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选自《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四章第三节，原标题为《借鉴西方理论与挖掘传统资源》。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国际性学问，中国本土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融会贯通地借鉴、吸收欧美学术的理论方法。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汇日益加深。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欧美国家的学者经常提出一些新颖的理论，受到国内学者仿效。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不免出现食洋不化、盲目照搬等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对于离开西方概念和理论则无以表述中国历史的局面，学者颇感忧心。罗志田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自身的学术立足点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优势，根本谈不上与西方史学的对话。[1]胡成亦提出，我们与欧美学术的互动，并非在于单向度地曲从或迎合意义上的“国际接轨”，而是希望能够与之进行双向的平等学术对话。作为亲身参与、并且也是这一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学人，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上具有西方学者难以比拟的优势，更容易发现中国历史的内在精神。[2]在2010年6月召开的“史学理论：中西比较与融通”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史学理论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之中才能有所发展，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中国史学传统之中最根本的、奠基性的东西发掘出来，才可能有大的突破。[3] 实际上，近年来已有史家将目光投向民国以来的本土史学，欲接续本土学统，从中国自身的史学传统中寻找理论与方法资源。其中尤以桑兵先生用力甚深，收获亦丰，在尊西趋新的风气之下颇具特色。有论者谓：桑兵治学，“用力承接王国维、陈寅恪以来中国学术转承的脉络，在通晓世界的基础上潜心于‘中国典范’亦即‘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的建造，似在重光民族学术之本”。[4] 桑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视由来已久。2000年在讨论海外史学理论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时，他对于学界一味追随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趋向提出批评：近年来不知源流本末主从正邪的拿来主义和格义附会过滥，越是高明的海外史学理论方法越是和者盖寡，反而旁门从者如云。他强调“前贤的灼见是值得借鉴的”，并借陈寅恪所云“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来表明对待外来理论之正确态度。 [5]此后他更潜心于晚清民国学术史研究，以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为取法对象，揣摩其治学的苦心孤诣；多次从方法取径立论，对如何研治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且在研治学术史的基础上以学术批评针砭学界时弊，意欲匡正学风，纠其偏弊。其影响广泛，追随者颇众。具体说来，尤为值得注意者有以下数端。 一、不能以后来外在系统解读史料 桑兵批评中国史学界不少人研治史学“若不借助于后来外在系统，则几乎无法读懂材料，或者说不知材料有何意义。而一旦以后来外在系统为指导，又难免观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联系与意思。也就是说，今人的问题意识，往往不从材料及其所记述的历史而来，而由后出外来的理论而生。”[6]或因言辞偏于激烈，被朱宗震批评为“以怀古排外心态，挑战近代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的发展”；“对海归派和西方的学术体系，以偏概全，几乎一棍子打死，其实是小农社会的狭隘心态。”[7] 实际上，王国维早在1916年即对影响日深的西方史学理论评论曰：“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8]海外学者如柯文曾表达相似的意思：“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9]。而余英时亦明确指出：“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0] 桑氏所论，实际上仍可纳入“史”、“论”关系探讨的范畴。其指陈批评者类于“以论带史”。“以论带史”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间一度盛行，在“文革”中更被极端化至“以论代史”，以至取消了史学自身存在的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一些前提预设提出质疑，同时对“以论带史” 的作法加以反思。但随着西方理论方法的大量引进，新形式的“以论带史”——即以西方理论为框架，以中国史料填充其中——又开始盛行。以后来外在框架来条理史料，难免强史料以就我，对与理论框架矛盾的史料视而不见。以致“否定了旧的教条主义，又自我套上新的教条主义的枷锁。”[11]终难免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2] 与以外在系统解读材料密切相关的是，桑兵在治学取径上特别强调不能“悬问题以觅材料”，而应首先放眼读书，“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现代史学潮流之下，“问题意识”在史学研究中居于相当关键的位置；广博读书耗时久不易见功，“悬问题以觅材料”的作法在当下相当普遍。放眼读书后再治学本为王国维等民国学人所指示的大道正途，[13]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却始料未及滋生只找材料不读书的流弊。