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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元定都之争，是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以原立宪派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不得不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一）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当天，孙中山按事先的协议，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以自代。同时，辞职咨文附有三个条件：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一、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这里，孙中山之所以把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作为他正式解职的条件，是出于想把袁世凯从他的反动窠穴北京调出来，置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督之下，以防范其反革命野心。同时也为了避免让袁在北京就职“有承受清帝统全权之嫌(孙中山：《复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页121。)。”孙中山所以提出这些条件，还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有关。1912年2月16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F.E.WiLKinson） 写给英国公使朱尔典（J.Jordan）的信中谈到他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王宠惠就临时首都问题谈话的情况说：“据他们看来，目前不应把首都迁出南京，这对该国的和平是极为重要的。我当然了解，对他们来说，即使在现在，要把他们那一派中的极端分子特别是军队置于控制之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全力中心移至北方，将导致在所有南方各省爆发新的混乱，而且很可能发生新的叛乱。”“我认为，王宠惠先生提出关于目前把首都自南京迁往北方可能在南方各省引起严重动乱的论点不是没有理由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页485、486。)。黄兴所说的“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投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黄兴集》，页130。)，也正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孙中山所提出的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的主张，一开始即受到挫折。“14日参议院会议临时政府地点，先后发言者俱主张北京，间有主南京者，争辩多时，遂用记名投票法表决之。开票时，计得二十八票，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议乃决(《参议院会议补记》《民主报》，1912年2月25日，第7页。)”。 参议院为什么竟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孙中山的主张？有的论者认为这是因为参议院是由代表各省都督和旧谘议局势力的“代表联合会”改组而成，其中议员多为旧谘议局势力有关。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胡汉民就明确说，“参议院议员以同盟会占大多数(《胡汉民自传》。)”。据《时报》民国元年3月5日的记载，当时南京参议院议员按各省所占名额合计，共有四十六人，其中在职的仅二十七人，已辞职、未到职，缺席和离职出差的共计十九人。这个统计离2月14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临时政府所在地点时二十天，在职议员已从投票时二十八人减到二十七人。根据这份资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职的议员，大多数为同盟会员。(《南京参议院之近状》，《时报》1912年3月5日。)这就说明南京参议院否决孙中山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的主张，并非由于参议院多为旧谘议局势力的关系。事实上，这次参议院中许多同盟会员之所以投票否决孙中山的主张，通过定都北京的决议，“对他们投票的真正解释，是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急于实现和平，所以他们投票支持北京为临时首都，目的在于清除那个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即首都所在问题。(《伟晋颂于1912年2月22日致朱尔典的信》，见前揭《蓝皮书》下册，页491。)” 孙中山定都于南京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参议院中革命党人的普遍支持，而且还遭到院外一些革命党人的公开反对。就在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必须实现定都南京等三个条件的同一天，《民立报》就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并批驳以“北京风俗腐败”，和“防袁世凯胡为”为理由，反对定都北京的主张。说：“北京风俗之颓败，非北京地气使之然也，人为之也，人能为之于前而使风俗颓败，独不能为之于后，而使风俗清美乎？”认为对于袁世凯，“欺之以术不若感之以诚，与其小力细工启其猜忌，使之时时防闲欲脱范围，不若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使之晓然于吾民国诸君子，咸以国利民福，共和政治为宗旨，而无丝毫个人威权竞争之心。(《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社论一。)”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所办的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它在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北京的咨文的当天，即提出相反的意见，这说明孙中山、黄兴等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的主张，不为许多革命党人所接受。