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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历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碎片化”，其表现是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其实质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认识历史，其成因主要是治史宗旨的迷失。唯物辩证法对于应对历史研究“碎片化”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历史研究 碎片化 唯物辩证法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是当前史学界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已有不少学者撰文进行讨论，指陈“碎片化”给历史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力图指明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学者们的讨论对于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无疑大有裨益，但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实质似乎认识不深，对唯物辩证法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给予重视。本文试就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一、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表现 较早且较系统地讨论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应是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于1987年出版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该书对20世纪影响世界史学发展至深至巨的年鉴学派进行了批判性研究，指出其第三代史学，由于过于注重收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反而造成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小，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窄，使历史研究变得支离破碎，趋近瓦解。“复数的历史学取代了单数的历史学，因为现在只有关于某一部分现实的历史，而不再有关于全部现实的历史了。”[1]167多斯引用他人之言来支持自己的判断：“我们正面临历史学的分崩离析”[1]167，“我们面临的历史是破碎的和包罗万象的”[1]168，“所有历史都变成了区域史”[1]171。多斯指出，精神病人、儿童、肉体、性欲、节庆、梦、想象、气候、微生物等均进入了历史学的领域，并且研究者仅仅满足于表象的罗列，揭示不出这诸般历史现象与整体史的本质关联。这种现象与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马克·布洛赫及吕西安·费弗尔提倡的整体史已经背道而驰。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曾指出：“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就是整体的历史”，历史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全部活动”。[2]显然其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而在多斯看来，这一基本史学理念已被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放弃。当然，“有些历史学家在碎化现实领域的同时也宣扬总体性，他们的做法分为两步：先是进行碎化，然后再把碎片堆砌成一个虚拟的总体。……它舍去了结构分析和因果关系假设这些主要层面，因而根本搞不出全面的历史”[1]240。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不只是表现在年鉴学派传人那里，受其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一倾向，其景象可谓琳琅抛洒的一地物件，散乱无序。张仲民在论及新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时有一段话：“诸如气味、情绪、梦、垃圾、屎、疼痛、姿态、眼泪、食物、盐、煤、火、声音、镜子、内衣、乳房、厕所、房屋、戒指、发型、服饰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研究对象。”[3]这一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历史研究“碎片化”的真切而典型的表述。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在新时期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也或多或少、或早或迟地出现了。新时期的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或曰步趋其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与西方历史研究类似的“碎片化”问题。研究的对象森然万象：家庭、婚姻、妇女、儿童、老人、感觉、身体、仪式、象征、记忆、服饰等。总的说来，是研究对象琐细，研究问题窄狭，罗列历史现象，堆砌史料，一味地描述，缺乏理论分析、价值评判、意义阐述，许多都是无思想的现象描摹和陈述。这便阻滞了人们对历史总体的把握。 与研究对象和选题碎屑化相伴随的，是历史研究队伍的分散化。应该说，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模式主要还是个人单独作业或手工作坊式的，大规模分工合作式的研究并不多见。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之下，历史研究的选题一般具有“随意性”，当然也有着史家的个性色彩，亦有利于“成一家之言”，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从时间到精力再到以有限的人生面对无涯的历史，自然要选择适当的课题。从史学史上来看，依靠个人来完成长时段多内容的通史，变得日益困难。在当前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以多而快作为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情况下，历史研究选题的细小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历史研究队伍的分散化。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已经是史学界的普遍现象。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是在好转，而是在加剧，从史家主体的角度既已割断了历史的联系。正如一句俗语所说：史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越来越多。 当然，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在史学界不同的专业领域，表现的程度并不一样，其中表现较严重的，一般认为是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中。① 二、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实质 对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有的学者将其直接等同于微观化或局部化，进而认为微观和局部的历史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显然不是“碎片化”问题的实质所在。有的学者则认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不单是选题琐碎，而且通篇也仅仅是描述或叙事。