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百年来，讲历史的叙事，基本上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国民党的历史讲述走下来的，但它还不是历史的真实。一直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都受到两个方面的误导，对晚清的看法有很大偏差。其一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二来自于孙中山。康、梁的遭遇使人们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同情，而孙中山的眼中，清政府就是腐败的，根本不要指望他们去改革。 这些年来我就想探讨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历史的真实。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并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选择鱼死网破，而是接受了现实，坦然让步，这也是一种大智慧。因此，我要讲的，不是一个好人、坏人那么分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要还原晚清时期的本来面目。 清廷两个失误导致辛亥革命发生 辛亥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呢？过去讲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如果当时清廷的政治改革当中，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辛亥革命不会这样发生。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公布了立宪的日程表，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表明中国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过去革命叙事中讲这都是假的，但一百年后不能这样理解，毕竟体制性的变革不是一个儿戏，是国家根本制度的变革。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4小时之内，相继死亡，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紧接着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接受了这种政治变数，191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当时正按部就班地走，中间清廷把9年立宪调整为5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中国就应该成为一个宪政的国家。 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经过数十次的武装起义、武装暴动，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政府。但实际上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基本上在两广，离清政府的心脏北京远得很，那种暴力革命只能起到震动性的作用，不可能根本性地推翻强大的政权。孙中山1924年时把黄花岗起义讲成一个革命的高潮，其实黄花岗起义实际上表明的是，这是革命最后的机会。因为清廷的立宪，把原来许多对朝廷失望的，加入革命的人都拉了回来。中国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好，总体上来讲，没有谁是天生的革命者，只要统治者能有一点点改革的诚意，人民都不会去革命。当时最激进的刘师培、章太炎等人，都在1906年到1908年相继到回归到改革的阵营。 1911年春的黄花岗起义，3月29号开始，3月30号就结束了。就在当年的5月8号，清廷宣布了一个“皇族内阁”，一下舆论哗然，因为13个内阁成员中要么是皇族，要么是皇室。汉人一算账说，在原来的双轨体制下，三个总理大臣中汉人可占一位，整个内阁层面占到50%稍微弱一点，但现在一改革，内阁中汉人只有4个，而满洲人和皇族人占有9个。这样就使孙中山和革命党在海外宣传的满汉冲突得到映证，也让立宪党人觉得很失望。本来中国可以从这里走向君主立宪的一个机会就给错过了，这是清廷的第一个失误。 第二个失误就是在“皇族内阁”宣布的第二天，清廷又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我个人觉得收归国有有它的正当性，但时机选错了。一八六几年时，中国人就知道了铁路，但一直没有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实际上把中国拉向了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于是就面临着物流问题，怎么从内陆运送到沿海去，于是要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问题也因之诞生，因为技术标准不一样，全国的路网联不起来，1910年已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清廷派盛宣怀跟四国银行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由他们出钱把全国的路权买回来，然后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 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这件事上四川情况非常特殊，他们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并没有本钱，完全向四川7000万人民去集资，集资共计800万。但这800万修路远远不够，因为要修的这段路很危险（直到去年这段宜万铁路才通车），成本太高，于是川汉铁路总公司的人，把钱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怀要收回股权时，川汉铁路总公司生意上已亏了一半，他们就说那股票不要了，你们赔我们800万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愿意。事情就这样彻底抖搂出来了。当时有人挑动人民的情绪，希望事情闹大，可以就此掩饰挪用这笔钱的责任……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政治变革。 袁世凯出山为推行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怎么应对？从湖北调的军队还没走到成都，端方就被杀了，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说武昌起义是革命党的行为，但实际上这百分百不是革命党的行为，而是新军的行为。