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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代天父传言”是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既强有力地推动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又不自觉地演变成为恶化领导集团内部团结的潜在毒瘤。它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这种好坏参半的历史作用，迄今尚没有专文论及。本文试就此略作分析。 1、事件缘起 1843年，几度科场失意的封建士子洪秀全，受到基督教福音圣书《劝世良言》的启迪，毅然抛弃了功名愿望，开始把个人的坎坷经历与贫苦人的命运结合起来，谋求劳苦大众之解放。在这一闪光思想的支配下，他于是年创建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继洪秀全自行“洗礼”之后，他的密友冯云山、族弟洪仁首先洗礼入教。从此，三人开始把拜上帝的圣水洒向神州大地。 大体说来，拜上帝会成立后洪秀全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著书立说，为发动革命作思想准备，而具有实干精神的冯云山，则深入到形势险要、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广西省紫荆山地区进行实际斗争，开拓革命基业。冯云山走村串寨，“仆仆风尘，几经劳瘁”［（1）］使沉睡的紫荆山地区很快呈现出一派革命新气象。三年间，团聚在冯云山周围的拜上帝会员多达二、三千人，几乎占山区一半人口。紫荆山地区渐成革命摇蓝。 1847年10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地区后，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他们揭神庙、设机关、定天条，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此，当地反动势力与拜上帝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激烈起来。正是在这种日益白热化的斗争过程中，杨秀清首次演出了“代天父传言”这一影响致深的一幕。 杨秀清（1823－1856年），广西桂平平隘山人。原籍广东嘉应州，属客家，世以种山烧炭为业。杨秀清本人“五岁失怙，九岁失恃，零丁孤苦，困扼难堪。”［（2）］阶阶出身使他成为紫荆山地区最早接受冯云山“洗礼”的烧炭工人之一，并很快成长为革命意志坚定的骨干。1847年12月，武宣的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向桂平官府控告冯云山“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神明”，［（3）］冯云山被捕入狱，后经会众拼死相救，方幸免于难。1848年1月，王作新再以“聚众谋反”罪名把冯云山和卢六逮捕，转解桂平监狱。洪秀全获悉后，立即赶赴广州设法营救。这样，一度呈现大好形势的紫荆山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危机。在这一关键时刻，杨秀清沉默寡言两月有余，实是在苦苦思考用什么办法来扭转危难局面。1848年4月6日（农历3月3日），他终于在洪秀全早年“异梦”和当地“降僮”迷信活动的启示下，找到了挽救拜上帝会的灵验药方：自称天父“附身显圣”，“代天父传言”。据韩山文记载：当时杨秀清“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明个人，又宣露人之隐恶。此外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又号令兄弟们如何去作。他的说话大体对会众留下深刻的印象。”［（4）］而传言的具体内容是：天父“已差天王降生，为天下万郭（国）真主，救世人之陷溺，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5）］这就是杨秀清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此后直至1856年在天京变乱中被杀，杨秀清曾多次重演了这一幕。 2、历史作用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大都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只是有些历史事件或两方面的作用同时表现出来，或由于某一方面的作用在事件发生的当时鲜明若揭而暂时掩盖了潜在的另一面的作用和影响而已。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在的一度鲜为人知的那一方面的作用才逐渐暴露出来，并影响历史进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准备时期发生的这起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事件，就属后一种情形。 首先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积极作用。 杨秀清在1853年以前的“代天父传言”，总的来说都起了积极方面的作用。但其中影响最大，进步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数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通过对此次“传言”的集中分析，来管窥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这一举措所具有的积极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时的背景是：冯云山和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人被捕入狱，一人外出营救，他们都暂时脱离了紫荆山地区的革命队伍，拜上帝会呈现群龙无首之状。在革命时局变幻莫测的危机时刻，许多会众开始心怀异志，表现出不同的动向：或畏惧退缩，或动摇观望，而混迹于革命队伍中的奸细乘机兴风作浪，散布流言蜚语，有的甚至用当地流行的“降僮”这一迷信活动，分化革命队伍，加之内有疫病流行，外有团练压迫，革命队伍终于出现了人心惶惶，大有顷刻瓦解之势的严重局面。值此危机关头，敢不敢以极大的革命胆量挺身而出，这是一个关系到起义的基本队伍是否被瓦解，起义的准备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中止夭折的大事。