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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问题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某些议题的探讨至为热切，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似乎光鲜热闹，但总局限在人文学界的某个范围，如果很明确的说，则应该说是除了中文与历史学界之外。 这两年多来随着历史教科书的争议，也藉由卢建荣在《历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of History）导读中对国内历史学界人事纠葛的露骨批评， [1]反而使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这部《历史的再思考》广为历史教学者阅读，于是史学界似乎也感染了一些「理论」气习，这对熟知台湾史学界生态的人而言，确实不免感慨？可以思考的是学界是否已真正「解构」了自己认知的牢笼，于是在学界 「文本」、「论述」、「解构」与「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应用语，似乎轻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锋式的以科学「史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指针。这些现象实在值得学术界深思，当然某些争议性问题的引发，也许能让历史学界思考自己学科所存在的各种可能，而这也是促使本门学科进步的最好途径。 台湾历史学界之所以对历史理论缺乏兴趣与深刻反省，最主要来自于主流学术社群，认为空谈理论对历史实际研究缺乏正面功效，他们大都认为理论与方法学是属于「后设」（m e t a）语言，而其重要性终究无法取代「第一序」（f i r s t - o r d e r）的实质研究。当时流行于历史教学界的一个说法，莫过于七○年代少数留学回国的新学者沈迷理论研究时，部分学者类似：「要想学会骑马，就要跨到马背上去；要想学会游泳，就要跳进泳池内，而不是骑马或游泳的方法论」诸如此类的说法。事实上，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仅及于极少数的学者和极少的篇章其中更多只是翻译文章，由此也可见出史学界主流力量的敏感。 方法论属「后设」研究是一无须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方法学的重要性，这种反理论心态，不仅使台湾史学界对于历史学科本质欠缺反省，同时也使得历史研究与当今的后现代情境脱节。这个现象由几篇文章可以得知，如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2]一文，或单向对某一刊物如《思与言》、《食货》、《大陆》所发表文章在量及研究重点上的统计结果。[3] 无可置疑地，台湾在过去学习西方史学所形成的某些支配性理论，是造成史学发展陷入瓶颈的结果，而随着这一知识社群的扩大，更牢固了这一「认知」价值。对于上述说法，仍可由某些现象以及观点，再行检证。首先，则在于近代中国吸收外来知识的缺乏主体性，一味移植西方简易观念，其结果不仅丧失了文化主体性，也进而封闭了本身的文化视野；其次，是实证心态的知识论。就第一点而言，经由体制内学科的建立及历史教学更扩大了它的影响性，如清光绪二十九年（1 9 0 3）《奏定学堂章程》新学制施行以来，对于历史课程结构的划分，至今也并无本质上的改异，如将历史研究区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于是在一般历史系的课程 ，在中国史领域，除了朝代区分之外，也大都有中国上古史或西洋上古史这样的对照区分，大约很少历史从业者思考过何以在华文世界的大学历史科系 ，需要有这么重的西洋史教学比例配置，而这样的比例配置所吸收的相关研究人员取得的研究结果如何，那又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4]而这样的区分形式，事实上窄化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封闭了学生对历史的认知视野，更严重的可能来自于不自觉地在复制「欧洲中心思维」史观与世界观。[5] 如果不以研究主题探讨台湾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另以历史学界对自己本行认知的看法回顾台湾半世纪以来对「何谓历史学？」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思考点。于是问题可以是：到底台湾的历史工作者认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何在？而对于达到这一理想的方法途径抱持何种看法？ 贰、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看法 历史工作者对于历史的反省文章也有一些，但较整体叙述的大概有自1 9 8 3 年黄俊杰发表〈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 1 9 5 0-1 9 8 0〉一文，较系统总结台湾「史学」研究成果，除一些散篇文章之外，分别以香港的许冠三，〈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6]大陆的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 9 4 9-1 9 9 9 年〉[7] 及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8]较具特色，可作为台湾几个阶段 对史学看法的进一步讨论。 黄俊杰将台湾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看法区分成（一）1 9 5 0-1 9 7 0（二）1 9 7 0-1 9 8 0 两个阶段，而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历史学工作者大都从事实际研究，而对方法论并无太大兴趣，主要是承继了近代中国史学学科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史料学派」[9]的看法，而在第二个阶段，由《大陆杂志》、《食货月刊》、《思与言》的统计资料，证明此时期台湾受欧美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影响，并举出社会学、心理学与量化史学，及运用这三项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的实例，也特别列举钱穆（1 8 9 5-1 9 1 1）、杜维运、余英时、汪荣祖、王尔敏..等人不同形式对传统中国史学思想中有关「史识」的强调，说明史学工作者无法避免「意义」的问题及其先导性，并呼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期望建构中国史学特殊精神的要求，黄文并将史学相关论文的出处列于文后，极有助于后续工作。 许冠三在〈三十五年（1 9 5 0-1 9 8 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一文中，更扣紧史学与「世变」（世局与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变迁）角度来说明台湾史学界的变迁与发展，如他认为1 9 6 0 年代以来台湾史学界有了重大转变，而最大变动来自于「考史而不着史」之「史考学」的萎缩，及历史学研究专业意识日趋多元发展，但主流仍是「科学化」。而1 9 7 1 年退出联合国及1 9 7 9 年中美断交，除促使史学研究转趋「经世致用」之外，研究主题亦趋向中国近、现代，而「史释论」兴起，除有现实因素，包括1 9 4 9 年以后来台重要史家先后逝世，留美新学人归国，更有西方基金会支持的因素。 许文对社会科学影响台湾史学界着墨甚多，并对史语所、近史所的成立和党史会的发展与现实利益关联甚深的说法，颇有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 1 9 2 6-1 9 8 4）知识与权力的实例验证，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世局变迁及政府有意介入下，声势似乎日渐凌驾在「古」的领域上，也甚为明显，[10]但中国近、现代史在台湾学术界从凛于政治空气而「噤口」或「哥德派」颂词之外，知识探究仍应有利益与权力所无法全面涵盖的自主性，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卓越贡献，这由最近陆续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史及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汇编可知。