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有关现代化的理论认为，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条件是：政权已掌握在希望发展现代经济的集团手中；社会制度变革的要求和实践更加剧烈；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社会资金有了一定的积累；工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开始从主要是农村的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向主要是城市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转变。以此而论，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清末十余年间发生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这四次政治变革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但前三次政治变革的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行方法都是软弱乏力的，最终结果都是不成功的；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辛亥革命有一个为之奋斗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纲领——三民主义，选择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暴力革命，形成了广泛的启动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社会支持系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变革和领导权力转移的机制——民国政体。
三民主义——早期现代化的纲领
孙中山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孙中山领导、动员革命派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清革命的最高纲领，它内涵着争取民族独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追求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容，体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派进行革命斗争具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而逐渐酝酿形成的。早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经带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涵义。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他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这表明，孙中山是在考察和总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出三民主义的，并确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措施。因此，在受列强侵略而贫穷落后的中国，欲图国家富强，就必须以此三民主义行之。他指出：“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三民主义内涵着中国早期现代化（1949年之前）目标所包涵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工业化这三项内容。首先，民族主义包涵了反对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用意。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较多地强调了反对和推翻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但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其次，民权主义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还设计了民权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即通过平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第三，民生主义包涵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策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在阐述民生主义时，直接谈论的是“平均地权”问题，但也从深层次上谈到经济发展问题。而且就平均地权的本身涵义而言，它所要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在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之后，因而也就包含着发展工业的问题。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归国途中多次强调新政府要振兴中国之实业。
由此可见，三民主义包涵了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化和工业化而奋斗的现代化内容体系，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和计划措施，称得上是一个基本完整的现代化发展纲领。这是当时的其他各个政治派别所没有的，从而使之具有了其他派别所不具有的现代化启动意义。
暴力革命——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的必由之路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二是建立一个贤明高效的政府，使国家权力从封建官僚手中转移到现代精英集团手上，也就是实现现代化启动所必备的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对于制度变革，孙中山在领导革命之时就有过详细的设计。如关于民国政权的建构，他于1906年就提出：“希望在中国实现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对于制度变革的实行过程，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
对于权力转移，孙中山也同样极为重视。他说：只有“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才能“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在强调建立五权制度的必要性时，他指出所以要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之外再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就是为了保证有一个贤明高效的政府。实行考选制度，是“因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希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实行纠察制度，是因为“除了要监督议会外，还要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处”。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设计其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的方案时，还特别注意把西方的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因素相结合，力求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度和贤明高效政府的模式。他在论述五权制度时指出：“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纠察制度又被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这是极可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以使各机关能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他还强调在制定中国的宪法时，不仅要中西结合，而且更要注意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达到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这两个政治革命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其理由之一是，只有采用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派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坚决主张采用暴力革命，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其理由之二是，君主专制政权是决不可能进行真实的民主改革的。这首先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本性决定其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改良。其次是因为实行民主制度，必然触及专制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最多也只能作一些枝枝节节的、欺世盗名的表面改良，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理由之三是，要建立新政府，实现权力转移，必须先推翻旧政府。在1897年，孙中山就指出：“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是完全不可能的。”
孙中山关于暴力革命的分析不仅是精辟入理的，而且是符合事实的。在孙中山领导反清革命之时，还先后发生了其他政治派别所领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它们虽然都有一定的社会支持系统，但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惟有辛亥革命因采用暴力革命手段而取得成功，既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又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制度，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造就了最为关键的条件——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
建立民国——现代化启动因素的整合
辛亥革命的直接政治成果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它是按照孙中山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学说建立起来的。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因而孙中山曾自豪地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
由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仅体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理想，而且在制度层次上达到了自清末以来各种民主派别的目标整合。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清末16年中，致力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乃至开明官员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仅各行其是，而且互相争斗。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们之间虽然为争取执掌政权仍不乏斗争，但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没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使他们在制度建设层次上实现了追求民主政治的目标整合和行动合作。如在武昌起义以后，为讨论决定新的国家制度而成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其成员虽然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是他们同样认同和通过了由革命党人雷奋、马君武、王正廷起草的，确定中华民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国体和政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从中央政府到各省政府的成员，也都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就是袁世凯也在接替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前后，转向赞成共和，他在给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报中公开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其官员的构成呈现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其中有不少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和经历的人士。这种状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在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中，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支主干队伍之外，还有立宪派及新政中产生的开明官员和资产阶级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新政权时，就不能没有他们的参加，而这些人物大多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和经历。二是新建的政权，由于力量比较弱小，需要有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更需要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吸纳这方面有影响力的人士进入有关政府部门，成为势所必须之事。三是民主和选举形式的推广和存在，使一些社会精英人物有了进入政府部门的可能；四是在官员的选用和组合中，除了考虑派系和亲疏关系因素之外，也比较注意人才的素质、能力和派系搭配。
政府成员构成的多元化，从革命派掌握和稳固革命政权的角度来说，可谓是利弊并存。有些地方政权由于革命派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其他各派的政权关系，出现了权力失落的现象，但从全局来说，从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角度来说，它使在清末的戊戌维新、新政、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中已经产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和实践经验的精英人物有了直接掌握政权的机会，更加有利于发挥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应该说具有一种整合现代化精英的意义。也正是有了这种整合的意义和发挥各方作用的机会，才使民国以后的掌权者中有了一定比例的如刘揆一、张謇、蔡元培之类的具有较强现代化意识和经历的人，才使这些曾一度掌握政权的精英人物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促进了民国初年的现代化进程。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不仅提出了一个为之奋斗的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而且给民国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民主革命运动、振兴实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带来了有利条件和新的动力因素，使民国以前已经产生和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诸因素得到整合和进一步发展，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得以基本具备，从而进入启动阶段。但是，就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而言，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所带来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作用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随着袁世凯及其后继者逐步复辟专制统治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导的这一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本意逐渐异化为现代化建设和现代化道路选择并存的状态，而且道路选择日益成为发展进程的主导方面，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阶段的一个独特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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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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