这是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时的基本情形，也是我们评析这一事件的基本依据。 第二，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热心和诚恳，不能把前后不同时期的“传言”动机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前述杨秀清的阶级出身以及参加拜上帝会后的突出表现，看得非常清楚。至于杨秀清挽救革命危机时所以采取宗教的形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则是由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本身的宗教色彩决定的。 恩格斯在论述封建时代的社会运动常常采取神学的形式时指出：“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6）］这样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披着宗教外衣，也就毫不奇怪了。洪秀全的革命宗教观的核心内容是“独一真神唯上帝”。尽管洪秀全把开拓殖民地的“十字架”，改造成为发动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但它毕竟不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当利用宗教的有灵性发动革命遇到挫折或危机时，往往也只能从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既然洪秀全发动革命之始可以披上宗教外衣（从理论到组织），那么杨秀清用宗教方式来挽救革命（号召党众，稳定党心）不但不令人费解，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杨秀清在采取宗教的形式挽救革命时，还巧妙地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疾病流行）与“天父赎病”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极大地吸引了“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使形将瓦解的革命队伍能够继续集结在洪秀全的旗帜之下。可见，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动机是纯洁的，对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 第三，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客观效果是：杨秀清在传言中第一次以天父的口吻打出了洪秀全为天下“万郭（国）真主”的旗号，号召党众不要叛逆天父，并许诺为世人赎病，这些无疑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它不仅给会众以精神寄托和安慰，而且使洪秀全的“人主”地位有了神圣依据，大大巩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正因起过如此明显的积极作用，所以，当洪、冯回到紫荆山根据地对形形色色的“传言”活动一一审查时，只把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和萧朝贵的“代天兄传言”审判为“真者”，其他“传言”均被斥为妖言惑众，传言者被清出革命队伍。后来洪秀全还亲自下诏，定三月三日为“爷降节”。试想，当时如果没有杨秀清挺身“传言”。拜上帝会很可能早被瓦解，起义日程势必推迟，甚或遥遥无期。由此可见，杨秀清第一次“代天父传言”（包括定都天京以前的数次传言）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消极作用。 如前述，杨秀清1848年的“代天父传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了扭转危难局面的枢纽作用，是他对天国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不仅为拜上帝会众所认同，而且也为洪、冯等领导人所首肯。但就在杨秀清出于真诚的革命动机演出“代天父传言”的一幕时，实际又为新的更大的革命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引线。这是洪秀全和杨秀清本人始料不及的。 众所周知，金田起义后，领导集团为了“同见小天堂威风”，［（7）］尚能“寝食必俱，情同骨肉”。［（8）］但从1853年定都天京开始，随着他们由先前的草莽英雄一变为“小天堂”的主人，农民阶级所固的自私性、狭隘性等种种劣根性逐步暴露出来了。加之地主阶级腐朽思想无孔不入地侵蚀，洪秀全、杨秀清等革命领袖们开始在追求特权和享乐的封建化道路上越滑越远：思想上追求封建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作风上追求家长式领导（独断专行）；生活上追求帝王式生活（妻子成九，宫女千计）。如此全面迅速的蜕变终于带来了这样的严重恶果：过去的同甘共苦变成了同床异梦；情同手足变成了离心离德；荣辱与共，变成了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这在洪杨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直到天京事变发生前，杨秀清不恰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最初的“发明”和独家拥有的“神权”。此时，“代天父传言”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均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度挽救革命的灵验药方竟然变成了恶化领导集团内部团结（主要是洪、杨关系）的一个潜在毒瘤。 早在1843年最后一次科场失败之时，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已明显流露出来。他回到家中掷书于地，破喉喊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士吧！”［（9）］定都天京以后，洪秀全脑海中最大的理想是建立他的“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10）］的赫赫天威；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代”，“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11）］的国家。