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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著名口号“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实证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的标识性宣言，代表的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观。贝克尔错误地处理事件与事实、记忆与事实的关系，通过分割客观历史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抛弃客观性，认定历史是想象的历史，形成绝对的相对主义理论恶果。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历史大势由三个方向构成：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类及民族社会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历史的伸张是事实的伸张、规律的伸张。历史的强制阐释背离历史事实，颠覆事实基准，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阐释。汤因比的历史文明体系模式、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粗暴地对历史本体的研究、以文学话语强制历史真实，是强制阐释历史的主要表现。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限度规约。必须清醒辨析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 关键词：历史相对主义/贝克尔/汤因比/历史阐释/强制阐释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的著名口号，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实证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的标识性宣言。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1931年历史学大会上的“主席致辞”，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走上了一条绝对的相对主义道路。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和辨识这个口号，表达一些对现代西方相对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看法。① 一、历史是事实，不是想象 历史不是事实而是想象，这是贝克尔讲演中最具震撼力的核心思想。为什么历史不是事实，而是想象？贝克尔认为，历史作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事实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如果历史学家“不把历史事实加以整形而能重新陈述”，“那就是把人类经验的一切意义剥夺干净”，事实也将不复存在。同时，因为历史仅仅存在于前人留存的文字陈述之中，并且只能在这种陈述文字中“取得一种可以兑现的存在”，它就一定要“随着用来传达它们的文字而变异”，因此，历史只能是“已经消逝的事件的一种想象的重建”。再进一步，既然是想象，那么它就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想象的、创造的历史，是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这种附会是“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简言之，贝克尔的历史，是想象的历史，历史的书写属于创作艺术家的自由，没有必要对历史事实做认真的小心求证，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意图、口味，任意修饰和伸张事实，使历史成为克罗齐所说的“活着的历史”、“当代的历史”。 毫无疑问，贝克尔的历史观是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观。无数文献证明，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古已有之。但是，到贝克尔这里，又向极端的谬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也就是由正确的相对观，即肯定事物相对性的正当意义，转换为无限的流动性、异变性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本质特征；时间的相对性、历史的相对性、人的认识及其能力的相对性等，皆被无限伸张。绝对地排斥和否定一切确定性、稳定性，衍化为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是想象的历史，正是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的理论恶果。现在的问题是，贝克尔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逻辑依据又是什么？这要从他对历史的定义说起，这个定义就是：“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贝克尔还清晰地说明，他的历史定义，是经过对历史本质的考察，把历史简化到最后的结论。历史为什么是记忆？从逻辑上看，其根据和推理，有以下三条线索。 第一，历史的两种形式。贝克尔认为，人们所说的历史，由两种形式构成。一种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也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小到某先生买煤付账，大到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之战，这些事情都“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这种历史“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哪怕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甚至一无所知，“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来说”，这些事件“构成了历史”。另一种历史，“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所谓记忆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人为的，口口相传的，以及留在文本上的历史。记忆的历史是“我们所能作为观察或试验的唯一客观的真实乃是事件遗留下来的某种物质痕迹”，我们从这里“推论”出过去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肯定该事件过去是如此如此”。 第二，两种历史的三种关系。其一，事件的历史与记忆的历史是关联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种相应尽量确切。”贝克尔承认，记忆是对事件的记忆，事件留存于记忆中，历史研究应该努力使记忆与事件本身一致，或尽可能一致。这是他承认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所应有的结果。其二，事件存在的事实，不能独立于人的记忆之外，只能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意识当中，也就是说，历史的事件实在发生了，但它们转瞬消失，这些事件存在的事实又该如何保留下去？“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也就是说，无论以什么形式留存的历史，都是主观努力的结果。事件只能留存于意识之中，并且由意识而传导和递进，形成记忆的历史。其三，事实的记忆是变化的，没有确切的事实。事件的存在是绝对的，但是，“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同时，历史事件本身既不能被后人所亲历，亦不可被重复，更无法加以检验。因此，事件的事实认定“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随着人的认识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让“历史在意识里复活”。这里的历史当然是事件的历史。 第三，历史是知识。“历史是记忆”的定义，以及两种历史的关系，决定了历史是知识。贝克尔自己说：“我用‘历史’这个名词，意思是指历史的知识。”历史既然是人的记忆，记忆构建文本，这个历史的文本及文本的历史，当然积累为知识。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自然的实际历史过程，而是人的思想的创造，是人对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记忆和理解，且知识本身是不断丰富和扩大的，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只能“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也就是说，尽管历史的事件客观存在，而且不可改变，但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却是不确定的，所以，就没有可以确定的事实可言，更没有可以确定的信史可言。一切都将因人、因时而不断变化，只要是有用，历史就是人人都可以解释，且任何解释都同等有效。用贝克尔的话说：“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知识的相对性决定了历史的相对性。 对以上贝克尔有关历史的定义及其认证，应该如何辨识与评论？我们认为，在贝克尔的认知和论证中，核心是错误地处理事件与事实、记忆与事实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注意，在贝克尔那里，事件与事实是有区别的。事件是绝对存在的，而事实则是记忆的结果。贝克尔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承认事件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发生。但是，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它已经消逝了”，“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复活，永远不能直接对它们加以观察或试验”，所以，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基本上是盲目的。