我们读了《建都私议》这篇社论，就可以知道14日参议院会议临时政府地点时，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决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北京的决议并非偶然的了。 参议院和《民立报》社中的革命党人，为什么在定都问题上要与孙中山唱反调？原因是复杂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叙述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说明。 孙中山和黄兴对参议院否决定都南京的决议，极为愤怒。“先生（按指孙中山）召克强至总统府，让之。克强亦谓党中不应有异议。先生遂召集院中同志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则皆唯唯。依参议院法，须政府再交议院，始能推翻原案。邓、黄等以是请。克强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是日适祭明孝陵，遂请先生上马出府。余称病不从行，而就府中草文书，交院再议；一面飞白先生。(《胡汉民自传》。)”同时，吴玉章等亦进行紧张的疏通工作。这样，参议院在2月15日复议时，才得以十九票主南京，六票主北京（直隶、奉天、江苏、云南、陕西、山西六省的参议员始终主北京），二票主武昌的结果，免强通过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 （二） 建都的地点问题，虽是孙中山3月13日才正式提出，但在这以前一些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公开议论了。1912年1月21日，《大公报》以“张季直不赞成迁都之说”为题报道说：“民军政府曾有主持迁都武昌之说，兹据由南返津友人谈及张季直主持京都不能迁移之理由，谓中国内地各省人民生齿日繁不能不以蒙藏为殖民所在地，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可谓深思远虑之论云。(“张季直不赞成迁都之说”，见《大公报》民元1月21月，页1。)”章太炎在这个问题上认为，如果为了“荡□旧□”不可建都北京，则应考虑建都于“邺洛间”。他在民国元年1月20日，《大共和日报》上刊布的《与张季直先生书》中，主张建都“宜在中原平陆，纵欲荡□旧□宛平不可，犹宜在邺洛间，庶几控制北维，不忧疏逖。”并且强调说：“自两宋以来，中原文化日益□残，犹赖建宅北平，民所趋向，得令万物昭苏耳。向无成祖，恐中原已为不毛。(太炎：《与张季直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20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章太炎这种建都于“邺洛间”的主张，不久就加以放弃，改主建都北京了。民元2月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的同一天，章太炎就发表了《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并说：“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其可以为首善之居哉！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时报》，1912年2月13日。)” 在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之前，不仅象张謇、章太炎这些有影响代表人物已经公开主张建都北京，不少有影响的报刊，亦纷纷发表这种主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民立报》2月13日的《建都私议》社论，其实不仅《民立报》，当时许多报纸对此都有所议论。如《大公报》于2月10日发表《迁都问题之研究》的评论说：“前南军提之议和条件，有迁都南京一议，张季直首建说非难之，嗣见章太炎《复张季直书》，主张迁都邺洛，□以政体未定，此项问题，未遑兼筹，故尚无明确之解决，兹就其利害得失与今日关心政局者一研究之。”接着该文列举了“南军主张迁都南京”的四项理由，即南京可战可守；经济文化发达；政局既易，当迁地以便更新；南京为革命力量的中心等，一一加以批驳，结论是国都宜于北京不宜迁移。(啸论：《迁都问题之研究》，《大公报》，1912年2月10日。) 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袁世凯早就注意到了，并大造舆论。据《大公报》民元2月6日的报道：“闻袁内阁16日（按这里说的16日，当是阴历壬子年的1月16日，即民元2月3日），在迎宾馆与各公使会晤，曾提出将来都会必须仍在北京之理由：一为政府之关系，现在各国都会虽均讲交通不讲控制，中国则尚未能比论，盖蒙古北方各省尚未确向共和，一旦都会迁移，断难免以勤王为名，思图扰乱。一为财政之关系，北京轮轨交通一切公私建筑均渐完备，若改在南京，实无此财力。一为外交之关系，近年各国条约商务已经注意北京，一旦变更，各国恐难赞成。此外种种不便之处尚多，不胜枚举。各公使均以为然，并言将来非在北京建设共和政府，则各国断不承认。(“声明共和国都之建设”，《大公报》，民元2月6日，页1。)” 2月11日，袁世凯在致南京临时政府的电文中，再一次表示了他不能南下。他说：“世凯极愿南行，畅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能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黎副总统政书》， 卷六，附袁世凯来电，民元2月11日收到。)” 在清帝尚未正式宣布退位之前，尽管张謇、章太炎、袁世凯等人，和一些报纸已议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但它毕竟未提上正式日程，所以这个问题尚未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到孙中山正式向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规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时，定都的问题立即尖锐起来。从2月中开始到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止，这段时间内，定都问题遂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 （三） 首先对定都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要他遵守临时约法和参议院颁布的其他各种法律章程，并不介意。但是，对于规定南京为临时政府的地点，要他到南京来就职，却十分恼怒。立即于15日致电孙中山表示难以接受，并以“退归田园”相威胁。