实际上这也只是“碎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笔者认为，“碎片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微观或宏观、局部或整体、描述或论证，而在于缺乏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研究思维方式，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处理好现象与本质、普遍与特殊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研究对象或选题的大小、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本无所谓学术价值的高低和地位的主次，而且，“碎片”也有大小之分，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研究对象或选题只能从“碎片”或“局部”起步。就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相对性而言，空间上有广狭、时间上有长短、社会阶层上有上下、社会内容上有全缺、研究的问题上有大小。相对于全球史而言，中国史是局部的，相对于中国史而言，江南史是局部的，而一个村庄或家族的历史更是微观；相对于《史记》描述的3千年，《汉书》写西汉一代的历史，是短暂的，而相对于西汉一代，汉武帝时期则是短暂的；过去的历史研究注重精英阶层，新史学以来，开始注重下层民众，当今甚至注重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乞丐；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相对于整体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专史都显得内容不全，而精神信仰的研究，即使是在社会文化史里面，也是部分的；有的学者选择宏大的问题，如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的则选取某一时期妇女的发饰来研究，大小之异，不啻天壤。一个最典型的比较就是，同样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作，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整体史的代表，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则是微观史的代表。但仔细想想，布罗代尔的整体相对于整个欧洲和世界而言，其空间只在地中海周围，时间也主要在于菲利普二世时期，而勒华拉杜里的小村庄，却有着这一小小社区的经济状况、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几乎是社会全部内容的展示。所以，整体史和微观史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且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就表现形式来说，论证式的历史是19世纪以来历史的主要表现方式，被认为是历史著作的经典形式。这样的著作形式被认为能够有效地解释历史，阐明历史真相。但是，叙事或描述的历史，同样可以将历史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秩序亦如筋连络接，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所以，问题的关键也不在此。“碎片化”之“碎”就碎在了缺乏联系、发展和整体的思维方式。 历史研究“碎片”的产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然的存在，一种是人为的制造。历史是过往发生的一切，已经一去不返，无法重现。人们对过去的认识只能通过史料，而史料只是过往历史留下的局部或片段痕迹。就这一意义上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历史的碎片。人为制造的“碎片”则是相对于过往的整体历史，研究者只能从局部入手，他首先要选题，选题就意味着将另外的部分暂时舍弃，从而集中研究这一人为割开的“碎片”，但进一步的做法，当是与较大范围的历史联系起来，探索其发展变化。可是，“碎片化”的研究只是将割开的“碎片”孤立研究，忘记或停止了与较大范围历史的联系，并静止地看待它。 如何将“碎片”连缀成有机的整体的历史，显然不能罗列现象，而必须有理论的穿透力深入到现象的背后，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从而展示出有机的整体的历史，否则历史就是一地碎片。虽然说吉光片羽不可忽视，虽然说有的“碎片”具有全息性，但没有理论的粘合剂、没有意义之光的照耀，历史仍然是不可把握、不可理解的。当然，这不是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刻意追求宏大叙事，而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对历史力图进行整体把握的必然要求。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依然显示出强有力的指导作用，唯物辩证法正是可以应对“碎片化”的有效思维方式。 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解决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年鉴学派后期史学思潮的影响外，近现代史历史资料的丰富及源源不断的开发，致使史家感觉到研究的压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跨学科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造成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研究方式的多元化，许多史家不具备整合提升的研究能力，无形中也消解了整体史。还有，受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对于区域历史的研究，往往以为其研究对象具有浓缩和全息的功能，因而更注重区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探索，忽视了其与外部的联系，即只重视特殊性，忘记了普遍性。此外，今天的学术评价机制，也使得许多研究者追求快写快发，自然就选取较小的题目，利用数据库搜集资料，快速地制造成文，故而缺少理论深度，多是史料罗列。上述原因不少学者多有提及，仔细分析，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治史宗旨的迷失。历史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从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探寻历史规律被消解了，于是人们只将历史当成了自娱并娱他的一种工具。在他们那里，表象的描述似乎就足够了。我们说，历史知识的根本价值在于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运用历史规律，推进社会的进步，没有规律的学说对人类的实践几乎没有指导意义。这一治史宗旨的迷失恐怕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深层原因。 历史的“碎片”亦即局部的研究是绕不开的，是历史研究的起点，这样的研究可以使历史研究深入细致，是建构整体历史的根本前提，但静止孤立的“碎片化”是不可取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以从研究实践和思维方式两个层面寻找。 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上，我们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任何历史的研究，都是从一个个史家个体的研究开始的。所以，其研究的对象，相对于全部的历史都是局部的，而全部的历史甚至局部的、区域的历史又都是由更具体的、微观的历史研究组成的。况且，历史的研究又存在确定史实、解释史实、评价历史、运用历史等多个层次，史家个体生命、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性便与浩瀚的历史形成了极大的张力，而我们又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新的资料和信息成几何级倍数增长。这样的形势和环境，致使史家成为通才的可能性迅速减小，而专家越来越多。