对此，贝克尔指出了三种情况：一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我们是毫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曾经发生过”；二是，“有许多我们只能知道得不完全”；三是，“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已确实知道的少数事件，也永远不能绝对予以肯定”。第三种情况尤其令人不安，我们对历史的真相不仅知之甚少，就是常常自以为知道的，其实也无法印证，完全可以视为并不知道。因此，对事件的认知，完全是主观生成的，是根据“书写的文本”作出的“推论”，是凭据历史文件来推论事件的事实。事实因此而与事件有了本质的差别。这就生出对事实源头的质疑：文本就是人主观生成的产物，在这个产物中，已经贯彻了生成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意志，可能与事件的真相大相径庭。后人依据文本推定事实，同样是主观的认识过程，而非实际的“复活”与直接的观察和试验，可以说是“主观复主观”的结果。如此而生成的对于事件事实的认定，“肯定该事件过去是如此如此”，当然就是主观上“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而非客观的实际的事件的事实。同时，“对历史学家说来，正如普通人一样，记忆中事件的形式和意义，好象物质对象的体积和速度，将随观察者的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差异”，经过时间的淘洗，人们终究会认识到，不是历史通过历史学家来说话，而是历史学家通过历史说话。历史是根据人的主观需要而“伸张”的，是根据新的发现而被否定的。贝克尔还提出，历史“单靠记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多地去检索和考证文件，“借以发现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数的种种事实”，可我们遇到的不幸是，“这些文件却给我们种种矛盾的报道”，使我们对事件的认知，对事件真相的确认发生混乱，这就需要一种记忆力的“人为的伸张”，“在他思想上构成一幅经过选择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图画”，形成他对历史事实的认定。由此，贝克尔定论，所谓对历史事件的事实认定，只能是主观的，是任由人的意志而主宰的。这就是贝克尔区分“事件”与“事实”的目的所在，要害所在。 对此，我们的辩驳是，从事件与事实的关系上说，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不论其大小，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它本身就是事实，是发生并存在且后人无法更改的事实。伯罗奔尼撒战争、孔子著述、法国大革命、苏联解体……都是确实发生过的物质或思想进程，是被认定和称作历史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当事人留下证据和记录，后来人发掘和考辨，依据所得信物，有限程度地认定事实，承认事实，历史成为历史。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后人要根据新的发现和证据，不断地修正对事实的确证，最终让事件的事实记述成为信史。贝克尔苦心创造的与事件相区别的事实，本质上是普通人和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或理解。这些解释和理解与事件事实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符合事件的事实，对此，我们不加讨论。另一种是远离事件的事实，甚至歪曲了事实。贝克尔主张和强调的正是这种情况。我们同意，作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贝克尔欣赏的事实，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历史的感悟和认知，可以用于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但是，这已不是历史事件的事实，不能用这种理解的事实代替历史，或者虚无历史。 从记忆与事实的关系上说，记忆是不是事实？首先要肯定，因为是前人的事、过去的事，留在文物、传说、文本上，成为后人的认知对象，后人通过上述遗物而承接对历史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记忆。从词源上考察，记忆是什么？从贝克尔所用的Memory一词看，原始印欧语中的词根mer，意思是“去记住”，在梵语、希腊语、古代波斯语、北欧的古诺尔斯(the Old Norse)等古老语言里，都有这个词根变形衍生出来的词。现代英语中的memory直接来自拉丁语“memoria”，意思是“记忆，记得；记住事情的能力”。②从汉语言文字考察，“记”者，疏也；“疏”者，通也，分疏而识之也。③《康熙字典》举《礼·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为“记”之义项。所谓“执简记”，意为“国有礼事，则豫执简策，记载所当行之礼仪”。④这可以证明，礼仪之所在，执记为凭，无礼则无记。由此可以确定，无论英语还是汉语，记忆本身没有丝毫想象的语义；记忆是对事实的记忆，不是想象；记忆的基础是事实，对于发生过的事实而言，事实是第一位的，记忆为次，记忆是且仅是事实发生当时及以后的记载和回忆。没有事实，无所谓记忆；离开事实，记忆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贝克尔本人也承认，“每个人在这样创造他自己的历史时，却受到种种限制，如果超越，就可能受到惩罚。这些限制乃是他的伙伴们所规定的。如果人人都能十分单独地生活在毫无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从而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⑤人能单独地生活在毫无限制的天地里吗？肯定不能。那么，对历史事件的事实的想象，就只能是一个假想的世界了。假想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历史。因此，“历史是想象”以及“历史是事实与幻想的混合物”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 现在需要辨别的是，作为记忆和想象的历史，与历史知识是不是相等或相似？历史知识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贝克尔把历史事实等同于知识，用意在哪里？如贝克尔所说，事件是历史，对事件的记忆与事实认定是历史知识，那么知识是什么？构成知识的要件都有哪些？想象的历史或历史的想象，可以作为知识进入人类知识系统吗？应该承认，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和结晶，系统的科学知识是知识的高级形态，这种高级形态的知识，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实现自身。正确的知识观，是从实践的社会性来了解知识的本质，把社会实践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无论什么知识，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才是可靠的知识。知识借助一定的语言形式，可以交流和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⑥按照这些要件来辨识，贝克尔所谓“想象的历史”，可以成为知识，但不能进入人类知识系统。其一，想象不是理性的逻辑思维形式，想象不能以概念的形式经过判断和推理而实现自身；其二，想象本身具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在没有形成对事物的准确认识以前，难以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而被证明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其三，既无符合逻辑规则的科学形态，又不能经过实践证明自身，那么，就难以进入人类知识系统并交流和传递下去。因此，我们判断，想象的历史不是知识，起码不是具有历史继承性和不可逆性的知识。同时应该指出，所谓知识，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的渐进性和增长性。也就是说，知识不是封闭的、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作用，推动知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种处于辩证运动的知识，给人以错觉，以为知识就是可以随意更正和主观臆指的。贝克尔把想象的历史比作知识，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企图以无边界的想象替换知识的流动和进步，为想象历史、以个人经验伸张历史提供根据。我们的结论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成果是历史知识，想象的历史与历史的想象不是知识。 总之，与许多历史相对主义者一样，贝克尔走入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在于他通过分割客观历史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抛弃了客观性，最终选择了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并将其认定为唯一的历史。“历史”与“史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史学”源于“历史”，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因而本质上不可能是想象的历史，更不可能是创造性的想象的历史。正如罗素所说：“甚至从最纯粹的艺术观点来看，除非历史学家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对事实的忠实，否则历史就不值得称赞。”⑦贝克尔作为专业历史学家，他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忠实”程度，是需要质疑的。 二、历史是大势，不是碎片 为证明自己关于历史的定义，贝克尔虚拟了一个普通人，并以他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为证明，阐释历史不过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由此，普通人的生活记忆也是历史，尽管贝克尔强调这只是“他自己”的历史。我们注意到，这位先生没有名字，是贝克尔强调的那个“人人”当中的任意一位。但正因为如此，这位“人人”便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替代。进而，贝克尔的命题便先天具有一般和普遍的意义。