电文说： “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来，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世凯立即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致孙大总统电》《民立报》“号外”，1912年2月17日，页一。)”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电张謇，希望他能来京，予以襄赞。张謇虽未能亲自北上，却派刘厚生持密函为袁献策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钳捭阖，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来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此题不过政府尚在南方，公如何能组织正当之政府也。(《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4。)”袁对张的妙计立即心领神会，以后在这场“争都”的过程中，袁世凯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 袁世凯的反对迁都南京，并以“退归田园”相威胁的通电发出后，很快地就得到了拥护袁世凯的各种政治力量，和革命党中急于实现和平，把首都所在地问题，视为“使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获得胜利结果的唯一障碍(前揭《蓝皮书》下册，页491。)”的那些人的积极响应。2月21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社、国民协会、《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八个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并要求他转黎元洪、各省都督、咨议局说：“顷《时报》载参议院议决建都北京，政府驳令复议，并闻川陕议员相继辞职等因。查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况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为寒心。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公电”《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与此同时，章太炎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公电”《民立报》1912年2月21日。)” 江苏都督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掌握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手中的。庄蕴宽这个都督实际上是张謇的代言人，中华民国联合会、《民立报》等八个团体，要他出来公电抗议孙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决定，自然正中下怀。于是他立即通电全国说： “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之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前见《大共和日报》13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书》，《民立报》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议》，业已阐发尽致，太炎谓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报馆持论鉴定衡平，毫无偏倚，蕴宽南人，岂不以南都为便利，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尊公理而舍私图，统一政府必在京津毫无疑义。正拟电间，奉总统府删电转达袁公真电，有极愿南行，□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等语，自系实情，明者自能鉴之。谨贡所见，以待公决，庄蕴宽叩咸。(《申报》，民元年2月21日，“公电”。)” 庄电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表示：“袁君电称北京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实在情形，藉令举足南来，大局必定为牵动，故定都宁、鄂之说，目前决不能行。(《申报》，民元年2月22日，“公电”。)”《申报》于2月24日，以《去争篇》为题发表长篇连载社论，称赞庄蕴宽、孙毓筠反对定都南京为“谋国之忠”，攻击临时政府定都南京的主张，为“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胁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认为“居今日而言都城，宜于集汉满蒙回藏之宅中，而能收统一之效果”者，“舍燕京而莫属”(《申报》，民元年2月24日，“公电”。)。顺直咨议局在接到庄蕴宽的电报后，通电响应，提出如袁南下就职“诸多窒碍”。其理由是：“关东一带现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啧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迁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著。(《大公报》，民国元年2月23日，“顺直谘议局之要电”。)” 同时，在天津出现了“旅津南省绅商临时政府地点争议会”的组织。该会“于昨（按为2月25日）午后假浙江会馆开大会议，到者六百六人。”“所到计十省，各省均举代表，其议决办法，系将理由通电全国各省督抚、都督、咨议局、省议会及报馆，并呈请顺直咨议局主持。又拟定俟日内南京欢迎专使到津时由各代表访谒面恳一致主持，并请本埠各士绅作陪约期择地宴会各专使。(《大公报》，民国元年2月26日，页1。)”接着这个“争议会”，又以临时政府地点争议会旅津商人代表崔文藻、徐铮等上余人的名义致通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恳乞允将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前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己。(《天津商人电》《申报》，1912年2月28日。)” 在这场南北争都的论争中，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亦不甘落后。