[14]带着问题找材料，过强的先入为主之见，不但影响到对材料的选择取舍，也会制约对材料的解读：“首先，势必使得中国人变成外国人，读不懂中国书，只能用外国观念来理解中国书；其次，将各种文献统统当作史实的客观记录，则作者的主观不可见，同样影响对文献的理解，尤其是无法探究作者的心路历程。”[15] 这一论题，还涉及到对史学泛社会科学化的警示。桑兵明确表示：“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16]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与日俱增，被视为史学获得“科学”地位的必由之路。“在泛社会科学化的影响下，……史学不是从史料中解读出来，而是先入为主地按照一定的格式将史料肢解后重新拼装。” [17] 社会科学强调普遍的解释力，强调研究对象的“匿名”性。对于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利弊得失，学界亦见仁见智。值得注意的是，桑氏并非对于在史学研究中援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完全排斥。他虽然强调“史学着重见异”，但也认识到“虽然历史上一切人事均为单体，却并非所有的单体均有足够的记述呈现其单体性及其相互关系，如果一概强求个别人事的比较联系，一般社会成员势必成为无声的群体，难以在史学领域得到应有的呈现”。因而“随着对于传统史学批判和关注层面的下移，社会科学之于史学的作用与日俱增。”[18]事实上史学完全排斥社会科学亦不可能。他只是针对中国史学界的学风流弊，强调对于种种概念、理论与方法能否适应研究对象有必要的警觉，力图保持史学主体性。即他所谓“今日中国史学求新必先固本，根本巩固，才能行大道，成正果。”同时也提出，“不应视其他学科为不学而能，在与其他学科的学人有效合作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严格遵守必需的戒律，并对其中的不适用性有充分的自觉，防止生搬硬套，更不能在不同学科之间跳来跳去”。[19]总体说来，他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虽并不排拒，但还是持相当保留的态度。 二、回到历史现场 桑兵从回顾总结社会学人类学对史学的影响启发之中，提出研治近代史应追求“回到历史现场”。其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20] 历史本体杳然难觅，如何才能重返历史现场。陈寅恪曾指出，对于古人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之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判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氏同时还指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21]通过“神游冥想”的推理想象获得“了解之同情”，主要针对史料凭藉不足的古史。因易致想当然的附会，运用须十分谨慎，才可避免“穿凿傅会”。 桑兵强调指出，史家治史要重返历史现场，穿越时空所能凭借者主要还是史料。由于近代史料遗存丰富详尽，研究者可以不必主要依靠“神游冥想”的想象力，而可运用“以实证虚”之法，达到重返现场之目的。他指出，治近代史如仅止于用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辨真伪、求大概，达到如上古史的精细程度并非难事。不过，用第一手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地、人、大体过程等等比较简单表浅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思维盘算、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直接史料征实。此时则需要“通过对罗生门式的历史记录的大量细节进行实证，以此为铺垫，还原相关人物的相互关系和众多事实的相互联系，使得研究者凭借对错综复杂的事实的把握，让历史人物的关系和性格随着细节的丰富而逐渐显现，全方位地重现历史场景，研究者因而由局外人变成参与者，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共同生活，真正获得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重返历史现场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当事人全部有关言行，并将各种不同的记录相互印证，从而揭示言行的所以然，才有可能整体把握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通过人物心路历程之真逐渐接近历史真相。”[22] 在他看来，陈寅恪晚年研究钱柳姻缘即为“回到历史现场”的典范。陈氏“所论证的不仅在社会常情与变态，而且与个人心境相沟通，由典型代表人物的具体殊境而非由制度与现实的差异来考察时代精神与情感；不仅描述外在的行为，而且揭示内在的思维；不仅通过神游冥想达到了解同情，而是经由剖析具体背景、原因、交流等相关联因素回到历史现场切实进入了解同情的境界；不仅分辨史料表面的真伪，而且力透纸背，揭示相关人事‘放大真迹’的潜因与程度，从真相中发掘出实意。”[23] “回到历史现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重返历史现场，重建历史场景，意味着应尽可能避免用后来的理论框架来摘取组装材料，并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后见之明。罗志田批评史学研究中的“倒放电影”倾向，即针对研究者以今情度古意、滥用后见之明的作法。他认为，对后见之明的副作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无意中可能会“剪辑”掉一些看似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结果呈现的历史虽然脉络分明，却漏掉了历史丰富复杂的面相。[24]李怀印在《重构近代中国》一书中提出要构建“在时和开放” （within-time and open-ended）史观，其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25]这二者同“回到历史现场”实有相似之处。谢维则在“回到历史现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回到实践现场”。[26] “回到历史现场”，还涉及对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探讨。若研究者不能节制后见之明，因在其看来史事的结局已然确定，其研究则难以摆脱论证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窠臼。