但核心问题是，这个“人人”的记忆及其获取记忆的方式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是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对此，还是应该通过对贝克尔文本的细读，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以真正理解贝克尔的本来用意。这个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历史如何生成。贝克尔笔下的普通先生，在一个早晨懵懂地醒来，断续记起了“昨天写字间里说过做过事情的一个景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跌落，早上十点钟举行会议，下午四点半打高尔夫球，以及被贝克尔先生称之为“其他种种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位先生在喝咖啡的时候，对一件说过和做过的事情陷入遗忘状态，他着恼于此，但并不气馁，而是翻开自己口袋中的记录本，细心考察一番，最终看到如下记载：“12月29日付史密斯煤炭账，20吨，1017.20元”。于是，“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便在他心上活跃起来”。这种活跃让他想象了一幅图画，这个图画的景象是：“自己在去年夏天到史密斯店里定了20吨煤炭，史密斯的送货车开到他家里，值钱的煤炭向地下室的窗口倾泻，冒出灰来。”⑧根据这幅图画，贝克尔先生判断，普通先生买煤的事件是一个“历史事件”，尽管没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样重要。对于普通的“人人”而言，这就是历史，历史就这样生成，并成为被考证且可信的历史。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被生动地阐释出来。 其二，历史如何考察。历史事件是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要成为历史，并为后人所了解和信任，“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对于靠不住的记忆，我们该如何面对？普通先生的脑海里连带生出另外一幅历史图画：12月29日，他到史密斯的店里去付夏天买煤的账，史密斯先生却表示疑惑和意外，他也认真核查账目，告诉普通先生，你定煤是不假，但你要的煤我这里没有，于是把定货转到勃朗的煤店，是勃朗先生给你送的煤。普通先生的记忆和想象有误。由此，他赶去勃朗的店里弄清原委。勃朗查账，证明此事为真，普通先生才正式付清本本上记载但实际去向有误的煤账。最后，在当天晚上，以收到“勃朗正式开来的炉煤20吨”的发票为节点，历史事件的记忆，或者说是记忆的历史最终成为信史。贝克尔认为，因为这位普通人“已经做了所有涉及历史研究的种种基本动作”，他检查了文件，并且“为了避免错误不得不把原文作一批判的比较”，“借以发现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数的种种事实”，因此，他可以“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贝克尔的历史观里，历史的考证与批判就是如此展开并结束的。 其三，历史如何伸张。什么是历史伸张？贝克尔既没有定义，也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他对普通先生买煤付账过程的描述看，其伸张是指，从时间的意义上说，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成为今天活动的根据，记忆把过去与当下紧密联系起来，影响并决定着未来的行动，一切历史便如克罗齐所言，成为当下“活的历史”。⑨经过这种记忆力的伸张，激活过去，决定当下，直指未来。贝克尔总结说：当付账前的所有历史考察“都已满意地做到了”，这位普通先生便准备开始记忆力“人为的伸张”。其实际载体是，“在他思想上构成一幅经过选择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图画”，也就是从史密斯那里定购煤炭，史密斯把定单转给勃朗，勃朗送煤炭到他家里的记忆的图画，这位普通先生采取了未来的行动，他能够并且也确实去付清了账单。记忆在前，行动在后，记忆决定未来，历史延续为今天的、当下的历史。“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现在的知觉和明天要说要做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这种对时间、空间的伸张，昨天说过做过的事情与当下认知、与未来行动的联系，聚集了所谓历史的全部要素，事件和记忆成为真正的、对当下有意义的历史。 以上的细读似乎有些琐碎，但十分必要，舍此无法深入辨析和理解贝克尔的历史观。据此，我们提出如下观点。 第一，历史是大势。什么是历史？我们认为，历史是关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及一般规律的事实与确证。普通人的日常经历，如果不能对历史过程发生影响，也不能见证历史进程，那就只能是“他自己”的历史。贝克尔设计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日常事件，此事件本身完全是虚构的，但是具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意义。以时间度量，它完全是一个过去与完成时态，这就具备定义历史的基本要素。同时，它是一系列具体的人的活动，是一个具有主观意识和物质行为的实际过程，这也为定义历史提供了内容上的根据。另外，这个具体的活动以记忆的形式存留于世，由此，定义历史的要素得以圆满。贝克尔的历史定义：“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似乎无懈可击，但正因如此，我们要对这两种历史——如果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也硬要叫做历史的话——作出如下区别：我们命名前者为“大历史”、后者为“小历史”。贝克尔的问题是，他经常悄无声息地偷换概念，以后者替代前者，把小历史的存在状况和表现形态强制到大历史之上，制造错觉，混淆性质，让头脑不那么清醒的人相信，这两种历史具有同样的性质和意义。 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记录的是发展大势，是历史规律的探索和确证，而非碎片化的个人经历和记忆。所谓历史大势是指，有核心人物或人群引领、广大民众参与的重大社会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作用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生存和活动状态；这些活动和状态由历史学家所记录与印证，并以此为基础，揭示或阐明其中包含的一般规律，用以指导人类或相应群体的未来活动。简而言之，历史大势由三个方向构成：决定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人类及民族社会的生存状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把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的事情”，并规约为记忆，实际上歪曲了历史，起码是大历史的本意，为相对主义进而是虚无主义制造了借口，让历史成为任人驱使和奴役的婢女。 从这里说起，必然还要再作两重分析。一是普通人“说过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才能进入历史。首先，从我们对历史定义的要求看，大历史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是文本的历史、书写的历史，也就是作为确证的知识，进入人类知识系统的历史，而不是一切事实的历史、一切事件的历史。对这两者的区分，法国历史学家亨利—伊雷内·马鲁有过很好的分析。他指出，黑格尔“曾经用拉丁语来表达，把Resgestae(发生的事情)本身，从historia rerum gestarum(发生事情的历史)区分出来”。法国人亨利·科尔班则设想用Histoire和histoire加以区别，“大写的那个字代表实在，是有血有肉的人曾经生活过的过去；小写的那个字代表历史学家用艰苦的劳动，努力重新组织起来的微不足道的映象”。⑩按照这个标准，贝克尔所定义的“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实际存在的活动，是历史构成的基本要素，要上升为历史必须经过选择和锤炼，以能否影响社会历史进程、能否见证历史进程为标准，决定它是否进入历史。普通先生买煤的经历，不满足以上两类约束条件，因此，它应该作为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存在，但不能进入文本的历史，这个事件的发生与存在毫无历史意义。其次，从知识的意义上说，“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可以全部成为知识，并为人类或相当规模的群体所认可接受吗？贝克尔把他说的历史作为知识，或者说从知识的意义上说历史，其目的是借用知识构成的主观性和内容的流动性，来证明记忆就是历史。他的论辩方法给人错觉，以为所有可以留下的个别记忆都是历史和知识。这是对知识的扭曲和误解。个别的记忆，无论如何真实可靠，如果没有历史意义，它就不被认可为知识；无论它有何意义，如果没有经过检验被证明可靠，它也不被认可为知识。所谓知识，在马鲁看来，不是贝克尔所谓由人类主观意志所左右的、没有确定客观界限的个人记忆，而是“扎实的、真正的知识”，“历史正是以这种知识来同将会是、也同已经是关于过去的错误的或捏造的、不真实的描写相对立的”，尽管他知道这种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或许只是一种理想，但是，他坚持“历史总该是为接近于真实而作出的最严肃、最有步骤的努力的结果”，是一种“科学地构成的过去的知识”。(11)这与贝克尔的历史的知识概念，即“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12)是完全对立的，从而确定了历史知识的可靠意义。 第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而非技术的简单展开。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事实依靠各种记忆方式来保存，时间的流淌对记忆的损蚀与时俱增，不可阻挡，恰如贝克尔所言：“时间是人的敌人”，“日复一日，时光踏着渺小的脚步蠕蠕而来，而所有我们的昨天便渐渐退缩而模糊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无论何种记忆，都经过记忆人的主观选择，他的立场、价值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决定了他对历史的记忆。对历史可靠性产生质疑是合法的人类理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阐释上，“不论我们可以怎样去正确地确定历史‘事实’，但事实本身和我们对于事实的种种解释，以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解释的解释，跟着人类向未知的将来行进，就会有不同角度或比较不明显的看法。”