早在2月13日，黎元洪在给伍廷芳的电报中即提出：“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即以汉口为招集地点(《黎付总统政书》，卷6。)”。显然，这是企图以武汉作为南北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又提出筹组统一的中央政府，“集会之地，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要求袁“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黎付总统政书》，卷6。)”但袁世凯在2月15日给黎的回电中却表示“尊论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黎付总统政书》，卷6。)”不过，黎并未因此即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在2月19日《上大总统》中，再次提出改建共和，为久远计，“会议之区似以汉口为适中，恳通电各处遣派代表来汉以便组织中央政府。(《黎付总统政书》，卷7。)”2月21日，庄蕴宽攻击南京临时政府的通电发表后，武昌集团通过湖北议会正式决议以武昌为国都。这些都表明武昌集团一直是想争取定都武昌的。 不过，根据当时的形势，黎元洪也看到了当时要想实现他定都武昌的愿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2月27日《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中，虽然仍说“夫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管全国枢纽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但亦退一步说：“窃谓为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莫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画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洪虽不敏，愿基其成，俟新都告成之日，即为新总统移驻之时。(《黎付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一方面坚持其定都武昌的意见是正确的，一方面表示了他是能顾全大局的。以便借此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并希望有一朝一日实现他定都武昌的愿望。 （四） 袁世凯的“退归田园”的威胁，一时并不未能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2月17、18日，孙中山分别以电、函动员袁世凯南来，并同时电告袁世凯已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三十一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兆铭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南下就职。(《孙中山全集》，第2卷，页102，106，107，108。) 对于庄蕴宽的反对定都南京的通电，魏宸组和黄兴曾分别以电、函加以驳斥。魏于2月22日，致电庄蕴宽说：“公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对于国家大计，有所陈述，当告之总统或各部长，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则由中央政府交于议会，决定而后行之。断无以一人之意见，迳电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报馆，至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之理。令中外闻之，将谓吾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问题，固易解决，无俟过为研究者。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之也。联外人，拥幼主，系公过虑。”“至各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固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行革命也。(《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9号《近代史资料》，总25号，第156页。)”黄兴于24日复庄蕴宽的信中则严厉指出：“清帝既退其统治权，统一政府未成立之前，当仍在南京，临时政府自应受之于政府所在地，更无移政府而送其接收之理。”并针对庄所提诸问题，逐一批驳。如针对庄所提出的“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指出：“建都为国内重大之问题，决非专伺外人之意旨。北京非久远建都之地，将来决须迁都，岂能商诸外始定进止？”在这封信中，黄兴还针对章太炎与《民立报》所提出的必须定都北京的理由，加以驳斥。指出：“章太炎先生之函，与《民立报》所论略同。”“其最为人所信持者，北京非首都不足以控制藩属。……夫控制藩属，自有政策，必首都与藩属附近，始能收控制之效？”黄兴还针对章所提出的北方文化落后于南方，有赖建都北京，方“得万物昭苏”的论点，加以批判说：“文化之通塞，在交通机关之通滞及其他政治之明否，于首都无绝对之关系。北方建都，在历史盖千年以上矣，南方建统之国都无百年之历史。然而文化相较，南优于北，安得以都不在北，北方退化，为不可迁都之确谛？”最后，黄兴指出：“昨参议院已决定请袁公来宁组织政府”，暗示庄蕴宽等人的通电反对，实为“本无事晓辩。”(《黄兴集》，第130，131，132。) 黄兴致庄蕴宽的公开信，2月24日在《民立报》发表后，章太炎发表了《驳黄兴主张南都电》。如果说，在这以前，章太炎所发表的主张建都于北京的言论，尚有所论证，那末，在这封电报中，则主要是拿袁世凯已被选为大总统这根大棒来打人了。他说：“袁公已被选为大总统，大总统之所在，而百僚连袂归之，此自事理宜然，何投降之可能。”“袁公既被□为临时大总统，则名实自归之矣，何必移统一政府于金陵，然后为接收耶？”“袁公已被举为民国大总统，徒以与清帝同城，谓之关系未断，是断绝不断绝之分，不在名位实权，而在地点。然则临时政府所遣使人往迎袁公者，一入蓟门，亦即与清帝复生关系耶？(《人心之趋向与民国之统一》《民主报》，1912年2月26日，第2页“社论”一。)” 在黄兴与庄蕴宽、章太炎就定都问题激烈争论时，《民立报》于2月26日以社论形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总的看法说：“盖统一南北，本也，奠都南北，末也，争其末而败其本，愚者不为。