[11] 许冠三认为「新考据史学派」的式微，最终是来自「挟西方科学先进声威与金援俱来的美国史学典范」的改变，[12]也就是社会科学实质影响台湾历史学界的这个层面，而急切援引西方社会科学入史者所要求的是将历史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科学化」，如他以殷海光为例，指出： 他的基元要求不过是在科学整合的前提下，一面拿「全幅史事脉络的考证」，改进唯简单枚举归纳法是赖的考证；一面用基于各种社会科学学理与概念的「科学的说明」（scientific explanation）取代「吞云吐雾式」的「玄学的解释」（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13]1 9 6 4 年《思与言》刊载「史学可走的路」社论，除对「史料学派」表达不满之外，亦对狭隘的「民族史学」有所批评，而在援引社会科学强调科际整合之际，也将研究范围由政治史的领域扩及文化史，最主要是社会史与经济史。[14] 有关社会史及经济史的研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并未受到台湾学界重视，除研究者个人的工作旨趣之外，我认为与当时政治空气相关，似乎「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有为大陆「张目」，这种撤台后的敏感。与上述论点不同，王晴佳的「台湾史学」是指台湾历史研究的总体，王文大致将台湾史学的变迁与发展分成：一、初创时期： 1 9 4 9-1 9 6 0 ，二、发展时期： 1 9 6 0-1 9 8 0 ，三、解严： 1 9 9 0-1 9 9 9 。王文除持续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传统（史料学派）的历史渊源之外，更强调冷战政治环境，促使台湾与中华文化更形紧密，及美国基金会的支助。而在第二阶段，台湾史学界开始与西方史学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社会史兴起，如1 9 7 1 年《食货月刊》在台复刊，而1 9 6 0 年代台湾史学研究之所以产生方法论的转折，在于借鉴社会科学进行历史研究。第三阶段则有台湾史的兴起，与「解严」同步的是，增加了对本地历史的研究兴趣，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论述。[15] 除在分期上与黄文雷同之外，王文主张台湾史学有着「变」与「不变」的因素。其中「不变」的是台湾史家延续史料学派传统对史料考证和开发的重视，并强调台湾史学与中国大陆史学之间的联系，而台湾史学的「变」则在解严后对本地历史的了解，台湾史的兴起及突破民族国家史观转趋多元，并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基础上，从多元史观出发，而台湾这一领域的史学研究社群，在体现乡土情怀的同时，又有重建民族国家的意向。最后王文力言台湾史家如何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将是台湾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6] 最近苏世杰发表〈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一文，对「伯伦汉的兰克、透过日文翻成中文的伯伦汉的兰克、留洋学者自己带进来的兰克及真正的兰克，四者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做了详密分疏，并以兰克的几个「形象」（i m a g e）：史料考证、历史主义（ hi s t o r i c i s m）、新观念论（n e o i d e a l i s m）、民族论述（ nation discourse ）， 系统性地论述兰克（Leopold vom Ranke, 1 7 9 5-1 8 8 6）对台湾史学界的影响。[17]苏文特别叙述了兰克的学生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4-1937）所编写的《史学方法论》教材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的认知并及于台湾史学界。[18] 史料考证与台湾史学界的关系中，兰克与台湾史学界的关系几乎已成为台湾史学史上的一个课题。对于同样从事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者，我很认同王琪在〈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再思考〉中所谈及的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每年读学生的报告时，都重复出现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即兰克史学观点中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兰克有两句经常被国际史学界引用的名言，时常出现在学生的报告中：「世人皆以为历史的任务在鉴往、明当代以测将来，本书并无此奢望，所要表达的只是往事曾经如何而已」以及「我希望消失我自己而只让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事情）自己说话」学生们也常转引这两段话来左证兰克学派属科学史学派，并主张史学家不需要提出自己的解释，只让史料自己说话，以达到史学上的绝对客观。[19] 王文认为学生的报告之所以重复出现这样的论点，至少代表了两种现象：（一）、兰克史学本身在国际史学界的争议性，而且许多争议论点往往已偏离了兰克本意，但是国内涉及史学理论的书籍，却较偏向上述引文中所述及的论点；（二）、国内学生，基于资料限制又无力阅读原典，结果也只能人云亦云。[20] 事实上，历史系学生的看法及问题当然是来自他的学习环境及师长，因此苏文的这个看法无疑地对于熟知台湾史学史的人而言，可说是将一迷雾或约定俗成的卷标式认知，予以廓清。但是苏文的问题恐在于夸大了兰克（即使各阶段有所谓的错误认知）对台湾史学的影响，而忽略了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欧洲另一「文明史学」（civilization hi s t o r i o g r a p h y）的「文明论述」对日本及中国学界在近代以来的影响；[21]此外，美国社会科学或史学典范的变迁对台湾学界整体的实质影响，这点可由前述黄、许之相关论点作说明。事实上，社会科学对台湾历史学界造成的影响相当深远，并未如许文所说造成「新历史考据学派」本质上的式微，因为实证史学的前提仍在于对个别具体事例作实质研究，作为导出通则或规律的基础工作，因此问题仍在于对历史学完全属「经验性」知识的实证认知。 1 9 8 0 年代美国学界典范变迁影响着学界诸多领域的解释，由一般理论到汉学研究（China st u d i e s）到一般史学，而1 9 7 9 年余英时在《史学评论》发刊词〈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当中，除呼吁「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这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之外，更希望史学界不是追寻静态的「意义之网」，而要重视文化在历史时间中的流变，所要成就的是一种「解释性的学问」。[22] 1 9 9 0 年代，由于解严及欧美各类新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也影响着台湾，《新史学》创刊（1 9 9 0）标举新的社会史研究方向，台湾出版社在出版与翻译西方近年来有关后现代、殖民论述、后殖民论述、新历史思维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可说是贡献良多，别开生面。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也基于个人长期从事有关「史学理论」的教研工作，除藉此整理研究相关资料之外，也希望对本门学科有更多元而开阔的自我反省，因此本文将由「何谓历史学？」