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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做回文抄公。1925年3月，周作人写了一篇《日记与尺牍》，开宗明义：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一年四个月以后，鲁迅也写了一篇《马上日记》，公开声明：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的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周氏兄弟不约而同对日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观点还是较为一致的，即日记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更真实更天然”，更可以看出作者“真的面目”来。相隔八十五六年后重读这两段话，我仍深以为然。 在我看来，日记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体裁，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饰的，也不打算公开的，因而有可能更为具体地记录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更为真实地袒露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许许多多不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动、观点和著述，大大小小鲜活生动的历史细节和世事线索，通过日记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现。日记是时代风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够承载这种投影的文类并不多，日记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但是，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1937年6月，上海《青年界》月刊又出版了“日记特辑”；但去世作家的较为完整的日记面世，则自鲁迅始。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影印了《鲁迅日记》。冯雪峰在《〈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中强调这部日记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将其影印出版“完全为的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1963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又发表了《〈朱自清日记〉选录》，王瑶在《题记》中也强调这些日记“关于他（指朱自清———笔者注）全生命活动中最丰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实记录，如果都印出来，是非常可宝贵的”，可“作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学为人的参考”。由此可见，学界对作家学者的日记一直十分重视，一直肯定它们的研究价值。 我所见第一部系统研究作家日记的专著是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记》（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作者以几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鲁迅日记》，厚积薄发，出版了这部虽仅15万字却有分量的《鲁迅日记》研究成果，书中把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日记记载互证的研究路径，尤具启发。作者在此书《后记》中特地引用了冯雪峰的话，冯雪峰主张研究鲁迅日记“重点是在‘考’与‘注’”，颇有见地。其实，不但鲁迅日记，解读所有作家和学者的日记，考证注释工作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1980年代以降，随着黄侃、胡适、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顾颉刚、吴宓、苏雪林、杨树达、宋云彬、萧军、夏承焘、夏济安、郭小川、顾准、王元化等近现代作家和学者的未刊日记在海峡两岸陆续披露，尽管日记长短不一，又涉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容或也有所删节（公开出版的日记有无必要删节，一直存在争议，赞成删节者以涉及隐私不宜公开为由，我则主张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都无不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极大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接连不断。余英时著《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2007年3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初版）对顾颉刚日记的精彩解读，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2011年4月新星出版社初版）对胡适早期日记的独到分析，都在“考”和“注”上下足功夫，令人耳目一新。在这样的文学和学术背景下，古农君与自牧君等合作，于十年前创办了《日记报》（后改名《日记杂志》），倡导民间的日记写作和日记研究，推动民间与学界日记研究者的交流，别具一格，坚持出版，意义非同一般。现在古农君又精心编选了“书脉日记文丛”四种，收录海内各家围绕日记和日记文学的各种著述，有评论，有漫谈，有自叙，还有序跋，妙论迭出，足资启迪。这不仅是对《日记报》创刊十周年的一个总结性的纪念，也为建构当代中国的“日记学”作出了新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