……第三说（定都北京袁易于操纵）而不知专制恶魔万难再活，思想既变，舆论已成，吾国民既以共和为最美之政治，又安能容袁之变更，且袁世凯再三布告于天下万世曰，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发生于民国，今日宣誓之空文，异日讨罪之实据也，袁世凯虽愚，肯出此乎？(《人心之趋向与民国之统一》《民主报》，1912年2月26日，第2页“社论”一。)” 《民立报》的这篇社论表明：赶快建立起统一的民国是第一位的，统一的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或北京那是次要的问题，为了扫除尽快建立起统一的民国政府的最后一个障碍，就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定都南京。如果因为害怕定都北京易于为袁世凯所操纵，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各种条件已决定了专制恶魔，已万难再活。《民立报》中的革命党人之所以会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公开地和孙中山、黄兴唱反调，看来是与这种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在这场定都之争中，袁世凯的反对定都南京，章太炎、庄蕴宽等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攻击，在南方军队中，激起了义愤，有的还公开通电声讨。如驻汉口的湘桂联军曾以八千人的名义，于2月28日向孙中山、黄兴通电说：“南部暗潮日渐汹涌，藉非袁公南来万不足以维大局安人心。”“公等和平解决之苦心又为国人所欺，然以建都问题既经参议院第一次判决而不克实行，则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从事，希图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见拼命流血换来之民国政府几奄奄无声息，可为痛哭。”“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若犹眷恋于专制窠穴，负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拼死一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汉口湘桂联军电”，《申报》，1912年2月28日，“公电”。)” 不过，在这里也要进一步指出：在南方军队中虽较普遍地存在着主张定都南京反对临时政府北迁的强烈情绪，但在高级将领中，意见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在黄兴复庄蕴宽的信在2月24日发表的同一天，“南京联军参谋团”竟发表了主张统一的临时政府地点宜设在北京的通电。电文说：“统一政府暂设地点，若就现势外交，经济、地理、历史种种关系言之，自以参议院第一次议决之案为适当，管见所及，谨电奉闻、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第七师长洪承点、江北都督蒋雁行、鄂军代表傅人杰、李正溶，自南京联军参谋团同叩漾。(《申报》民国元年2月24日，“专电”烂。)”这份电报发表曾引起了南京军界内部的争论。《申报》2月27日的报道说：“前日联军参谋团发公电主张政府地点应设北京，嗣陆军部闻之大不谓然，遂下令解散参谋团，团中各统将群起不服，且申言此项部令应不承认云。(《申报》民国元年2月27日，第一版，公电，“要闻一”。)” 朱瑞、姚雨平、柏文蔚、李燮和等人都是南京军界中的重要将领，他们这些人竟然公开表示赞成北京为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地点，与黄兴所主管的陆军部持不同的意见，由此可见，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不仅在参议院，即使在军队内部，在定都的问题上，也是存在着意见纷歧的。正因为临时政府内部意见如此纷歧，再加上象张謇、章太炎这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报纸都反对定都南京，主张定都北京，这就使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就陷于被动的地位，他们虽坚持了袁世凯必须南下就职主张，但在统一后的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就有所后退了。孙中山在2月22日的《复章太炎函》中说：“主北主南，各有理由，公等所持大都系永久之说，此自可俟将来国民会议之。(《孙中山全集》第2卷，页121。)”黄兴在24日的《复庄蕴宽李书城书》中也说：“所论各节，以国都问题与临时政府建置地点混合，故生种种误会。鄙意：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临时政府为暂行统治权之机关。(《黄兴集》，页130。)”南京临时政府在定都问题上让步的如此之快，曾使当时英国驻南京的领事伟晋颂感到“惊讶”。他说：“昨天（按为2月21日），我因事有机会见到外交总长，他表示毫不怀疑袁世凯将同意前来南京就任总统，但他已不再拒绝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意见一事使我感到惊讶。(《伟晋颂领事致朱尔典爵士函》前揭《蓝皮书》，下册，页492。)” 孙中山和黄兴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的后退，也与帝国主义的干涉有关系。《民立报》2月29日在“国都问题之争执”的专题报道中说：南京政府委派蔡元培为专使迎迓袁大总统迅速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北京各国公使馆不谓然，谓北京为东亚之中心，数百年皆建为都会，”“今南政府不待各国承认，率以一、二人私见，遽议迁都，颇有谓南政府轻视外交，要用正式干涉。”“目前外交团又大开会议，当由英公使朱尔典首先发言，略谓在中国政体既已解决，南北两方面争执甚力者仅在建设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现在南北两面相较，南方之摇动，究不若北方之隐固，设使袁总统一旦南去情形甚属危险云云。各公使均举手赞成，不日即发正式公函通告外务部。(《民立报》，1912年2月29日，页7。)” （五） 以蔡元培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欢迎团的到达北京，立即吸引了全国的视线。人们在密切注视袁世凯究竟怎样对待这个欢迎团？这时袁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而他自己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所以，他颇有点泰然处之了。2月26日，欢迎团中的汪兆铭和唐绍仪一起先一日到达北京时，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所过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人民观者如堵。