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军队没有国家化，不是职业化的军队。新军是1895年《马关条约》后，朝廷宣布建立的一个新式军队，是朝廷的柱石。当时的新军训练，目标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军队进行的都是政治教育，要忠于皇太后，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就没有说忠于国家。新军的士兵文化素质比较高，有忧国忧民的意识。1911年5月8号成立责任内阁，他们觉得恼火，觉得朝廷的做法不对。紧接着铁路国有，也使这些军队的将领、官兵觉得不对，他们就在考虑怎么样让朝廷改革。武昌起义就是一个哗变，是一个兵谏，像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一样。 这段历史被国民党主导了很久，他们讲述时就说，新军是革命的力量。其实新军的哗变和同盟会几乎没有关系，占主导性的是新军将领们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朝廷派陆军部大臣荫昌到了湖北境内，并没有打成，因为南方的造反者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改革，没有理由打。 于是袁世凯出山。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袁世凯是拿朝廷压着南方的革命党，最后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弄成他欺负孤儿寡母，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袁的阴谋。理由是袁世凯在1898年出卖了皇上，1908年光绪帝去世后，其弟弟摄政王公报私仇将袁世凯开除出列，现在再请袁世凯出山，所以袁又公报私仇。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故事。但是经我这几年的研究，过去我们得到的故事完全不真实。《清实录》记载得明明白白，光绪皇帝每天干什么、说什么都写得很明白，他在最后十几年中，除了1899年一年病休比较多，其他时间都是在很英明地主持朝政。 袁世凯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也没有去背叛谁，他是大清朝廷的命官，谭嗣同找他去抓慈禧太后，他当然不同意了，他后来在官场也步步高升。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接掌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了袁世凯的官，令他回籍养疴。袁世凯离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最后一个新主上来后一定会改变班底。二是袁世凯确实有病。这个病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痛风。当然最重要的理由不在这儿，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袁世凯主持的外务部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败。1908年，东三省的外交危机发生了。日本和俄国原来是对手，后来他们达成了妥协，又拉着英国和法国，成立一个“四国同盟”，把东三省给“肢解”掉了，分赃东三省的权益。德国人不干了。就找到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外务部尚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经朝廷批准，就派吉林巡抚唐绍仪出使美国，讨论中美德“三国同盟”。后来日本同意把一部分权益让给美国，美日达成同盟，当唐绍仪去谈中美德“三国同盟”时，美国人就说没这回事，唐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北京。这一次外交失败，就记在了袁世凯的账上。 到了“武昌起义”发生后，请袁世凯出山，袁的态度是什么呢？过去怀疑他玩两面派，把这个事情当成生意去做，去索取权益，其实这是不对的。我的研究是，袁世凯出山后，他的真正目标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南方发生了军事上的哗变，袁世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这也是他在后来100天当中所有的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家时，就一天几个电报，给朝廷要求，应趁着这次危机去进行政治改革，君主立宪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后来等袁世凯到了南方，其实他打湖北新军打了3天，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控制点，用这种高压办法，来逼着湖北军政府去谈判。紧接着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进行探讨和解的可能性。当时唯一不好谈判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其他的都好谈。黎元洪这个时候表示，只要朝廷实行君主立宪，重新改组内阁，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那么湖北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另外他提出，朝廷要承诺不能秋后算账，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把武昌闹事的官兵抓起来。 这时候，南北之间的谈判都还在大清国的体制内去解决，并未游离出体制外，到这时也并没有革命的力量介入。但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那么顺利，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成立了宗社党，这拨人坚决要求镇压，他们没有打过仗，没有实战的经验，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政治信念——就是不能这么轻易地对这种哗变造反让步，不能你要求我改革就改革。这样就使南北僵局没法往前推动化解，这时南方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各方力量博弈 妥协出一个新政府 革命的力量基本上在黄花岗起义后就结束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处在一种彻底失望的状态。武昌起义发生的当天他就知道了，也有很多人劝他赶快回去，这次也许是机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机会，孙中山觉得我原来费了那么大的劲，组织那么多起义都没有成功，现在没有我，你们怎么可能成？