、「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这一更微观的思路来探索台湾史学界的发展特色。 参、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 「史学理论」在一般更广义的看法上是指「历史哲学」（ph i l o s o p h y o f history ）其中「分析历史哲学」（an a l y t i cph i l o s o p h y of hi s t o r y）基本上是以分析哲学来看待历史这门学科知识形式的本质、方法与意义，而「历史哲学」中另一「思辨历史哲学」（sp e c u l a t i v e ph i l o s o p h y of hi s t o r y）基本上则以形上学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两大范畴，来整体统观人类历史的本质、目的、意义、过程与动力。2 3由于近代西方哲学基本上具有反形上学倾向，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基本上是被排斥在正统学院门外，如在翻译名称上「思辩历史哲学」有时也被翻译成「玄思历史哲学」，这译法在当时中文学界，基本上就带有负面意思，如前述所谓「吞云吐雾式」的「玄学的解释」（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又如当时对于汤恩比（ A .To y n b e e , 1 8 8 9-1 9 7 5）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23]及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 8 8 0-1 9 5 5）的《西方的没落》（D e c l ine of the We s t），[24]在「史学界」对于学科专门精细考证要求下，由于认为汤恩比和史宾格勒对某些史实的掌握或史料不足，而排斥建构其上的文化概念，[25]认为流于疏阔；此外，当时学界较倾向接受专门而深入的小题研究方式，也是主因。[26] 汤恩比与史宾格勒在六○年代虽未盛行于台湾知识界，却甚风行于文化界，与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中，其理由在于简易认知了汤恩比《历史研究》所提的「挑战与反应」观念，而史宾格勒「西方文明的没落」这些看法，似乎也暗合了台湾当时现实环境中，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需求。 台湾学术界的反形上学，并非全然来自于追随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果，而与当时史学界的「史观」有关，具体而言，则与排斥新儒学的价值系统，或否定客观规律，特别是唯物史观，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空气使然，[27]当时的学者除了本身执着于故纸堆外，历史家（su b j e c t）相信「应该」对研究对象（ ob j e c t）采取中立，「也可以中立」的看法，也使他们可以作象牙塔 的知识分子，无视于学院外台湾生民的处境与民族前途。 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深受西方影响，这几乎是一般学术界的常识，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 9 0 2）发表〈新史学〉一文，极力主张以近代西方的治史方法来批评传统中国的史学著作，这在当时历史学界掀起一阵波澜，带来了深刻影响，其后遂有史料学派或史观学派的发展。[28]史学界常将这股受到兰克影响，并主要由傅斯年带动的历史研究方法，统称为「史料学派」，虽然学界对史料学派的界定不一。[29]最近杜正胜在〈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30]一文中，质疑傅斯年与兰克学风的影响，是否一如杜文所言，我想这是可以再进行讨论的学术议题。其中兰克1 8 2 4 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1 4 9 4-1 5 1 4》（H i s t o r i e s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 4 9 4-1 5 1 4）一书序言中所说： 人们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对过去作出判断，以便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可是，我这本书却只打算作一件事，它只打算「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相。[31] 「如实地述说」（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种历史认识论本质所预设的历史书写工作，与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开宗明义就说「历史学不是着史」，[32] 立足点虽然不同，但是却有共同要排除的某些东西，而两人所各具的时代贡献，应该也是在此。 就西方史学史而言，兰克「如实地述说」的宣告，可视为是西方史学迈向「近代化」的标志，它象征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宣言，「史学」不再是神学的奴仆或哲学的例证，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问题是：不管是「如实」（to write history as it actually happened）或「本质」（to write history as it essential happened ）地「呈现」（r e v e a l）历史，兰克对档案研究的严谨并非是他史学思想的究竟而是开端。 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力倡：「只求证，不言疏」几乎是这近8 0 年来最重要的史学学术主张，他以科学方法及新科学知识为根据的史考，排除了未经检证的传说、文章之业甚至伦理道德裁判，使得史学「独立」的同时，事实上也是让史学在科学与文学、客观与艺术的光谱中，靠向了社会科学，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或更精确地说「事实主义」（f a c t u a l i s m）成为「庙堂 的方柜」（Ark of the Co v e na nt），于是在史学方法上，对于「史料」的定义及价值更有着约定俗成的教条式看法；例如1 9 2 7 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讲授〈史料论略〉时，对直接史料价值的强调：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史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史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史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33] 总结傅斯年的看法，则史家的重要任务是要扩充一切可能的研究工具与新知识来对各种历史材料（包括文献、地上及地下实物）进行比较分析，亦即「证而不疏」，以及对直接史料的界定及其重要性这个看法，当然「证而不疏」的原因，在于认为经由材料间比较、分析、描述，历史事实可自行呈现，于是「让事实自己说话」成为这类看法最终的结果。兰克与傅斯年这些指针式言语，几乎深入数代学者，成为历史系师生耳熟能详的学院语汇，由最近王泛森〈甚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一文，[34]更加凸显了上述对史学方法的看法。 王泛森以民初时期学人购买明清档案与殷墟发掘两件事，探讨傅斯年、陈寅恪（1 8 9 0-1 9 6 9）、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与深受清儒影响的旧史料观的冲突。王文指出傅斯年所代表的新学者对旧史家的批评，一是他们迷恋文字资料，其次是他们的学术往往带有骨董化倾向，两代学者对「史料」认知有相当大差距，新学者希望由其中发现清代政治实情，罗振玉等则只看重 面有无宋版书，对于殷墟发掘，傅斯年、李济等希望地下出土能提供整个知识，旧派学者则仍只关心其中有无甲骨文。