(13)因此，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在考证甚至考古的意义上对细节、碎片的技术考察，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这就涉及历史研究本身的性质。历史的清白依靠事实的确定。没有事实作依据，一切推论和想象都是妄忆。历史资料的可靠是记忆得以客观化的根据。我们不否认在具体的历史考证中，万千细节的复杂交错，时间与空间中辗转传播、错记、误记以至主观故意的篡改，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常态。但是，历史事实总是在的。贝克尔自己也言之凿凿：“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14)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事实的考证无疑是第一位的。在这一点上，贝克尔应该同意我们的观点。他关于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论说，以及对普通先生买煤付账过程历史文本细致考证的描述，就是明证。我们历来坚持，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必不可少。世世代代，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庞大队伍，为揭示历史事实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巴鲁说：“我们曾经致力于证明我们的对象的存在，这是由历史学家一类的技术专家队伍进行探索的人类文化的一个部门；我们的材料出于公认的有能力的专家们的有效的实验。对于这样一种材料的真实性是不能有所怀疑的：这个历史学家的队伍，在这一方面确确实实具有一种严格的方法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始于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一直继续到，我们说，费尔南·布罗德尔。”(15)但是，现在我们的疑问是，历史研究——从它的目的和结果来说——仅仅停留于此吗？如果历史研究的意义仅停留于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将如何可能？ 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细节及碎片的挖掘，也不仅仅是对事件记忆的巩固与刷新。它的根本意义是把握历史大势、发现历史规律，为当下人的行动指明未来。如果历史仅仅是事件本身的记忆，历史学仅仅沉浸于记忆的发掘，哪怕你是专家，付出再大辛苦，历史对历史的评价将是，“这还算不上是历史”，(16)起码不是好的历史；历史对历史学家的评价将是，这不是历史学家，起码“不完全是历史学家”。对前者，历史的知识“应该凌驾于那些琐屑事件的细微末节之上……而代之以一种井井有条的看法”。不论这种井井有条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是谬误还是真理，抑或两者相互混杂，但是，这种努力总是必要的，是历史学应该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更何况它要求“这种看法显示出一些一般的线索，一些可以被理解的方向，显示出一些因果关系或目的论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含义、价值”。对后者，它的要求和愿望则是，“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一种如此琐碎、如此浮泛的影象；他想知道，他谋求知道比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一辈人所不知道和无法知道的多得多的‘底细’”。(17)这个底细不是琐碎的记忆，不是个人的技术的感受，而是大势，是线索，是意义和价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不能领悟这样做的重要意义，那么，你只能是“不完全的历史学家”，“是一些做准备工作的人或实验室里的年轻女助理员，而还不是真正的学者”。(18)在马鲁看来，历史学家不能是普通的技术工作者，就像今天我们在田野考察现场所聘用的普通工人，也不能是仅能做一些技术性工作的博士和博士后。历史研究是思想的研究，是规律的研究，是人类发展进步大势的研究。 在这个方面，不能不说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要比贝克尔高明一些。克罗齐主张历史与编年史的本质差别，“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19)柯林武德继承这个立场，强烈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主张“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它了”。(20)由此可见，柯氏是反对表面化、浮泛化、碎片化的历史表述的。他主张在历史表象的背后，去寻找现象发生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历史人物进行自己的活动并成为历史事件的思想。于是，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据此解释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又回到事实，这颇有一些循环阐释的色彩，但这种循环是经过思想论证、经过史学家反思的高级循环，是对历史现象的反思，对史学家历史研究的反思。在柯林武德看来，这种经过反思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相对于贝克尔把历史说成记忆，柯氏指出，记忆不是历史，起码不是历史学，直接的记忆和记忆的集合，只能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柯氏认真指出：“记忆和历史学之间的不同是，在记忆之中过去单纯是一种景观，但在历史学中它却是在现在的思想之中被重演。”(21)我们认为，柯氏不满足于历史表象的简单重述，而是努力去找到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这是应该肯定的，符合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本意。同时，我们也要追问，仅仅找到现象背后的思想动因，并因此而定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能够找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规律吗？如果仅仅停留在所谓思想史的推演上，就真的能做到柯氏所希望的那样：“当他(史学家)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它何以要发生了”？(22)显然不能。我们一定要问：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思想？历史发展的动力最终产生于何处？ 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的、彻底的。毫无疑问，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人又是有思想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3)如果说人的主观愿望或者说思想决定了历史活动，而这个思想却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他所生活其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过程的产物，相对于这个过程而言，人的思想依然是历史生活的表象；停止于这个表象，仍然还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动因不在思想，而在生生不息的人类物质生活之中，在生产力的客观发展过程之中。“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4)这个说明的逻辑顺序是，只有把人的思想归结于社会关系，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自然的历史过程才成为可能，历史才最终成为科学的历史，历史学家才能科学地“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5)应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把握历史大势、揭示历史规律的有效武器。 第三，历史如何伸张。贝克尔的“伸张”是玄妙的，但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所判断，他的历史伸张就是要表达克罗齐的一个思想，即一切活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在历史事件的记忆中消磨历史。历史研究，或者如贝克尔所说记忆历史，目的“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象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26)我们认为，一般地说，这个提法是正确的，与我们的口号“古为今用”很有一致的地方，但核心是如何来用，用的基础和根据是什么，怎样用才符合历史学理论的科学要求。对此，我们有以下两个基本判断。 其一，伸张是事实的伸张。从古至今，无数事件和事实构成实在发生的历史，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在一切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同等的作用。从时间向量上说，越久远的时间，其记忆就越淡薄，记忆扭曲与变形也越剧烈。特别是代际关系上的间隔，对历史的感觉与敏锐，因为时代不同而差别愈大；唤起历史记忆，也就是所谓的历史伸张，其障碍和阻隔与时间成指数增长。“在以世纪计算的漫长视野里，纵然最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后代人的眼里，势必无可避免地黯然褪色成为原形的苍白的复制品，因为当每个接踵而来的时代退向遥远的过去时，便要丧失其本身垣赫一时的某种重要性和以前属于它们的某种迷惑力量。”(27)从空间向量上分析，历史活动是在确定的空间中展开的。不同民族在广阔但却疏离的空间中创造自己的历史，造成各民族历史的巨大差异，历史的记忆是民族的记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叉记忆，因为差异与陌生，而对其他民族历史的感悟与理解无疑将产生深刻分歧。同时，我们承认，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并不是简单的模仿，阐释本身包含着“前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的主观立场直接决定着阐释的方向与结果，“正如普通人一样，记忆中事件的形式和意义，好象物质对象的体积和速度，将随观察者的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差异”。