巨星——忆宋庆龄居留港渝时》，《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39)《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2页。 (4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2页。在1939年给斯诺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正在寻找一间能够放下两张写字台、两个公文柜、而且还能容纳十个人开会的比较宽敞的屋子。 (41)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15、116页；《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3页。 (42)详见拙文：《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考论》，《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1年第6期。 (43)《保盟在香港的新的委员会》，第28期，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08页。 (44)［新］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第94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96页。 (45)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26页。 (46)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36页。 (47)林铭纲：《宋庆龄和周恩来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永恒友谊》，《上海党史与党建》1994年第1期，第4页。 (48)冯在才、徐万发：《宋庆龄与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49)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50)［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7页。 (51)周成梁：《关于保卫中国同盟领导成员的考证》，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9年第1期，第7－8页。 (52)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10—211页。 (53)《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报告：1943年》，英文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24页；周成梁：《贾·尼赫鲁等是不是保盟的发起人？》，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5年第2期，第12页；林铭纲：《尼赫鲁等人不是保盟发起人》，《上海党史与党建》1998年第3期，第44页。 (54)《大公报》(香港)，1939年2月5日。 (55)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编：《廖承志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9页。 (56)《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4页。 (57)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人民日报》1978年6月14日，第2版。 (58)刘蜀永：《香港与时代风云(下)》，《人民日报》1996年6月7日，第10版。 (59)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17页。 (60)王庭岳：《援华会与中国抗战》，《人民日报》1995年8月13日，第3版。 (61)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页。 (62)《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报告：1939－1940年》，第100—130页。 (63)《香港的一碗饭运动》，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吴景平译，傅伍仪校，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35期，第399页。 (64)许乃波：《抗战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工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乃波：《在香港参加“保盟”工作琐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香港一脉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65)张虎：《抗日时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动》，《中国大陆研究》第35卷第1期，第98—99页。 (66)详见拙文：《抗战中的经济国防线——试论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 (67)［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96页。 (68)行键、让能：《“保盟”和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12页。 (69)何玉林、刘群：《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70)伍云甫：《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人民日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71)爱泼斯坦：《宋庆龄是“保盟”的“心脏”和“灵魂”》，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89年第2期，第3—4页。 (72)詹姆斯·贝特兰：《“保盟”的早期岁月》，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85、90页。 (73)杜淑贞：《香港与中国福利会》，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7年第3期，第10页。 (7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94页。 (75)张戎、［英］乔恩·哈利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傅伍仪、张爱荣译，季风校，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76)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48—49页。 (77)邓广殷：《我的父亲邓文钊》，第36页；邓广殷：《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始末》，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第2期，第12—13页。 (78)宋庆龄基金会：《1942－1945宋庆龄在重庆》，《人民日报》1989年2月9日，第5版。 (79)爱泼斯坦：《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第173页。 (80)廖梦醒：《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时期的工作》，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79页。 (81)《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54页。 (82)杨耀健、李宗杰：《宋庆龄在陪都》，《陪都人物纪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83)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85页。 (84)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25页。 (85)李耀椿：《宋庆龄在重庆纪事》，刘康、胡康民修定，中福会资料室藏，第18—19页。 (86)［美］约翰·福斯特：《保盟时期我曾和宋庆龄在一起》，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4页。 (87)宋庆龄致王安娜，《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12—213页。 (88)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425页。 (89)伍云甫：《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人民日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90)祝文光、祝庆英：《深厚的友情亲切的关怀》，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第1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00周年特辑，1993年1月27日，第26页。 (91)《“保盟”在港、渝忆语》，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第1期，1990年2月14日，第19—20页。 (92)吴国桢：《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吴修垣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93)［美］约翰·福斯特：《保盟时期我曾和宋庆龄在一起》，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3页。 (94)本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 (95)李耀椿：《宋庆龄在重庆纪事》，刘康、胡康民修定，中福会资料室藏，第19、26、33、37页。 (96)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页。 (97)陈维博、吴让能：《宋庆龄与马海德》，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90年第1期，第7—8页。 (98)新华社：《中国福利会二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第1版。 (99)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特赠庆龄先生——写在白绢上的信》，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1992年第3期，第2页。 (100)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85—86、88页。 (101)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1989年1月根据英文原版统计，第412页。 (102)《保卫中国同盟月度款项表》1941－1945年，宋庆龄故居藏。 (103)本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志》，第21页。 (104)《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第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