[35] 王文虽然极力替傅氏定位，也想为傅氏著名的「史学即史料学」另引新解，但是严格而言，史料学派在疑古与重建这两条路径下，发展出来的考证方法和史料整理，具有极明显的传统内涵，但是史料学派学人却刻意忽略他与清学的深刻关连；换言之，清代史学传统使得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史学的过程中较其它学科容易，而其总目标亦在「史考」而非「着史」。[36] 事实上，除了兰克、史料学派及卡耳（ E. H. Carr）的《历史论集》（What is History）之外，影响台湾史学理论的另一较不被广泛谈论，却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是1 9 2 4 年何炳松所翻译美国史学家罗宾逊（ J.H. Robinson,1 8 6 3-1 9 6 3）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37] 这本小书，及随之而来美国史学界毕尔德（ Charles A. B e a r d ,1 8 7 6-1 9 4 8）及卡尔．贝克（Carl Becker, 1 8 7 3-1 9 4 5）「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看法以及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特别是扩大了原本拘限在「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奇怪的是，历史相对论在台湾并未使历史学界朝向对史学知识的认知与超越上，却反而因强调社会科学，而使得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实证要求，与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料的考证相合，而更加趋于细密而牢固，而史学更靠向科学的同时却排斥着理性思维之外的其它可能。毕尔德是美国历史学界经济流派的创始人之一，1 9 1 3 年出版了著名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A 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S t a t e s），此书旨在在打破美国人对联邦宪法的过度崇拜，而认为1 7 8 7 年美国宪法并非所谓民族固有的特殊政治才能的表现，而是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各集团的利益。毕尔德此书最大的影响在于去除美国宪法的「神圣性」，而将宪法视为是「经济文献」，也就是一种历史文献，而有其时空的相对性，除呼应了美国当时的改革风潮之外， [38] 也与其历史相对观相联系， 1 9 3 3 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主席就任演说辞：「历史是一种信仰的行动」（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39]其后（ 1 9 3 5）在〈那个高贵的梦想〉（That NobleD r e a m）[40]一文中，进一步排除史学是一门可追求绝对客观存在的知识。 社会科学是近代知识世界的重大发展，华勒斯坦（Immanuel Wa l l e r s t e i n）指出：社会科学的基本宗旨在于「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41]华勒斯坦并指出十九世纪的学科制度化，主要建基于七个前提，其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 1.社会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这些「学科」是围绕一些在知识上连贯，但却又互不相关的主题内容所组成的。2.历史学是研究和解释真正在过去发生的特定事件；而社会科学则找寻普遍规律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3.科学是为了寻找最能够简洁说明万事万物本相，以及解释事件如何发生的规则。因此「历史学」大致上被认为是透过一定的研究方法，来叙述过去「真正」发生的特定事件。[42] 有关历史学的功能与意义的看法，争议甚多，如果先取一个较广为人接受的看法，则历史工作在于「求真」，大概争议不大，而对于如何「求真」？是否可以求真？「真」的意指何在？则有较多的讨论。如果以这个作为思考区分点，来讨论知识的最后判准是甚么？转移到历史研究，则问题将是透过历史工作（观念、方法及工具）是否可以取得知识的最后判准，如果可以，则「甚么可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证据及其方法」就成为主要的思考依据，甚至经由历史思索人存在的处境，这项更本质的问题。历史学在成就其为「知识系统」的近代化过程中，不再认为她与更深刻的「安身立命」这个课题相关，「学术」等同「知识」，历史家成为专业分工社会中的一项职业，而与人生课题无关。 英国近代哲学主流的实验论知识传统，其论述的先决条件是将「主体」（su b j e c t）和「客体」（ob j e c t）完全分开。「事实」（一如感官印象）从外面映像到观察者，是完全独立于个体意识之外，观察者的这一领受过程是被动的，即是先接受「资料」（d a t a），然后才发生作用。[43]譬如《牛津大学英文小字典》（The Short e rOx f o rd English Dictionary）对「事实」这一名词的定义：「由经验而来的资料，有别于结论」（a datum ofexperience as distinct from conclusion ），而孔德（ A u g u s tC o m t e ,1 7 9 8-1 8 5 7）指出： 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中，若要使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就必须限制它们的范围，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地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与最终结果。[44] 不管是历史实证论或者是将兰克视为是历史主义者（h i s t o r i c i s m）的看法，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或是兰克对「事实」有如何内在连续的整体观，这都说明了经验证据对历史工作者的重要性，而历史工作也成了只问「是什么」（W h a t）及「如何」（H o w）而不问「为什么：原因及意义」（W h y）的工作，于是实质的第一序研究最为重要，而任何理论建构，均被质疑，显然「为什么」（W h y）这样涉及意义层面的问题，却是不证自明，于是「让事实自己说话」、「事实胜于雄辩」也成为当时的重要主张，「剪刀与浆糊」（scissorsand pasteh i s t o r y）似乎成为历史工作者的写照。这样的要求，基本上是建构在对历史研究是在于「重建」或「呈现」过去这项史家任务上，而更基本的前提是历史论述是要讲求证据的，更精确来说这「证据」是要「眼见为凭」所形成的「经验与料」（s e n s e - d a ta），不管那个所谓的「眼见」是真实存在于过去或是现在，广泛说来，这都属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传统，以感官认知为凭的延伸，于是历史作为过去存在真实事件与形诸史料与文字的面貌，取得她在近代西方学术传统的位置，「史料」所代表的历史事实是神圣的，而第一手史料的价值，更是绝对而无法取代。 而这个看法极端发展，正是后现代学者对过去事件发生的「一次性」强调，事实上，就最素朴的说法，一次性就其完全肯定的这一层面，那是无可取代的真实，而就其否定方面来说，则是最澈底的怀疑论者，因此无法真实认知过去。由于「过去真实」的一次性，因此历史家若将其任务界定在重建或如实再现过去，那么历史家是否能完成自己的这项任务，而在后现代史学对史学认识论所开启强大批判风潮中，史家的这项任务能够达成吗？或者那真是「高贵的梦想」！ 肆、「求真」或「再现」历史的功能 对于真实过去的「不可确定性」，事实上与其说是来自于史学方法论上所谓历史主义延续下来有关历史相对论的冲击，更根本的是来自对「何谓真实」（What is R e a l ？）与「何谓存在」（What is Exist ？）