可历史研究规律的探讨一般是在整体史或通史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分工合作就难以写出整体史或通史，亦即很难使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分工合作意味着史家要加强学术交流，同时还应该由资深史家和管理机构高瞻远瞩，组织协调，引领方向，打通联系，以志趣、基地、项目、资金等为手段，进行史学研究的有效管理。但一定要注意保持每一个史家自身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开放宽容的心态，使百花齐放，让百家争鸣。 然而，解决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史家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在于理论与方法。从以上对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实质的分析可知，“碎片化”固然是选题小、重描述、史家孤芳自赏地自说自话，但最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认识采取了静态、孤立的研究方式，没有将微观或局部的历史与更大时空范围的历史联系起来，没有放在变化发展的维度上看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才是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根本症候，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必须要改变。中外认识论史证明，迄今为止，唯物辩证法依然是最有效的认识世界，当然也是认识历史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而这一联系的世界又处在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对立统一，由量变到质变是其变化发展的状态，否定之否定是其发展的趋势和道路。上述观点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实践也无数次地证明了其有效性。唯物辩证法还告诉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及对历史的研究，还应该关注认识对象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整体与部分、相对与绝对、普遍与特殊等问题，并努力探索认识对象中的因果关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上面所述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诸多问题，可以看出，唯物辩证法对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指导我们对微观问题的实际研究，现象与本质引导我们对历史表象背后的抽象思考，普遍与特殊启发我们如何建构整体的历史，而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则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所以说，唯物辩证法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期以来，由于对教条主义理论的厌倦，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畅达，人们引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史学理论与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活跃了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使人耳目一新，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引进的同时也引入追风，我们应该清醒的是：衡量一种理论和方法的价值，不在于新旧，也不在于中外，而在于其对历史的解释力及指导历史研究实践的实际效果。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不少史家都注重、提倡、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历史研究。彼得·伯克说：“微观历史研究若想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者应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4]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不久，冯尔康先生就指出：社会史研究存在“琐碎重复，把历史分割太细的问题”，社会史“研究内容显得琐碎、重复，孤立地叙述某些社会现象，对与它相关联的社会事项缺乏了解和说明。也就是说，没有对社会历史作整体的研究”。[5]李振宏先生非常注重历史研究的整体思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密切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运动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中，他就敏锐地感到，“文化史研究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取向。不少学者都是就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很少把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整体联系起来”[6]。最近，他进一步指陈了这种文化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陷入无限广阔的现象世界中，抓住五颜六色的文化事实和文化现象中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加以描述和梳理”，而许多最应该注意的基本问题却被忽略了，“诸如中国文化的内在结构、文化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内在逻辑、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各种文化形式的内在联系、文化发展和整体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7]即琐碎化、表象化、静态化，缺乏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和动态考察的视角，是其根本问题之所在。桑兵先生也说：“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和事，因而进入之前必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8]这些不但是他们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切身体验，也是具有相当理论高度的概括，对跳出历史研究“碎片化”的泥沼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体味并遵循。 注释： ①参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 【参考文献】 [1][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M].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5. [3]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0-108. [4][英]彼得·伯克.历史与社会理论[M].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1. [5]冯尔康.深化与拓宽[J].历史研究，1993，(2)：4-5. [6]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397-398. [7]李振宏.文化史研究需要提倡整体性思维[J].史学理论研究，2013，(1)：4-8. [8]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200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