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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 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研究与撰写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 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抗日战争史研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学术视野，开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已经65周年了。在这65年中，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在国际舞台上曾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弱国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发展成为对战局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进而向对世界有更大贡献的强国迈进。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相应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不断拓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 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国地位确立中的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上，中国由于政治腐朽与经济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在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中，中国一步步沉沦，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无足轻重，在世界事务中无力发挥作用，没有与强国平等对话的资格。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仍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弱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尽管当时的国民政府深知国联在制止日本侵略扩张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国联提出控诉，希望依据国际公理孤立日本，争取到一些外交上的主动。然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国际公理的“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并非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九国公约”虽然反对任何列强对中国的独占，规定中国领土完整，但又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目的仍是调整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关系；“非战公约”规定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或纠纷的手段，但也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束缚。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期，国民政府期待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但面对英、美、法等国对日的温和态度却无可奈何，在军事失利后“苦撑待变”。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作为弱国的中国在外交上的窘困。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规划战后世界格局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尽管英国与苏联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尚有怀疑，但美国认为中国已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力排众议，主张中国在宣言中领衔。而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而中国也确实以大国身份积极参与筹划当时及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计划、筹备成立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主要的发起国和创始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后，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国际地位的这种变化，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获得的。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显示出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才使中国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相应的发言权。近年来，对于中国的抗战如何牵制日军主力向东南亚的转移及与德国的配合；中国的持久抗战如何导致日本陆军主力改变实施进攻苏联的战略，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得以全力对德作战；中国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派出中国远征军协助英军在缅甸作战；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盟军如何在缅北最早发起反攻；中国战场如何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两线作战，从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失败等问题，越来越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深化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论证了抗日战争是中国从弱到强的转折点，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 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对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作用 中国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的改变，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日本侵略的结果。在日本军队大举入侵、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紧急关头，过去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形成了谋求国家独立解放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近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问题，表现在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对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作用的充分评价，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其他社会各阶层在抗日战争中作用及矛盾的冷静分析等。 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研究与撰写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学者们的研究力图全面反映共产党与国民党有联合同时也相对独立的抗战，全面反映全体中国人民在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与日本军队的殊死搏斗，强调构成统一的中国战场的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都是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威信的基本条件。在论述两个战场贡献时，近年来的研究并没有在两个战场的地位、主次那样的问题上进行过多讨论，摆脱了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突出国内矛盾与斗争的倾向，更多的是站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在近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既重视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持久战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等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重要政治领导作用，同时也正视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事实，正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对全国抗战起到的政治领导作用。虽然许多研究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对不同领域与体系的领导有不同的影响，但学者们更强调的是：在时间相当长、范围相当广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在不同的区域和战线上共同实施了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这是能够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因素。当然，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的力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行政领导作用扩大，而国民党领导的区域相应缩小，其政治影响也因政权的腐败而萎缩。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强调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作为政治力量分散的弱国，中国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根本性胜利而成为大国，不举全民族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当时连日本方面的有识之士如尾崎秀实都意识到：如果日本的对手仅仅是国民党政府，问题也许还好解决，但现在日本以整个中华民族为对手，“则是严重的问题”。所以，把研究中华民族团结抗战作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对于说明中国从弱到强的转化很有意义。 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开展共同研究 与诸多学术领域一样，近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明显深化了与港台学者和国外学者的交流。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与日本两国间的战争，但这一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交集，所以也与俄罗斯、美国、英国及欧洲战场上的其他诸国有着密切联系。只有充分了解有关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不同国家学术界的观点进行深入了解，才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与港台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的交流，极大地拓宽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资料范围。两岸学者能够从更广的角度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全面描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景。而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学者进行交流，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 虽然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早就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开展了交流，但由于中日历史问题在政治领域、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层面均有反映，所以从2006年开始的、由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实施框架而进行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在2010年公布后，关于历史认识是否需要跨越国境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应该说，在历史认识存在差异甚至发生争论的国家之间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进而解决因历史问题给国家关系带来的影响，是国际社会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在这一方面，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之间均有成功的尝试。特别是德法之间经历战后数十年的努力后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证明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这一命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所以，尽管有人表示怀疑，但中日两国学者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态度就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促进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确实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了解中国民众在那一时期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了解中国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立场，可以深刻认识日本的责任，总结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道路。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了解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社会，了解日本学者对战争教训的认识，也会对战争发生的社会原因形成新的认识。 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就有争议的历史认识问题开展共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后自尊和自信的表现，是中国真正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标志。它表明，中国正日益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挑战，包括在学术研究方面。近代中国在抗击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悲情意识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动力，但也是导致“弱国心态”产生的原因。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近代历史上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抗日战争史研究也应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学术视野，开展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学术研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