这种对于客观真实的看法与要求，这些论点显示在某些议题上：如质疑历史是不是一门科学或史学与文学或艺术的关系；由于客观性的不可得，甚至认为历史若非「文本化」（t e x t u a l i t y）则无法契及，因此真实的过去由于它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建及其再现的主观性，而流于认为史学不过是另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只不过他的对象在过去，而历史学家宣称经由史料的考订、排比、分析及描述可以重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 依照阿杜塞「不在场的缘由」的说法也好，或是拉冈的「真相」说法也好，历史都不过是一个文本（t e x t），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是非叙述性的、非再现的；但是，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言之，只有透过「先文本化」的形式，人们才能够接触历史。[45] 相信「历史是非叙述非再现」的说法，基本上是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可是我们除了以文本形式重新再现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办法，然而一旦诉诸文本，完全不受意识染指的「原状历史」（the unmediated history）就消失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历史，并非要将「历史」贬抑成向壁虚构，而是要去除「历史」的神秘性，看到「历史」本身的历史性，看到「历史文本」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历史环境、认识条件、语言符号、叙述风格和学术体制各种作用力制约，[46]若转而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历史」就不再只是赋予不断激励世界的一个连贯故事形式，而是一个不断更新认识层面，至少在认识层面上，它将使我们对世界作重新的思考，可开拓「史学」这门学科的边界。 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是怀疑论的传统，然而认知相对的意义在于体认自己的「有限」，是一种开放而「求全」的努力，而不是在证明「矛盾」。近代中国史料学派经由「史学即史料学」这一看法重建古史，当时中国史学界对顾颉刚（1 8 9 3-1 9 8 0）所引起的疑古之风，试图以科学为判准，将中国的过去建构在更可靠的「信史」上，这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具有相当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例如顾颉刚所言： 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在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47] 上述看法相当中肯，甚至就在扩大「史料」的范围上，透过民俗研究、地下考古、歌谣采集、方言调查等活动，使「史料」领域不断扩充，甚而引发了日后历史研究的质变，[48]台湾「新史学」的新社会史趋向，与这个传统应该有某种连续性关系，也是这层关系使她与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取向，虽然有互动关联，但仍有本质上的差异。[49]西方自1 9 6 0 年代兴起的社会史明确具有反精英文化的激进色彩，延续至1 9 7 0 年代后「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日常生活史（ history ofeveryday life）、俗民文化或大众文化，成了颇受重视的研究主题，使得历史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进路、研究题材与方法，更加多元而有生活的真实感。 由于新文化史重视社会各阶层的自主性，阶级（c l a s s）、性别（g e n d e r）、种族（e t h n i c i t y）、边界（b oundary）成了历史研究的重要范畴。此外，历史家也重新寻找时代定位，并思考自身在群众社会中的位置，于是揭露「权力」的支配性，及如何压抑弱势者的同时，历史家事实上也成了弱势者的代言人，而经典的「正典化」过程、非西方世界、属民文化、妇女、少数民族及其它边缘族群与边缘文化论述，均成了新的研究主题。 1 9 9 0 年代后台湾的史学研究趋向也有部分转趋这个层面，并重新寻找中国传统中的这个面向，这个趋势固有援引西方理论之处，尤其是1 9 8 0 年代初期梁其姿、赖建诚..等人经由翻译与著作引介入台湾学界，民初以来的民俗研究传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台湾史学界的研究，仍保持着学界清流形象，与上述西方新文化史的批判功能，仍有差异。这也呼应了本文开端所说，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议题的探讨，总局限在人文学界的某个范围，甚至来自非学术的文化场域。 整体而言，历史学自晚清梁启超「新史学」的呼吁，发展至今，台湾史学界无论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开拓上，可说贡献卓著，但是由于轻忽理论或是执着于实质研究，这种着眼于以经验事实作为学术最后判准，并以「再现」作为历史的主要功能，使得「史考」成为「再现」历史过去的最有效方法，这种「以不知为没有」，使得历史学介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台湾对这一危机的认知并非来自史学工作者对于自身学科知识的反省，而是来自台湾对于「后殖民」存在处境的思考，以致回思作为后进、殖民边陲处境下，自身历史被书写而覆述的情境，而对此有所思考，甚且反省动力依旧来自历史圈外或非学院的文化场域。 在西方学术传统上，历史书写活动并不是占有很重要地位，这一学科取得重要地位是在十九世纪，而且很快地在「客观性」遭到质疑后，至今仍未架构出新的典范共识。甚么是历史这门学科存在的真实意义，过去的事实即使真的可「还原」或「再现」，像没有旁白的V8一样？像不断翻阅旧时的照片？请问那样的意义何在？历史或历史学真的只要这样的存在意义？ 对历史后现代一系列批评的基本防线，还是在于人对「何谓真实？」（What is real ？）的认识需求及「自我」与「他者」（the Others）沟通的本能，因为假设所有论述都是建构出来的，那么何必质疑「它有多真实？」因此后现代史学如果能带给史学积极性影响，并不在于否定「过去」的存在，何况过去也无法因为人的否定而不存在，而在于认知「历史」的文本性，透过解构大历史叙述所潜在的特定思维，而认知事实上是经由认知主体的思维形式及其语言形式来叙述过去以认知现在，并作为未来的行动方针，因此后现代的积极性意义，除了在于探讨史学学科建立的知识权力作用之外，更在于对人类历史思维的深层结构的反思，海登．怀特（ H a y d e nW h i t e）「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课题正是这样的自我体现，[50]就学科而言，方法论的重要就在于随时回顾学科的本质，以拓展它的边界，而就历史思维而言，理解真实人性而非教训，是「批判」而非「再现」才是史学的精神与史学家的任务。 整体而言，中国近代史学是朝向史学「现代化」方向发展，其间的演变有世界史学的共同背景，也有相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文化体的特殊问题与贡献。就主流趋势而言，梁启超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文化学术议题的基础上，挟西方「科学」之名开拓了「六经皆史料」，进一步瓦解传统史学经典权威形象的同时，也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从文献资料及于一切相关「遗迹」，这方面的贡献与成果已是定论，其中王国维（1 8 7 7-1 9 2 7）的「二重证据法」[51]及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由史求史识」最具代表，[52]而顾颉刚「层垒造成的古史说」论点，争议虽多，但仍有其重要性。 