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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在雷颐看来，晚清七十年上演着“温和立宪”和“激进革命”的竞赛，而最终以 “激进革命”胜出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晚清的统治者—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现代化”这一挑战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改革是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成为“制造革命党之大工场”。 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著名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雷颐先生所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一出版就引起各界的关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里的一声枪响，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对于这场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多次提及的‘辛亥革命’，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判断’即个人的好恶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才能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雷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写作此书的初衷。 “辛亥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在雷颐看来，晚清七十年上演着“温和立宪”和“激进革命”的竞赛，而最终以 “激进革命”胜出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晚清的统治者—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现代化”这一挑战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改革是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成为“制造革命党之大工场”。 “细说”“历史边角料” 这本《走向革命》一书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为“1840定势、1851求索、1863接轨、1875政争、1898变局和1911革命”六辑，具体采用的是“细说”形式。 “细说,是细微的细和细致的细。”之所以如此，雷颐指出这和他多年养成的“历史性思维”有关。“撇开那种大历史的叙事，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一些历史的细节上。这种注重历史细节的陈述会带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一读之下颇为难忘。能令平时那些在大历史的脉络中，被脸谱化和定格化的历史人物，一下子具有了本应该具有的鲜活的生命感和更为复杂的心理纵深感。” 有学者将此视为利用“历史边角料”。事实上，这种写作方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同为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甚至出版过一本《大历史的边角料》的著作，而雷颐本人在2008年也“采用此法”推出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这一被评为该年度“十大好书”的著作。 与通过奏折呈现“历史漩涡里的李鸿章和晚清帝国”的前一本著作一样，在《走向革命》中我们看到：林则徐再也不是那个简单的民族英雄，这位近代史上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世界和西方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愚昧到清醒的痛苦转变过程；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烈文偶尔一次闲聊，预测清廷还“有国半纪”（50年），结果是47年后迎来了覆亡。 在写作的过程中，雷颐还特别采用了叙述加议论的方式，给读者“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譬如，在点评清末铁路和近代企业“国有”和“民营”的激斗一事当中，他就特别提到，“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不会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几句话被广泛地引用，即‘一切历史均是现代史’，这意味着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学者们本身阅历的增长有所变化，所以在一些事件之后加上个人的评论更多的是为了记录自己当时读到这些材料时的体会。”雷颐说。 清政府改革看起来很假 “尽管全书对革命党的宣传、动员等革命的过程几乎没有多少描写，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还是为了讲辛亥革命，在我看来它描述的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史。”雷颐说。 雷颐告诉记者，作为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十分正常，但是就目前学界出现的一些研究取向，他还是想就一些问题做些整理和爬梳。 他特别注意到了目前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甚至就此认为“辛亥革命打断了晚清政府的改革，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历史循环”。 “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在我看来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一般说来，如果普通的被统治者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万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显然，最终的事实是在普通的民众看来，清政府的改革是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雷颐特别告诉记者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 1906年9月1日，当清廷终于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时，当时国人对这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依然是万众欢腾，很多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然而，清廷却依照日本模板在1908年推出《宪法大纲》，强调君主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明治宪法》。1911年5月，其又利令智昏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 “这些做法甚至连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维新派都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事实’。”雷颐指出，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使得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们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我这本书之所以对革命党着笔不多而重点分析的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究其原因就在于想告诉大家，如果连原本支持清政府的‘洋务派’与‘维新派’都开始反对了，那问题十分清楚了，即七十年的晚清历史只不过是为‘走向革命’做好了铺垫。” “事实上，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雷颐指出，从晚清政府对电报和海军衙门的设立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即可看出晚清政府“温和立宪”和“激进革命”的竞赛中，最终胜出的会是“激进革命”。 