但事与愿违，洪秀全的这一主观愿望却屡屡受到权力欲更加旺盛的杨秀清的挑战。 杨秀清通过1848年的第一次“代天父传言”，牢牢地掌握了天国至高无上的神权；1851年永安封王建制，杨秀清又取得了节制西王以下诸王的统兵大权；1853年定都天京后，由于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又在“主”与“军师”的政治体制下掌握了天国的政权。杨秀清三权归一，“一 朝之大，是此一人”。［（12）］他已经成为总操万权之职的实权人物。这种实实在在的客观现实与洪秀全的主观幻想，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杨秀清的神权，它常常使太平天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一旦“天父下凡”，附身显圣，就连天王洪秀全也要随叫随到，也要以子辈的身份屈膝匍伏在杨秀清的脚下，聆听高高在上的“天父”的训诫，甚至还要领受杨秀清人为的侮辱；当满朝文武讨论军国大事或军事战略发生分歧、争论不休时，杨秀清亦是常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做出决断，以此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如此，为了早日实现“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目的，杨秀清同样用“天父下凡”的神话为自己歌功颂德，共要文人墨客对自己的歌颂，做到人人皆知“四海之内有东王”。可见杨秀清在总揽大权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代天父传言”这个最初的发明。这样，洪秀全的皇权在事实上已经丧失的情况下，更在形式上，在天父的“下凡－－回天－－下凡”这一戏剧性表演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这是洪秀全所不情愿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事已至此，洪秀全欲用和平方式改变皇权旁落局面已非易事，或者说已根本不再可能。一方面，封建神权一经产生，往往对“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具有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那样的时代，神的权威常常大于政治权威，“天父”的形象远远高于“人主”的形象。所以，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封建神权的感召力，不会轻易在人们心目中自消自灭。另一方面，杨秀清已将神权、政权和军权集于一身，他不但不会自行放弃使之扶摇直上的封建神权，更不情愿将军政大权复归于洪秀全。恰恰相反，随着杨秀清个人思想的进一步蜕变和权力欲的急剧膨胀，他更变本加厉地向着揽权篡位的方向发展。洪秀全要想改变这种严峻局面，结束这场皇位急夺战，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诛杀杨秀清。只不过这个机会在1856年过早地到来了。 1856年上半年，在杨秀清主持下，太平军先后取得了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军事斗争进入了全盛时期。在这些辉煌的胜利面前，杨秀清把这一切胜利归功于自身，矜骄自傲，“不能自忌”。［（13）］杨秀清错误地认为，压服洪秀全自称“万岁”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祭起了“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逼天王封其为“万岁”。这对洪秀全来说不啻冷水击身。在洪、杨“争皇帝做”［（14）］已再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性格暴烈的洪秀全决定用杀戮回报杨秀清，他表现主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实是借此一面麻痹杨秀清，一面激怒韦昌辉。1856年9至11月，终于在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的形式下演出了“逼封万岁”的闹剧，并进而引发了一场由诛杨开始到杀韦为止的变乱悲剧。数以二万计的天国儿女不是死在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上，而是倒在了天国兄弟的刀锋之下。 3、简短结论 综上可知，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建都天京以前，“代天父传言”的主观动机是号召天国兄弟“真心扶主”，戮力同心打天下，其客观效果亦对稳定会众和树立洪秀全的威信起了积极作用。在其主要地产生积极作用的背后，又不自觉地为后来的洪、杨纠纷埋下了争斗的种子。定都天京以后，“代天父传言”的内容和作用均发生质的变化。杨秀清把天国所有的成就，都视为自己的劳苦功高，把朝野上下对上帝的景仰感情，变成了对个人的迷信崇拜。实际上，定都天京以后的“传言”，已经变成杨氏揽权夺权的有力工具，并伴随洪、杨皇位争夺之始终。以至“逼封万岁”及天京大动乱，也是在杨秀清最后一次祭起“代天父传言”这一“法宝”的形式下爆发的。因此杨秀清的“代天父传言”，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曾起过好坏参半的历史作用。 注释： （1）（10）《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一），第371页，232页。 （2）《太平天国野史》卷12。 （3）李滨：《中兴别记》第1页。 （4）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5）《天情道理书》第10、11页。 （6）《马恩选集》第4卷，第251页。 （7）《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1页。 （8）（11）《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三），第172页。 （9）《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二），第641页。 （12）《李秀成自述》。 （13）《李秀成书供》影印本。 （14）《孙中山选集》第676页。 （资料来源：《长白学刊》1994年第6期）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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