而「史考」使得史学重新独立为一门新学科的同时，在中国也有着由「经学」、「理学」、「词章」独立，并取法西方学科分类模式及研究方法的趋势，而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史学」独立及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中，与其它学科关系这一课题，特别是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关系，更常是探索的主题。西方史学专业化的同时，「民族国家」（Nation State ）的历史叙述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史思维，也成为近代中国学人仿效的模式。 西方史学在靠向自然科学的同时，以坚实考证，奠立了学科基础，然而在进一步「可验证」及更高的科学规律或发展法则的要求下，史学的相对主义及其不可预测性，使这一历史思维形式遭到了「科学性」的质疑，而新兴社会科学的兴起更加剧了历史学的危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除强调「模式」、「过程」及「结构」的研究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更靠近科学之外，同时对于「人」的领域这一共同课题，也侵蚀了原属历史的综合领域，于是早期「历史世纪」（Age of History）[53]时期的「历史不仅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它学问的一种独特求知模式与方法」艾克顿（Lord Acton, 1 8 3 4-1 9 0 2）式的自信，[54]转成追问：「历史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历史方法为其它学科所不及？」问题，历史学似乎有沦入为各类学科作资料整理的危机。 「史学」的危机尚不仅止于此，在科学化风潮之下，「文学」或艺术及想象的领域与「史学」是有距离的，甚至是有意排除的因素，如前述傅斯年对史学不是文章之学的立场， 1 9 2 0 年北大历史系朱希祖（1 8 7 9-1 9 4 4）就将「社会科学」列为必修科，其宗旨则在：「皆思以文学的历史，改为科学的史学」[55] 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56] 蔡元培（1 8 6 7-1 9 4 0）在试图打通文、理两科的学科界域时，把一向归属文科的历史学转属社会科学，他认为「史学近皆用科学研究法」，所以不能不兼通地质学、地文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史学的学科定位自此有了革命性变革。 根据这个看法，蔡元培在重组北大科系时，将全校分为1 4 个系，去除文、理科之名，而将史学系划归第五组，与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并列，[57]而被视为是社会科学的一员，正式与中国文学系和哲学系分途发展，此后「文」「史」既分家，又与「哲学」划界线。可见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是被定位在社会科学类，这也呼应了近代中国自引进西学，尤其是民国后教育学的发展，大抵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倾向，因此教育内容大都强调事实描述、资料量化处理所形成的知识，事实上这就是只述「如何」，而不诠释「为何」的技术性知识，历史学的发展更在这些影响之下，自不待言。而当代以「后现代」为名的各类新思潮中，历史叙述的「文本性」及真实与建构的讨论，使得历史学可说是「后有追兵」，怀特甚至明言： 不论将历史（H i s t o r y）仅视为是「过去」（the past）或是与过去相关的文献记载、或是经由专业历史家所考订出有关过去的「真实历史」，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58] 近年来人文科学界中这种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t u r n），使得语言「再现」实在的能力受到质疑。「语言」不再是全然透明，单纯地反映所接受的「感觉与料」，它具有社会与文化载体功能，而历史认知并非史家被动的接受，它同时更是史家心灵力量的展现。[59]实证史学假定只有当证据都搜集完成，才能作进一步的综合工作，不仅拘限了人的思维能力，而对史料的过分倚赖，及太相信史料的客观性，也带给历史学难以突破的限制，缺乏宏观视野的同时，也使历史研究愈形狭隘，因此「基础研究」成为知识的重大负担，史学工作者几乎难以逃开这样沉重的知识「牢笼」。注释的多寡和资料掌握多少，似乎是一篇好学术论文的全部，而未必及于内容，学术研讨会上多的是指责报告者「少看或少用了甚么？」而不是「少用了甚么资料，因此有甚么问题」！于是我们可以说台湾史学的研究面临了空前危机，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60]目前台湾史学的研究可说是正面临了这样的「新问题」，而危机正是来自于对这新问题性质的认识。 伍、结论 自西学东近至今，各个阶段均有若干有智之士对「史学」这门学科的危机有所发言，如自梁启超「新史学」（1 9 0 2）发难以来，各阶段「新史学」的呼声，即使半世纪以来的台湾史学界，也有多次危机意识，如1 9 6 0 年代，〈史学可走的路〉，及1 9 9 0 年代《新史学》试图重新定位史学发展方向，及最近黄进兴认为中国近代史学面临了双重危机，他认为： 一种学问之所以产生危机，大致可归纳为内在与外在两大因素，所谓内在危机指的是学科知识本身，外在危机则来自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导致该学科的价值遭受质疑。[61] 汪荣祖在〈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一文中除论述后现代对当前史学的影响之外，也思索历史学究竟应归属「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s）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问题。[62] 而这样的危机意识似乎也来自西洋史的研究社群，甚至来自于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如1 9 9 8 年夏辅大史研所学生刊物《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的宣示： 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与其说是基础研究的欠缺，不如说是大部分的研究者误解了此一危机的性质。换言之，危机的本身即是西洋史研究者以为危机存在于基础研究的阙如。但在此之下，尚隐藏了更深刻的危机，即历史研究与现时的脱离。史学无法切合现代人的认知需求。[63] 除明确表明理论对历史的重要之外，也强调历史意识的人文主义情怀，最重要的是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对台湾的中国历史或本土历史的研究有所贡献。借着引介西方学术，达成更新学术内容的目标。[64]这样的壮志是可感的，也流露出台湾学术界西洋史工作者思欲突破困境的压力。 虽然在前文中已提出1 9 5 0 年代至今台湾历史学界多方努力与成果，但是若落实在整个学术社群的体制教学工作内思考，则仍觉「长路漫漫」（黄进兴语），除了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视野与时俱增的自我要求之外，目前台湾各大学现有体制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似乎也到了必须突破的时期。 单就学科分类来说，主要是以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知识论为前提发展出来的大学体制，如论「史学」学科成立的条件，经由将近两世纪的发展，除了前述方法学的哲学问题外；近年来，基本上也是针对这种学科分类的可能弊端，有所反省，于是有了一些具体的名称，例如：科际整合、跨学科，或通识这些名称及相关内容的讨论。就消极面来讲，希望消除学科的专业、闭锁与零碎；就积极意义来说，两个世纪以来，各别学科在专业分科发展上，已取得相当研究成果，因此尝试经由学科本质的再整合希望能有新领域的突破；如华勒斯坦《开放社会学科：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及继年鉴学派的努力而希望能〈超越年鉴学派〉均是，[65] 或是人类学者欲结合历史学的趋势，特别是欧洲的人类学界，如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所编《他者的历史》（The Others）中显示人类学界再次思考历史思维及研究方法的努力。