(28)但是，历史的伸张，必须是事实的伸张，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伸张，而非想象的伸张，歪曲的伸张。要把死的历史变成活的历史，要用新的历史取代旧的历史，只是而且只能是对事实的新的理解和阐释，不是篡改事实。激活历史，事实是基础；事实不会说话，但历史学家说话一定要凭据事实，凭据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能由任何人去任意想象。贝克尔所主张的“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的历史”，那种所谓“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的判断，应该得到纠正。在这一点上，贝克尔本人的理论诉求，与他实际操用的历史方法是完全矛盾的。在他看来，普通先生要解决买煤付账的问题，是很实际、很物质的历史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普通先生要核对自己的记录，店家要核对账本，真金白银交付店主，最后落实在付款收据的实在到位。这个历史活动和考证的过程，是事实和幻想的混合物吗？是对真实事件的神秘附会吗？显然不是。普通先生买煤付账的历史伸张，是事实的伸张。 其二，伸张是规律的伸张。对此，贝克尔以及20世纪西方主流学派都是悲观的。在主席致辞中，贝克尔没有更明确地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他的历史定义已经表明，作为一种记忆以及对记忆的伸张，本身就否定了历史规律性的存在。从他认为“我们应该作为一种对我们的解救，来抛弃无所不知，来承认每一代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都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凭本身被限制的经验，去了解过去和预估将来”，也明确透析了他对历史规律的否定立场。尤其是他讽刺说“时间的流逝对‘永久贡献’和那种放诸天下而皆准的哲学说来，是不幸的”，(29)其内心主张已经是坚定不移了。在这个问题上，更有代表性的是波普尔的观点。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从多个方面论述他对历史规律的存在以及科学探索的否定态度，被看作西方当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代表。但是，无论怎样否定地消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有”的，是“在”的，科学的历史预见被实践反复证明。这种历史观的分野，从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何以可能，以及其他同层次的原点问题开始，不仅历史唯物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错误历史观做出了鲜明的批判，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就是20世纪西方历史理论发展中，对此也有诸多不同观点，呈现深刻的对立与分歧。 沃尔什的学说就是一个典型。尽管他突出地强调，“历史学家至少在表面上一点也不关心预言”，因为“历史学家思想的全部定向都与科学家的不同，不同在于历史学家首先是关怀着过去所个别地发生的事，而科学家的目的则是要总结出普遍规律”。但是，他又提出，“对一个国家或一种运动进行历史的研究，就会确实使我们处于一种更好的地位可以预测它的未来”。对此，他生动地加以补充：“比如说，一个对德国历史了解得很多的人，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对德国历史全然无知的人更有条件谈论德国在将来大概会是怎样发展。”由此，他作出判断，“历史学家也许不是预言家。但是他们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他一方面明确，“至少并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是把要获得那种真理作为他的主要目标的”，但又认为汤因比是一个例外，指出：“汤因比不只是把所有的历史都作为他的领域，而且他还把自己的探索从过去伸展到未来，而且扬言要宣告‘西方文明的前景’”。(30)美国历史学家J.W.汤普森也说：“除了至今还遵守‘作家的目的在于记述而不在于裁决’这句古代格言的狭隘学派的历史家以外，一般人都同意历史家的崇高职责就是阐明问题。”(31)这些都很清楚地证明，无论历史学家怎样设计自己的目标，无论他们怎样地怀疑和否定史学认知的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客观历史而言，它的自然历史进程，是被其自身所塑造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研究本身自然蕴含着对规律的探索及对未来的预言，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一点是逃也逃不掉的。尽管贝克尔本人苦苦挣扎，但他还是要承认，“换言之，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不论发生于我们贴近的昨天抑或人类久远的过去)，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象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32)这里的“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是什么？这里的“借镜于”“已做和希望去做的”又是什么？似乎不需要再去纠缠他对这个问题的话语辩白了。 三、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历史 历史阐释中的强制阐释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当下更加盛行，几乎成为历史阐释中的恶疾。我们的分析说明，将历史视为“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其要害就是为任何人及任何意图阐释历史提供了借口。因为想象可以虚构，可以“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将历史看作“记忆力的一种人为伸张”，“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历史就可以根据个人记忆的需要，人为地制造历史，以主体的经验为基点随意搭配和解释历史，历史阐释完全为阐释者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历史记忆和知识成为意志的证明。至于在技术或者说叙事技巧上，将历史看作故事并“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为了这个意义，阐释者将所有艺术手段统统调用起来，任意编造故事，迎合及实现阐释者的完美企图。总而言之，一如贝克尔所说：“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像普通先生非正式形成的历史一样，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如此，历史的客观性被完全消解，主观的、想象的、意志的历史，将“历史的历史……成为‘新历史’的一部记载”，(33)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历史事实和规律，并不完全甚至是基本不符合诸多阐释者的愿望和企图，史学研究中的强制阐释就成为必然。由此，我们展开以下讨论。 第一，强制阐释的概念说明。其核心要点是：背离历史事实，颠覆事实基准，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阐释。所谓“背离历史事实”是指，阐释者对历史的阐释离开了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做事实意义以外的话语发挥，这些话语可以离开事实而独立存在，无须依赖事实而发生。历史事实只是阐释者实现阐释意图的借口和脚注。所谓“颠覆事实基准”是指，阐释者对已达成的历史共识以背向阐释，这些阐释，是政治的、哲学的、种族的、个体的意志诉求，刻意背离人类及民族长期锻造的共同价值。所谓“前置立场”是指，阐释者的站位与姿态已预先设定，阐释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的研究与探索，而是要表达和证明立场，且常常是非历史的立场。其思维路线是，在展开阐释以前，阐释者的立场已经准备完毕，并依据立场确定阐释标准，从事实择取到结论认证，都围绕和服从前置立场的需要展开，事实服从立场，而非立场服从事实。所谓“前置模式”是指，阐释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或方法框定事实，以为模式和模板可以冲压一切历史，并据此作出理论上的指认。理论和阐释不再是对历史的说明和理解，而是历史对理论和阐释的证明。所谓“前置结论”是指，历史阐释的结论产生于阐释之前，阐释的最终判断不是在对历史事实的实际分析和逻辑推演之后产生，而是在切入历史事实之前就已确定。阐释不是为了认识和澄清历史，而是为了指证和伸张结论。阐释只是按图索骥，为证实结论寻找根据。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仅以汤因比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为例。 众所周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文明演进与发展的研究，是有其确定模式的。这个模式是他建立庞大历史文明研究体系的核心。首先，他将全部人类文明划分为26个模式，提出在每个文明内部，都具有相同的演变阶段。他认为，任何文明在实现从兴起到灭亡的全部过程中，都有三个因素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作为旧社会最后阶段的一个统一国家；在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而转过来又发展了新社会的一个教会；以及一个蛮族英雄时代的混乱入侵”。在这三个因素中，教会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在文明和国家发展与衰落的三个阶段中，“教会既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汤因比最终没有逃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顽固地坚持，他所说的历史上曾经生存和发展的26种文明中，“只有一个——西方文明——现在也许还活着，而其余的则不是全死就是半死”，中国的文明就是其中的一种。尽管事实上，他看到了许多与他的理论完全相悖的事实，譬如，“有许多文明，如果根据他的说法，早就该死掉了，可是在它们已经衰落以后，又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它们今天还活着，甚至还活得很有力量”。