唯有回到历史特定的时空现场，才能对历史的偶然性与可能性空间有足够的关注，才可能展现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也有论者指出，后见之明并非全无积极意义，“一方面，由于当时人、当事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经常无意或有意为后来之人的认知设置一些陷阱和迷宫，如果只是强调返回历史现场，‘处于同一之境界’可能会被历史误导”，“另一方面，如果只局限在历史现场，研究也就无法超越局中之人的眼界和经历”。[27]但应看到，“回到历史现场”并非完全摒弃研究者的视角（事实上亦不可能），而是力图进入到历史局中人的视角，并往返于两种视角之间。 如何才能重返历史现场，桑兵强调博采比较各方史料，揣摩时人的所思所想所为，通过“严谨的考证，以实证虚，由碎立通”而达致。[28]在具体方法上，陈寅恪即继承并发展了宋贤长编考异治史方法，[29]桑兵则对之作了进一步阐发：“以事实证言论，以文本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此即宋代司马光等人的长编考异之法”。长编考异之法的依据“在于历史不可重复，只会演化，所以史学于比较中着重见异，而非求同。……长编考异于比较异同中寻绎历史因时空改变而发生的衍化以及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以求达到贯通的境界。”[30]具体说来，“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桑兵视长编考异法为基本治史方法，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变万化，在此之下，主要还是如何入门的问题。”[31] 就桑兵本人的研究实践而论，他近年主要致力于民国学术史研究，所涉及的多为观念精神层面之问题，虚玄而不好捉摸。但人的思维与行为互相关联，因而他将学与行结合考察，将思想还原为事实，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通语境以解文本，“不仅比勘文本，而且比较本事，把握头绪，了解同情”。[32]换言之，通过钩稽学人的人脉关系和具体活动，体察立说者的直接动机，回到历史现场，以展现晚清民国以来学术发展的面貌和趋势。因研究方法得当，“其研究课题不论新旧，皆能提出新颖的、更深刻的结论”，[33]令人耳目一新。 三、治史应求贯通 近年来，所谓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连续发表多篇关于“碎片化”问题的笔谈。不少学者认为，就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而言，所谓“碎片化危机”多少有些言过其实。[34]罗志田援用钱穆的“非碎无以立通”，强调史学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碎片研究自有其价值。[35] 桑兵并未直接参与此一讨论，但其所论又隐然与之密切相关。他同样引钱穆“非碎无以立通”等语，但其立意之侧重略有差别。他认为：“要将所有单体的史事安放到适得其所，必须碎与通相辅相成。研究要专而不宜泛，专则窄，容易流于细碎，但专未必就是不通。由碎而通，不仅要注意碎与碎之间存在关联，即使碎本身，得其所哉也是通的体现。否则，高谈阔论，门外文谈，便是泛而非通，实为不通之至。同样，碎也要通，一方面碎为通的部分，另一方面，贯通才能放置细碎得当。具体的专题研究若是孤立片面，非但不通，而且易误。有时甚至越是深入，越加偏颇”。[36] 研究琐碎化也与近代以来分科治学成为主流趋向有关。学科之间的分割和隔膜，容易使学者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对于不少近代史学者研究偏于狭窄的现状，桑兵有尖锐批评。他虽不否认分科分段治学有因近代史料太多须缩短战线以便于实际操作的合理性，但同时特别指陈学科分割的弊端，“尤其近现代史，虽然已是断代之一部，还要进一步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这种割据分封的专家之学，看似占山为王，转换角度和准则，其实就是落草为寇。”治史划分过窄，各守一隅，窄而深的努力往往流于狭隘的积习。学问支离破碎，失去整体性，所治窄而深的局部研究乃至对于学问的见识判断也会扭曲。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蚀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性。研究领域过于褊狭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症结。因而他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追求贯通，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37] 如何在博通与专精之间求得平衡，桑兵特别强调三点：其一为由博返约，读书须以目录学为门径，把握规模门类，分辨主次轻重，以收执简御繁之效。其二为由专致精，由精求通。但不能由专而偏，而应将具体的专门研究置于整体中的适当位置；亦不能局限于一隅，畛域自囿。其三为切忌横通。[38] 桑兵关于“贯通”的论述，从中国近代史研究惯常关于整体与碎片的二元对立式争论中跳脱出来，不失为解决中国近代史研究趋于细碎的可行之道。论者指出：“特定的人与事若不置于更宽广的时空脉络之中便会基本失去所谓‘历史意义’，甚至难以索解，故一个研究具体问题的史家有意无意间又多少接受或遵循着某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39]这种框架性的诠释体系，或近似于史学界曾经热烈讨论的近代史研究“范式”问题。桑兵对“范式”这一舶来的概念不以为然，虽承认“教育很难避免范式的使用以求一律，小夫下士也需要范式的指引凭借才能梳理材料史事”；还是强调 “治史不能从一定的材料、观念出发，必须相对比较地看一切人事思想，因而高明者从不受所谓范式的框缚支配，也无须调整改变范式来修正看法。”[40]学界关于近代史研究“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的论争，若各执一端，则无从破解。郑师渠提出应超越范式之争，向通史的本义回归，突出“通”的特点。不仅纵向体现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横向上也要体现中国社会各主要板块间的有机互动。[41]其看法与桑兵多所相似。 值得指出的是，桑氏所论“贯通”，即对史学研究整体性的追求，实际上并不排斥宏大叙事框架，只不过具体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叙事框架的深浅高下，不能一目了然”。[42]换言之，研究者心中对近代史的整体观照并不可少，但无须以条条框框揭示出来，而隐含于具体研究之中，须阅读者留心体察与判断。 