更不可能成。他就继续在外面耽搁了很长时间，等到他回到国内来，已到了1911年的12月21号了。 孙中山回来很失望，但南北胶着后，革命党却发现有机可乘。军队里面的将领和士兵要改革，但是他们并没有分清楚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推翻朝廷，对革命改良分不清，这也给革命党提供了机会。新军中也有对革命党非常信服的人，这拨人向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希望他们到湖北来一起合作。他们一再呼吁，使黄兴、宋教仁原来悲观的看法改变了，革命党就往武昌来了，湖北局势的性质就在慢慢发生变化。黄兴到湖北后，原来的革命党觉得来了“大靠山”，黄兴是黎元洪亲自请来的，宋教仁也想策动让他当两湖大都督。本来一个体制内的哗变，这时混进了革命的力量，使湖北新政府的力量慢慢改变，逐步成为革命党的力量。 关内14个行省相继宣布独立，紧接着武昌起义之后十天，湖南起义了。太原的新军也起义了，紧接着其他行省也起义了。过去革命话语讲这都是反叛朝廷，其实都是新军起义，并不叫反叛朝廷。他们是响应武昌起义，要求朝廷改革，不改革我再给你点颜色看看。清廷当时可直接控制的区域只有东北地区——它的龙兴之地，另外还有边远的地区。 不过，当时许多省份的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并不是对朝廷独立，而是对革命党宣称，你不要乱来，这个地方是我的。他们可以收放自如：我宣布独立，但朝廷一有点让步，我还可以宣布回归。比如山东巡抚孙宝琦，他是袁世凯的亲家，他看各省都在独立，就说山东也独立，从大清国的巡抚一下子变成一个山东都督。但是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朝廷说可以进行改革了，讨论国会是在南方开还是北方开，山东立马就宣布我撤销独立，回归朝廷。这个例子就证明了到这个时候，朝廷还有回旋的余地，只要真正改革了，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但朝廷仍然不同意改革。 这种僵局拖到了12月份，等孙中山一回来，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破局在望了。清廷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时候不同意也不行，从这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和谈。段祺瑞代表的军方等四十七名清军将领联名通电，表明要求朝廷必须在辛亥旧历年结束之后有一个明确的决断，如果要打那就打到底，但仍希望朝廷能够遵从人们的愿望，走向一个立宪的国家。 接下来的谈判不仅仅是君主立宪。南京临时政府获得国内民众支援越来越多，它成立时，17省的都督代表投票，得了16票。紧接着军方发了一个重要的声明，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将领向南方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南方的革命党人必须做到不能诬蔑朝廷，要尊重朝廷。不然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历史清白，但我们过去几十年跟着大清国干事，岂不是把我们的历史都妖魔化了。然后才谈如何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孙中山接到这个通电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的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面就再也没讲清廷是一个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达成了相互的妥协。诸般事宜都谈妥后，清廷这时也就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的退位诏书中就讲，人民都要求共和立宪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阻挡历史的一种力量。 各方力量都有值得尊重的地方 对比这些大的力量，我觉得革命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毕竟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就认识到革命在中国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值得我们尊敬，他们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一直到袁世凯成立新政府，南方革命党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同时革命党也有重大的让步，比如没有再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除鞑虏”很麻烦的，如果真是按照国民党原来的路线走，像朱元璋当年把蒙古人赶到漠北那样去驱逐满洲人，那我们今天的国土面积又是另外一回事，1931年满洲国的成立都是因为这个麻烦导致的。 值得我们敬佩的还有立宪党人，他在该改革的时候改革，但当他们发现改革不是可以走通的路时，也很快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另外，对于清廷最强硬的宗社党人，其实我很同情，很理解。他们的理论是，只要坚持打上三个月，一定能迎来各地的支持，就可以回到50年前太平天国时的格局。宗社党的立场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绝对反对袁世凯这种妥协谈判。从历史的观点看，他们在阻碍历史的进步，但从政治忠诚度来讲，宗社党也有它值得敬佩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体制说背叛就背叛。 最后清廷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像隆裕皇太后、摄政王，在历史重大关头仍然很决断。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中国1911年一定是一场混战。 一百年后，回望一个王朝的结束，回望一个大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应该说辛亥革命各个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理解和尊重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应重新解读这里面各种利益的纠缠、斗争和博弈，解读各方的心路历程。也许我们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对自己民族历史比较温情的一种看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