为解决这个问题，汤氏就创造了一个文明“僵化”的理论，用以缝补其漏洞百出的僵化理论。他以希腊城邦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为根据，说明他理论的正确，并将它作为一种基本模式，普适于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文明与国家。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这样解读中国历史：其一，中国古代文明是26种文明中的一种；其二，这个文明“从公元九世纪起就处于僵化的状态中，一直到今天”；其三，大乘佛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一教会”，是“今日远东社会的蛹体”，其作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会，并且，只有大乘佛教才是破解“古代中国社会”的唯一钥匙。(34)很明显，汤因比对中国古代历史的阐释是荒谬的。从根本方法上看，对26种文明模式的分类，柯林武德的批评是：“他的整个规划实际上是一个精心安排并贴上标签的鸽子笼规划，好把现成的历史事实纳入其中。”(35)对中国文明从唐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虽然历尽苦难和艰辛，中国古老文明仍在创造和前进着，康乾盛世就是明证。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生动活跃的光辉篇章。中华文明并没有像他预言的那样继续僵化和衰亡下去。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步，使古老中国焕发蓬勃青春，创造着美好未来。至于所谓大乘佛教说，汤氏硬把中国战国时期这一所谓母体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的大乘佛教“创造”出来，并将其拼凑到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历史当中，以大乘佛教作为考察中国历史演变的主导线索，就更加荒诞不经。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哪一种宗教曾建立起什么大一统的教会，不曾发生过像西罗马帝国灭亡那样的历史事件，也不曾有过被视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36)还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大乘佛教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曾战胜儒、道，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37)在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中，大乘佛教不可能发挥像基督教那样的作用。汤因比的文明论学说，被美国学者索罗金判为“原罪”，这个罪过在于，“那座巨大的建筑物建筑在比所谓一片散沙还不如的基础上”。(38) 我们认为，汤因比的错误，不仅是在他基本理论的疏漏上，任何理论都可能有所疏漏，更要害、更根本的是他的阐释立场和方法上的错误。我们可以赞成，古希腊文明和城邦国家的兴衰，抑或符合他的文明理论；西欧早期国家的演变与发展抑或也可作如此分析。但是，任何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用既定的理论模式普遍冲压全部历史，并企图让历史服从和认证理论，就一定要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汤因比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是有前置立场和模式的，这个立场和模式在他分析和阐释中国历史发展事实之前就已经确定。正是在这个立场推动下，他以僵化的模式僵化地裁剪历史，让历史服从理论。在他的阐释框架中，理论是刚性的，历史不符合理论，就一定要修正历史，而非修正理论；为证明理论的正确，可以歪曲以至虚拟历史，将历史强制于理论框架之中。对此，在历史研究、且不仅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理解和宽宥研究者理论上的疏漏与缺陷，但是，对研究者所操作的强制阐释的方式却很难接受。特别是在事实与理论相悖的情况下，不是勇敢地修正理论，让理论服从事实，而是虚妄地修正历史，以至有目的地篡改历史，让历史符合前置的立场和理论。所谓阐释的结论不是生于阐释完成之后，而是生于阐释之前，贯彻于阐释之中，让事实服从结论，证明结论。对此，英国历史哲学家W.H.沃尔什说：“他(汤因比)对于具体的历史形势细节的解说，也常常得不到这些领域内的专家们的赞许，人们常常说他或多或少是在歪曲事实来适应他的理论”，(39)也可谓一语中的。以此例为证，我们对强制阐释概念的定义，应该是清晰和精准的。 第二，强制阐释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根源，是简单搬用历史学理论以外的其他理论强加于历史研究。在讨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领域强制阐释问题时，我们曾经提出，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场外征用”，即文学场外的非文学理论的征用，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走向和格局。一方面我们强调了“各学科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已成为历史趋势”，“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40)另一方面，我们也辨识和分析，所谓“场外理论”的强暴征用对文学理论的扭曲和伤害。同时，我们看到，同类问题在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费弗尔提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41)以全部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疑问，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地，推动历史学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无可避免的是，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对历史本体的研究，特别是无限制地征用场外理论，简单粗暴地强制阐释历史，也给历史学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历史心理学的兴衰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历史人物作科学的心理分析，判断和度量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其历史行为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这已经包含了肯定心理作用的倾向。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企图以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他坚持说，‘历史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应用心理学。因此，要想得到对历史的真正解释，我们必须指望理论心理学给我们线索’。”(42)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及其弟子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称霸各方，历史心理学的兴起和泛滥就是必然。“1970年以后，心理历史成了一种时髦”，这种时髦集中表现为“强调个别人物的行为和决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43)把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趋势，定点于个别人物的心理素质和倾向上，历史的研究必然滑向谬误。譬如，有人用心理分析方法，重新认识希特勒，分析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心理原因及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战争根源、把法西斯的反人类罪行聚焦于希特勒的个人心理，甚至为希特勒的罪行辩护制造了借口，得出背离人类共识的结论。很明显，如此反历史的历史研究，不可能为学界所认同，更不能为人类的道义和共识所认同。此类所谓心理历史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时髦，到80年代就迅速衰败，前后不过10年时间，其中原委可见一斑。有人认为，这个方法的主观随意性明显，与其他学科理论的应用相比较，可靠性较低。德韦勒说：“简言之，对历史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历史科学的进步，除非是将其用于分析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事实。”(44)也有人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说到底是一种个体分析，是用某个或某些人的心理活动来解释历史运动，其“重大的危险是不顾场合地使用心理学的普遍概念——例如自卑情结、抑制、下意识、内倾——作为解释历史的原理”。(45)如此这般“不顾宏观模式、只靠微观数据而得出的误导性结论”，(46)就是用碎片化的个体分析取代整体化的历史运动，其偏执和狭隘在所难免。 借助心理学方法扩大历史理解的视野和范围是合理的，但是，企图以此重新解释全部历史，颠覆已被实践证明的历史共识，不是科学的态度。历史计量学派的得失也可以证明，盲目征用场外理论，简单搬弄数学与统计方法重新解释历史，同样难有前途。 比如对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评价，无论这场战争有多少缺点，无论它造成多少损失，有些甚至是不必要的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历史对它的评价总体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其历史进步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因为“内战的胜利最重要的还是千百万黑人奴隶的胜利，其艰难困境本身就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争诞生了亚伯拉罕·林肯划时代的《奴隶解放宣言》，以及随后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规定彻底废除蓄奴制。