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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读书讨论 研读图书：《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历史学的“碎片化”是目前历史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弗朗索瓦·多斯所著《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翻译出版后，这一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更多讨论。在“中国本位，世界眼光”的立场上，我们禁不住要问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史学界）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吗？如果存在的话，该如何看待？ 主题发言人胡永恒的发言要点 一、年鉴学派第三代研究成果的“碎片化”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派别，蜚声世界，影响深远。这一学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段具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与研究特色。到目前为止，年鉴学派发展到第四代了。第一代以马克·布洛赫、费希尔·吕西安等为代表，第二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第三代以勒华拉杜里等为代表。到21世纪，又出现了第四代。 关于国外对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胡永恒博士指出，除多斯的这本书外，翻译成中文的还有彼得·伯克写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与该书相比，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一书更为深入，也具有较强的论战性质，“笔锋常带感情”。 胡永恒博士说，多斯这本书主要批评的是以勒华拉杜里、弗雷等人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其中一条“罪状”就是“碎片化”。在多斯看来，年鉴学派第三代经营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放弃了年鉴学派第一代马克布洛赫、费弗尔等人所倡导的“整体史”的雄心，也不像年鉴学派第二代的布罗代尔那样关注“地中海世界”那样的“大历史”，而较多地进行系列史、微观史、心态史等研究。这样一来，史学失去了整体认知功能，被分解成一堆碎片；而且，在各种社会科学的“入侵”之下，史学正在逐渐消解自身的特性；史学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做总体综合、探寻历史规律的工作，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提供原材料的“矿工”。为了纠正历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多斯开出的“药方”是：一、重回整体历史的研究；二、重回政治史与事件史。 胡永恒博士认为，多斯的批评很犀利，有不少真知灼见。如他指出系列史虽然能从较长的时段考察某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变迁，但不同的系列之间的有机关系却被忽略了，历史失去了总体性。但是，多斯的批评也有偏颇的地方。如，并非所有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学者都倾向“碎片化”。另外，多斯本人并没有针对“碎片化”提出什么具有原创性的建议，他所说的回归“政治史”、恢复“叙事史”等，别的史学家都早已提出。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 胡永恒博士认为，当前国内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研究对象的多样化。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大为拓展，特别是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使得新论题不断涌现，许多边缘的历史现象也进入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这种多样化的倾向还在延续。（2）研究领域的狭窄化。研究者不断将研究对象进行条块分割，很多学者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自设局限。（3）缺乏整体的历史观照。很多研究只是具体的经验研究，虽然考察细致，但不能以小见大，不能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联系起来，更缺乏理论抽象的能力。 史学的“碎片化”何以形成？胡永恒博士分析了这么几个因素：（1）学术分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历史研究也有越来越专的趋势，但是“专家”往往不“通”，研究法律史的可能不懂经济史，研究民国史的可能不懂晚清史。而且，现在的学术培养机制加剧了研究对象的狭隘化，史学研究生一开始就被要求从事某个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少学者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追求，甚至终身固守一隅。（2）对过去“宏大叙事”（尤其是“革命史范式”）的反动。研究者对把握历总体历史、探寻历史规律失去了信心，转而关注历史细节，注重史事的考辨。（3）西方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影响。 对史学的“碎片化”，学者的态度不一。一些学者并不对“碎片化”持批评态度，如罗志田认为，多数人能从事具体史事的研究，恰是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但是，更多的学者表现出了对史学“碎片化”的批评和忧虑。如何走出“碎片化”？胡永恒博士建议说：其一，要注意保持整体的历史观，保持“总体史”的追求。其二，要注意将经验与理论相结合。在这方面，黄宗智所提倡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做法比较可取，杨念群倡导的“中层理论”也可以借鉴。其三，研究者应有追求学问贯通的自觉。为此，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功力，尤其要注意理论学习。如桑兵所言，年轻学者应经历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 点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专门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张旭鹏副研究员做了认真的准备，并参与了这次讨论。他说，法国的“年鉴学派”对世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意大利兴起的的微观史学，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文化史，都能看到年鉴学派的影子。这要归功于布罗代尔运用手中权力的“霸道”经营。尽管多斯批评布罗代尔的这种做法，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的杜赞奇也是利用自己的权力推广“后现代主义”史学。多斯这本书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论战的产物，固然抓住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一些不足，但他的看法确有偏颇之处，也没有能反映此后二十多年以来年鉴学派的新发展。看多斯的这本书，同时还应参看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位编辑Andre Burguiere写的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ral History（法文版出版于2006年，英文版出版于2009年）一书，他在“年鉴”编辑部工作了40年，对学派的方方面面非常了解，反映了局内人的看法。两本书比较着看，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事实上，21世纪以来年鉴学派出现了新的转型，重新回到了政治史研究，不再坚持所谓的“静止的历史”。 近代史所汪朝光研究员提到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喜欢读从整体结构上谈文化的文章，现在却更喜欢从具体的小问题上入手，分析得很细致深入的文章。他接着提问说，历史研究的“小题材”化就是碎片化吗？研究蒋介石、胡适这样的大人物，并不能保证你的研究就是有广度和深度的，如果大而化之，内容空洞，那种文章也是很无聊的，还不如把一些小题目写细写深，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李俊领认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化不是碎片化，微观化也不是碎片化；历史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无意义化，才是碎片化。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制度，这是整体史；他研究名妓柳如是，杨贵妃的处女问题，具有整体史的观照，也不能说是“碎片化”。 还有与会者认为，究竟什么是“碎片化”，是一个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研究洪秀全不是“碎片化”，研究洪秀全是不是长胡子的问题可能就是“碎片化”了。这两年中国学者也在探索解决历史学的碎片化，比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行龙教授提出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的交融，再如近代史所李长莉研究员主张用整体性、联系性、多层面和网络化的观点，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避免碎片化。 （供稿人：李俊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