[66] 对于历史学作为学科科系本身，也希望能有新思维，如以科系结构来说，文学院这样的院系分类，甚至是中文、历史、外文、哲学这样的科系结构，在当前的合宜性，甚至对人才的吸取上，应该有更广泛的空间，例如一位以历史哲学为专业的人，他可能由于科班的要求，而同时不能在哲学系与历史系立足，类似这样的问题。 （资料来源：原刊于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4期（总80 期），2001 年11 月，第６－１７页。林正珍，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 -------------------------------------------------------------------------------- * 本文获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计划补助（NSC 89-2411 - H - 0 0 5 - 0 0 5），并宣读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主办，《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台湾史专题研究计划成果发表会》（台湾南港： 2001 年6 月28-29 日）。 [1] 卢建荣，〈后现代历史学指南：让我们重视国内大学历史教学的版图〉， 凯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1996 年12 月1 日）。 [2] 黄俊杰，〈战后台湾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1 9 5 0-1 9 8 0）〉，《战后台湾的教育与思想》（台北：东大书局， 1 9 8 3 年1 月），页2 9-9 9 。杨金荣，〈萧启庆教授谈四十年来的台湾史学界〉，《历史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1 9 8 8 年8 月），页11 8-120 。 [3] 江若岷，〈十年所思所言〉，《思与言》， 1 8 卷2 期，页1 4-2 6 。谢雨生，〈早期《思与言》杂志内容分析〉，《思与言》， 1 8卷5 期（1981 年1 月15 日）。 [4] 林正珍，〈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 9 期（1999），页175-197 。 [5]林正珍，〈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第一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国际研讨会》，喜玛拉雅基金会主办（2000 年11 月27-29 日）。 [6]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7]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949-1999 年〉，《台大历史学报》， 24 期（1999），页329-374 。 [8] 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当代》， 163 期，页48-77 。 [9]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3），页5 1 4-5 2 0 。许冠三将傅斯年「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语简化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史料学派并非仅止于傅氏，而可泛指民初以来的史学主流倾向。余英时则将之区分为「史观学派」、「史料学派」。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展望〉，《史学评论》，创刊号（1979）。 [10] 教育部在1 9 5 2 年及1 9 7 3 年，先后将「中国近代史」、「帝俄侵华史」、「中国现代史」列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必修学科，并设有高额「现代史研究生奖助学金」，使得相当多学者及研究生投入该领域，大量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论着的发表，其中包括教科书的编写出版。 [11] 截至目前为止，台湾较大规模编撰有关近现代史研究指南及数据汇编计四次。1 9 5 0 年之前，在台发表有关近代史的论着，多已搜罗在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合编，《中国近代史论丛》（2 辑）（正中）第1 辑1 0 册（1 9 5 6-），第2 辑8 册（1 9 5 7-）中。其后，高明士总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第5 册由古伟瀛、胡平生、李弘祺等负责编撰，《中国史研究指南（五）：近代史、现代史》（联经， 1990）搜罗了1950 至1985 年间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胡平生编着，《中国现代史书籍论文资料举要》（3 册）（台北：学生书局， 1 9 9 9-2 0 0 0）及国科会委托人文中心，由高明士总主编，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学门研究成果》亦包括中国近、现代史。 [12] 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学界变迁〉，页251 。 [13] 同上。 [14] 《思与言》系列的主张：〈史学可走的路〉（1 9 6 4）、〈史学的相对观点〉（1 9 6 5）、〈有感于当代史学〉（1 9 6 5）陈启云，〈谈历史研究〉（1 9 6 7）及1 9 7 0 年代的一些会议：〈「二十年来的我国史学的发展」讨论会〉（1 9 7 2）、〈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讨论会〉（1973）、〈社会科学与历史学〉，《食货》， 4 ： 9 ，页.377-395 ，均反映出这一趋势。 [15] 王晴佳，〈台湾史学的「变」与「不变」： 1949-1999 年〉。 [16] 同上。 [17] 苏世杰，〈历史叙述中的兰克印象：兰克与台湾史学的发展〉， 163 期《当代》（2001 年5 月）。 [18] 同上。1 8 8 9 年伯伦汉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后来又在书名上增添了「历史哲学」四个字，改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 1903）。1908 年伯伦汉将此书篇幅由原来的503 页增加到843 页，而正是这本教材影响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的认知并及于台湾史学界。 [19] 王琪，〈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再思考〉，《人文及社会学科教学通讯》， 2 卷5 期（1992），页128 。 [20] 同上。 [21] 所谓「文明史学」是指法国基佐（ Francois Guizot, 1787- 1 8 7 4）、英国巴克尔（ Henry T. Buckle, 1821- 1 8 6 2）及史宾塞（H e r b e r tSpencer, 1820-1903）所主张的实证史学，以探索文明普遍进程作为科学的最终发展。 [22]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展望〉，《史学评论》，第1 期（1979）。 [23] 汤恩比（A. Toynbee, 1889-1 9 7 5），《历史研究》，陈晓林译（A Study of History）（台北：桂冠出版社， 1 9 7 8）；另有一译本则是钟建闳所译， 1953 年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 [24] 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55），《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陈晓林译（台北：华新出版社， 1975） [25] 台湾学界这一阶段对于「文化型态」学术研究的排斥，与抗战时期「战国策学派」论战的关系，似乎可进一步研究。 [26] 个人在求学阶段也常被如此劝说，不要阅读或做如此形式的研究，以免欠缺专业性。 [27] W.H. Walsh ，《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王任光译（台北：幼狮书局， 1980 年2 版）。 [28]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史学评论》，第1 期（1979）。 [29] 如杜维运在〈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一文中，将「史料学派」称作「新历史考据学派」并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为其倡导人，并将之由史语所扩及全国。 [30]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98），页1-41 。 [31] 31 Leopold vom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New York:Bobbs-Merrill, 1973）,p.137 。 [32] 《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页253 。 [33] 《傅斯年全集》，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0 年9 月初版）。 [34] 王泛森，〈甚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新史学》， 8 卷2 期（台北：新史学， 1 9 9 7 年6月），页93-132 。 [35] 同上。 [36] 杜维运，〈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当代》， 116 期（台北： 1995 年12 月1 日），页54-63 [37] 罗宾逊（J.H.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何炳松译（上海： 1924 年7 月商务初版） [38] 毕尔德（Charles A. Beard），《美国宪法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何希齐译（北京：商务， 1 9 4 7版）。 [39] Charles A.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39, no2 (Jan. 1934), p.219-231 。 [40] Charles A. Beard,“That Noble Drea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Oct.,1935),p.74-87 。 [41]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鉴学派〉（Beyond Annals）《学科．知识．权力》（Discipline, Knowledge&Power），张馨文译、许宝强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 9 9 6），页1 6 3-1 7 3 。华勒斯坦等着，《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Open the Social Sciences），刘锋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42] 同上。 [43] 引自卡耳（E. H. Carr），《历史论集》（What is History），王任光译（台北：幼狮书局， 1998 年版），页3 。 [44]August Comte, A Discourse on the Positive Spirit,（London: Willian Reeves, 1903）, p.21 。 [45]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p.82 。 [46] 盛宁，《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台北：扬智出版社， 1995）。 [4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香港：龙门书店，无出版年），页3 。 [48]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49]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经了世纪初对传统以「政治史」为导向的反动后，在六○年代开启了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热潮。 [50]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51]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来熏阁影印， 1935）。 [5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53] Herbert Butterfield 甚至使用「历史革命」（Historical Revolution）一语。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p.VIII-XI. [54] Hebert Butterfild , Man on his past ： The study of the hi s t o 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 a m b r i d g 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p . 1 9 7 ；转引自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7），页273 。 [55]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 1929），页70-71 。 [56]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傅斯年全集》（四），页211 。 [57]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 9 8 5），页1 4-1 5 ；另可参考刘龙心，〈现代中国史学之学院化与学科独立意识的建立——以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为中心之研究（1917-1927）〉的论述。 [58] Hayden White,“New Historicism ： a Comment,”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p.295 。 [59] G e o rg G. Iggers,“The Linguistic Turn: The End of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8-133 。 [6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页236 。 [61]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1997）页263 。 [62]汪荣祖，〈中国文史之学的危机与转机〉，《中国历史学会会讯》， 66 期（7/9.2000）。 [63] 《发刊词》，《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台北：辅仁大学， 1998）。 [64]同上。 [65]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超越年鉴学派〉，页163-173 。 [66]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编，《他者的历史》，贾士蘅译（台北：麦田， 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