战争鼓励千百万奴隶真正解放自己，抛弃主人，求助联邦阵线——甚至参加联邦军。虽然自由奴隶的前景还不容乐观，但350万曾经为奴的男女在战后变成了自由人”。(47)美国历史上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因为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因为成功领导南北战争夺得胜利，马克思曾亲自执笔发出贺信给予赞扬：“如果抵抗奴隶主势力是你第一次当选的谨慎的口号，那末，你再度当选的胜利的战斗口号就是：消灭奴隶制度。”(48) 然而，历史过去了近二百年，从A.康拉德和J.梅依尔1958年发表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一文，(49)到1974年该学派的两位权威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所写的著作《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历史计量学派”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研究上做了不少文章，但是，又得出了什么新的结论呢？“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那些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种植园主所维持的非理性制度”；“当南北战争到来之际，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平均意义上说，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50)如此数量分析和定性判断，尽管研究者打着反对种族主义、为黑人奴隶填补历史文化空白的旗号，而且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南北战争后黑人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史实，但实质上，对南北战争的历史定论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判断。按照这个数量分析，读者自然会想到南北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北方对南方的胜利是一种倒退，起码是经济上的倒退，奴隶制不应该被废除，因为奴隶制似乎是相对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实践证明，不仅这个历史判断是错误的，而且这种计量分析方法也很难说是科学的、有前途的。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特，一位历史计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在自己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门论著中指出：“确有那么一些质量不高的计量历史，其中的证据被强迫划入各种事先就决定的类别，另外，所使用的假设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51) 何止是“质量不高的计量历史”，问题的要害是，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一定的限度规约。解决一个场外理论学科化的问题，需要把场外理论熔炼为本学科的实际方法，与学科精神和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科学精神指导下，正确运用经过改造和炼化的理论开展学科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和模仿。“我们要加倍小心，一个学科借用与之邻近的学科的一种概念是正常的(例如生物学，当它研究关于冰川期植物或动物在某一个已知的原野中分布的情况时，就喜欢相应地谈论‘历史’现象)，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把某一个经验领域所构成的概念应用到不同的经验领域里去，整个科学概念会逐渐失去它的有效性，而这种新的应用，也只有一种类比的性质，所以是有限度的。”(52)这是马鲁20世纪中期说过的话，至今仍然可以给人警醒。 第三，以文学想象和虚构取代历史实际，以文学叙事代替历史描述，以个体云集的文学话语强制历史。有两个有关南北战争的文学文本值得一提。一个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深刻表达了自己对南北战争的理解和认识。她站在南方奴隶主阶级立场，通过众多人物的命运纠缠，描写一个对“北方佬”无比仇恨、对南方奴隶制度无比留恋的乱世佳人的奋斗，表达她的历史观、价值观。小说的文学性极浓，历史性很强，诸多细节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飘》的发行量甚高，多种语言的文本产生了世界影响。另一个文本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士兵、新闻记者出身的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著名短篇《空中骑士》(A Horseman in the Sky)。(53)作者站在北方资产阶级立场，表达他对战争的理解和认识。他写出一对父子，因为理念和价值观不同，参加了相互对立的军队。在战场上，儿子击倒了父亲。开枪的刹那间，尽管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但是，脑海中升起父亲的教诲：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做你认为你的职责要你做的事情(Whataver may occur,do what you conceive to be your duty)。(54)于是，他扣动扳机，父亲应声坠下悬崖。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文学史定论，这是两部堪为经典的作品，在美国家喻户晓。但是，能不能依据这两个想象与虚构的文学文本，对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出历史学意义上的判断和结论？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前者，尽管我们高度肯定文本的艺术价值，但不赞成她通过想象和虚构所表达的历史观念。她对南北战争的否定性评价，不符合近代以来人类进步的主流共识。她对人类共识的反叛和颠覆是大胆的，但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大胆，就随声附和肯定她。历史是不可以歪曲和亵渎的。对于后者，我们赞成作者的历史观点，赞成他对南北战争的正确认识和评价。但是，我们依旧不能视它为可靠的历史文本，也不能据此对南北战争的历史作出新的判断。因为它是文学，是虚构，是想象，是审美，而非考据和论证。中国学者有如此评论：“《空中骑士》用诗一般的描写，通过一家父子的生死决斗表达了美国内战是怎样一种新时代消灭旧时代的战争。”(55)这是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文学批评，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此文本可以让我们对战争的残酷和美国价值观有新的认知，但对战争本身的历史细节的挖掘，对战争历史意义的思索，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回到贝克尔，看他会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对此，贝克尔有多重表达。 其一，对于所谓普通人的历史记忆，他认为：“仿佛具有一位创作艺术家的自由；他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的历史，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56)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文学家对历史的认知可以视为普通人了。玛格丽特以她艺术家的自由，在她的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她个人经验的一种伸张的历史”，其表达形式和载体就是小说《飘》，作为历史学家的女儿，对于历史研究的爱好，这个表达当然“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这完全符合贝克尔对历史研究的定义，但是，贝克尔先生会认可玛格丽特的小说是严肃科学的历史文本吗？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短篇中，幻想和虚构更上层楼，儿子扣动扳机，父亲骑坐在马上凭空飘落而下，有人评论：“这个镜头集中而短促，然而作者却给了它足够的意义”，一个“庄严而惹人注目的骑士塑像”，“代表了即将为北军消灭的南方的‘骑士时代’；而儿子是通过步枪的瞄准器里看到这景象的，又说明这是一场同‘骑士时代’的讲规矩、讲礼节的比武截然不同的新的、现代性质的战争”。(57)这是不是已经符合贝克尔的要求，应该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然而，贝克尔能不能认可这是“最能适合他的利益的或最有希望满足他的情绪的”历史文本？ 其二，贝克尔说：“历史是一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58)那么历史到底要以什么为最终目标？不是事实，不是真实，不是主观认识与客观的统一，而是审美，是审美口味的诉求与一致。如果历史研究的任务是审美，我们来看美学批评的视角：“景物描写适应主题。父亲的形象是被儿子和其他人从下面看到的，以天空壮丽的云彩为背景，显得特别高大、突出，而他飘扬着长发骑马朝着峡谷凌空奔驰的一景，更是赋予他以一种古典的、浪漫的气氛。相形之下，联邦军官兵的言谈举止则是随便的、平凡的、无诗意的，然而他们是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新时代。”(59)从艺术批评的标准说，这个批评是优秀的。以文本的叙事分析为凭借，为小说建构了难为常人所领会的深层意义，对文本所具有的政治与历史意义以美学观照，不是事实，不是真实，但是审美，是艺术家审美诉求的意象展开，应该符合贝克尔的历史研究规范和希冀。但是，史学界会不会认可《空中骑士》是严肃的历史学文本？ 其三，贝克尔祈祷：作为都是他自己历史学家的人人，“都能十分单独地生活在毫无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从而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对于专业历史学家，贝克尔又认为：“我们也就是那辈古代受人尊敬的部落的先知，也就是弹唱诗人、讲故事的人和梨园子弟，也就是星相巫卜和僧侣祭司——这些历代托付他们流传有用的神话的人。”