学术风气自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近代史研究亦经历了由追慕域外理论方法到强调主体性的过程。与桑兵抱持类似倾向者实不乏其人。如罗志田亦致力于民国学术思想史的梳理和研究，欲接续一度被中断的学统。茅海建指出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出现了“学问越做越近，方法越用越老”的风气转移。[43]当然，强调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对域外理论方法深闭固拒，只是在强固根本之后，对外来理论可以多些自信，以从容采择，并能在实际运用中反思其适应限度，并加以调适；进而能从丰富、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概念。 注释 [1]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 胡成：《我们的中国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史林》2011年第5期。 [3] 李娟：《“史学理论：中西比较与融通”会议综述》，《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 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7、10-11页。 [6]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 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8] 王国维：《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观堂集林》第一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50页。 [9]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0]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11]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13]参见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国维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14] 详参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5] 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6]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17] 《海外史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学术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7、10-11页。 [18]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9]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20]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79-280页。 [22]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3] 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81页。 [24] 详参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5]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9页。 [26] 谢维：《回到革命史的实践现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7] 胡成：《叙述转向与新旧之间的整合—新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但 [28]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边际与史学的整体性-兼论相关史料的编辑出版》，《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9] 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30] 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31]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2]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绪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7页。 [33]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第7页。 [34] 郑师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王玉贵、王卫平：《“碎片化”是个问题吗？》，《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5] 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6]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37] 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38]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14页。 [39]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0页。 [40]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41] 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2]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43] 谢维：《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