1865年李鸿章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然而朝廷却一直不批准，最主要的理由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认为电报之铺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安”。而在设立“海军司令部”上，1874年李鸿章即提出设立，但是直到1888年，中法战争失败之后才正式成立，即便如此它的总理、会办、帮办却全是兼职。 “如果说裁撤机构会引起原来的官僚集团反对，增设机构也遇到如此阻力，只说明清政府没有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识见和勇气，从中亦可以看出，无论大事小事，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最终被‘激进革命’推翻也是势所必然。”雷颐提到从他对这段历史的整理看，基本结论如此。 “任何社会，真正的‘革命党’目的只有一个即推翻现政府，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人数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这七十年的历史中，清廷将‘洋务派’和‘维新派’慢慢地变成了革命者。”雷颐告诉记者，“难怪，梁启超也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历史漩涡中的帝国人物 雷颐表示，纵观晚清历史，虽然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更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在重压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一再错失良机。 在他看来，“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清廷的实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与其否定下层人民的‘过激’，不如更好地去爬梳为什么当时清廷没有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 雷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种情况下，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不过，雷颐对那段历史当中的不少人物仍十分敬佩。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从徐继到郭嵩焘，还有他特别推崇的梁启超和容闳，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的这些有识之士不惧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 大打折扣的蹒跚改革 时代周报：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走向革命的必然与偶然，我们该如何看待清廷的垮台？又有哪些具体的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出现？ 雷颐：回顾这段历史，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追求“现代”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通过和日本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导致晚清政府垮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清廷政府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诸如派遣驻外公使、设立海军衙门等方面，我们均可以看到当时的清廷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识见和勇气破除旧的意识形态，接受先进的人类文明先进的经验；二是政府机构“系统性腐败”，政府部门已经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前者往往令清廷错过改革的时机，而后者则令蹒跚起步的改革也大打折扣。当然这里面有中华文化沉重的包袱在里面。 时代周报：有学者比较甲午战争和1905年清廷预备立宪之后的局面，提出正是晚清的改革令其最终丧失了统治权，对此，你似乎并不认同？ 雷颐：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我知道有一些学者据这一观点认为辛亥革命“过激”，呼吁“告别革命”，但是我从晚清的经验看，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事实上，由读书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尽管现在不少人指责其“过激”，其实并非如此，1905年后的“新政”远远超过了1898年。但是，即便如此，清政府还是制造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惨案。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其实是受到了读书人和上层人士的广泛支持，这是清廷少有的一次受到人民发自内心拥护的事情。可是，1908年的《宪法大纲》和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才是真正令清政府失去支持的原因。这一系列的行为令清政府最终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原本属于体制内的“读书人”“变革”你采取“极端”措施应对甚至是镇压，把他们推到“体制外”，结果就只好等到社会下层如留学生、会党起来革命了。 历史很吊诡 时代周报：在引发辛亥革命的“保路运动”中，清廷的政策也是过激的吗？ 雷颐： 对于引起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我们也看到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怎么能说他们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但是，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了三十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 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事实上，正是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上的政策也摇摆不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导致“政府公信力”没有了，才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提到的那样是因为“清廷措意改善，压迫顿减，促发革命”。在我看来，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放弃极端”、主动变革。 时代周报：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的有识之士不惧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些人当中，你对李鸿章、张之洞和容闳三个人着笔较多，能分别谈谈你对他们的看法吗？ 雷颐：在当时官员当中，李鸿章是最有见识的一位，很多现代化的事业都是由他推动，而且百折不回。但是，李鸿章身上的局限也十分明显，他难以如同袁世凯那样突破局面，将清朝推翻。李鸿章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也曾自诩为“裱糊匠”，尽管做了很多事情把清廷弄得表面光鲜，但是仍旧无法阻止王朝的垮台。 张之洞原本是清流派的领袖，他身上最值得肯定的是转变，即成为地方大员之后迅速顺应时势变成了洋务派的翘楚。事实上，历史很吊诡，1898年的戊戌变法本想以其为领袖的，但是后来因为“沙市教案”没有进京，不然历史或能改写。 至于容闳我觉得他的地位被低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近代史几个重大运动他几乎全程参与了。更为重要的是，容闳身上有超越性。譬如一开始他对太平天国抱有一种理想，但是当他明白太平天国那种体制根本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他选择离开，转而投向洋务运动。后来，当他渐渐意识到只变经济不变政治制度不足时，他又转而积极参与维新运动。再到后来，当他感觉到维新运动这种从上而下的改良，仍无力改变社会现状时，他又积极投入到辛亥革命中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算得上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人。他超越了每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当时只有他有超越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