(60)以上两个文学文本的作者，都是“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而且也真正“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这个假象世界看起来那么真实，从微观细节上证明着历史；他们也真正是“讲故事的人”，骑士从天空中落下，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这位神话般的骑士和情景，由贝克尔的标准和渴望判断，这应该是优秀的历史想象了。然而，现实理论过程中，哪个学科的研究者会把这一切当作历史文本来对待和处理？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说：这是小说，不是历史。文本的书写者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 这一切应该如何评价和判断？马鲁说：“我们不要太过草率地把历史学家同剧作家或小说家相比，因为历史学家应该始终令人满意地强调这种可理解性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可以在人类的过去的‘真实’中找到其根据的。”(61)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回答。以想象和虚构制造历史，前置立场和模式，对历史作符合论者前置结论的强制阐释，必须予以清醒辨析。我们要区别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前者是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历史事实的表述，在中国古代有《史记》，在西方古代有《历史》。司马迁不是游吟诗人，希罗多德不是僧侣祭司，而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是历史的真实记事。强制阐释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 注释： ①1935年，卡尔·贝克尔出版一部文集，书名即命名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此书有据Quadrangle Paperbacks出版公司1966年重印版翻译的中译本(马万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本文所引用的中文译文出自王造时，见于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279页(作者名译作卡尔·贝克)。为节省篇幅，凡引用贝克尔此文，如非必要，不再注出。谨此说明。 ②参见“memory”词条，https://en.wiktionary.org/wiki/memory.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5页上、744页下。 ④张玉书等编纂：《康熙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49页。 ⑤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7页。 ⑥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966页。 ⑦伯特兰·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⑧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2页。 ⑨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6页。 ⑩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77页。 (11)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72页。 (12)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6页。 (13)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7页。 (14)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59页。 (15)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69页。 (16)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86页。 (17)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85页。 (18)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70页。 (19)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页。 (20)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21)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32页。 (22)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4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26页。 (26)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6页。 (27)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7页。 (28)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4页。 (29)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5、277页。 (30)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4、166页。 (31)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著者序言”，第2页。 (32)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6页。 (33)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71、275页。 (34)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上册，第17、18、27页；中册，第189页；下册，第457、468、469页。 (35)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86页。 (36)郭圣铭：《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世界历史》1979年第4期。 (37)张和声：《阿诺德·汤因比的史学观》，《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8)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第467页。 (39)W.H.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163页。 (40)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4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42)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5-586页。 (4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01、103页。 (44)Georges Devereux,《La Psychanalyse et l'Histoire:Une application a l'histoire de Sparte》,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20e Année,no.1,1965,p.23. (4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12页。 (46)Chalmers Johnson,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Stanford,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64,p.25. (47)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邵旭东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国内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55页。 (49)Alfred H.Conrad and John R.Meyer,"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6,no.2,1958,pp.95-130. (50)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斯坦利L.恩格尔曼：《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颜色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X-XI页。 (51)罗德里克·弗拉特：《历史学家的计量法导论》，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19页。 (52)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80页。 (53)Ambrose Bierce,"A Horseman in the Sky," in Ambrose Bierce,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San Francisco:E.L.G.Steele,1891,pp.9-20. (54)Ambrose Bierce,"A Horseman in the Sky," p.12. (55)王佐良：《照澜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 (56)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9页。 (57)王佐良：《照澜集》，第192页。 (58)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7页。 (59)王佐良：《照澜集》，第192页。 (60)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7、271页。 (61)亨利—伊雷内·马鲁：《历史如同知识》，第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