(“记南京代表抵北京之盛况”，《申报》，1912年2月28日。)”“27日（按应为28日）晚，唐少川、汪兆铭晤袁，唐谓国都建设北京，孙逸仙断无反对之理，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畛域，使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云云。大总统答以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拟派其大公子克定先行南下云。”27日，欢迎团全部抵京，“28日，袁在迎宾馆与南使蔡等开会，拿出京外人民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详述宜在北京奠都之理。(“南京专使到京后会商条件”《时报》，1912年3月7日。)”其实，迎袁的专使，这时和袁世凯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定都那里的问题，而是袁世凯要不要到南京就职的问题。在前面已提到，孙中山和黄兴，由于受到内外种种压力，在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上已有所后退。所以，当时的报纸也有“闻专使来京时，孙中山曾密授意旨略云，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议各事”的报道。(“南京专使到京后会商条件”《时报》，1912年3月7日。)蔡元培后来发表的《布告全国文》，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蔡说：“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情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有的论著认为，蔡元培这里所说专使北上目的限于欢迎袁南下就职，“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是将北上宗旨打了很大的折扣，背离了孙中山等所坚持的迁都根本原则，这是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 袁世凯除了当面向蔡元培等人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外，还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英国《太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向欢迎团施加压力。袁的亲信蔡廷干于2月26日，寄给莫理循的信中说：“唐绍仪和汪兆铭将于今天下午大约四点四十五分抵此。你同汪非常熟，他可能毫不耽搁就去拜访你。我希望你能向他指出把政府迁往南京的危险，以及各公使馆将会反对迁都。”蔡在信中还说：“我认为约翰〔·朱尔典〕爵士和其他公使馆也应同汪兆铭好好地谈一谈不迁都的好处，一切都仰仗你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袁世凯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是决不会南下就职的。可是，他在与欢迎专使会谈时，“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只是由于留守之人一时难定，才“行期不能骤定。(《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 袁世凯打算南下的姿态，在欢迎团中引起了很大的幻想，可是，当他们准备陪同袁一起南下时，29日晚7时半，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属的第三镇，奉命发动兵变，他们在东城区东华门，王府井大街和前门一带纵火抢劫。变兵们还持枪闯入欢迎团的住处，蔡元培人仑皇逃到六国饭店。3月1日夜，变兵们又在西城和北城焚掠，北京居民数千家遭到严重的损失。接着，通州、天津、保定亦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于是，帝国主义各国纷纷调兵保护使馆，形势顿为紧张。 对于这次兵变，多数史家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结合各种记载，皆深信为袁世凯的预谋而不疑。但由于缺乏袁世凯策划这次兵变的具体的史料，所以在许多史笈中对袁世凯策划这次兵变的记载，多语焉不详。因此，迄今仍有些史家存在着不同意这场兵变是由袁世凯所策划起来的看法。如有的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说：“自来论北京兵变者大多以为袁氏所主使，甚至有指出此乃用杨度计者。然以今论之则均不免挟意气成见之讥。以天下众恶皆归之袁，固非历史真相也。(见前揭吴相湘书，第124一126页。)” 这位史家所以持上述的论点，其主要根据是：第一，北京既为袁世凯的老窠，留恋老窠则当使它更加巩固，袁为什么会自己嗾使兵变加以破坏？且袁之所以为中外所重者，主要是认为他能够控制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为什么会自己出来玩火？第二，袁所急需的是安定而不是动乱，动乱很容易引起外国的干涉，嗾使兵变，将为干涉提供机会，袁岂能无所顾虑？第三，根据当时形势，袁可以轻而易举达到定都北京的目的，袁固不必借此玩火的兵变手段。照此看法，这次兵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袁军素不注意纪律教育，袁依赖军队，对军队纵有非行，并不谴责，甚且视纵军队抢劫为战胜筹功的办法，久之成尾大不掉之势；再加专使到达北京，有解散军队谣，军队疑惧失望，挺而走险，乃意中事。(见前揭吴相湘书，第124一126页。) 这些论点，看起来似乎成理，可是，事实上，这次兵变确实是袁所事先策划的。曾亲自目睹这场兵变而又对袁世凯极为推崇的莫理循描述这次兵变的情形说： “昨天晚上我过于忙碌以致未能寄信告诉你，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发动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想到这些残酷成性的人把抢来的东西径自堆放在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外务部大院里，真是可怕得很。…… 他们丝毫没有打算惩办这些人。你本人无疑看到过军官们比当兵的更坏，因为是他们在指挥抢劫。我亲眼看到这一切。” “袁最亲信的师的第十团的营盘就在我的住宅附近，星期四晚上里面堆满了抢来的东西。当兵的征用马车把东西运到火车站硬装进火车开往保定府去，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警察不过是脱掉制服同当兵的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预先商量好的。” “丰台呈现一副凄凉景象。整个地方从头到尾被洗劫一空。今天我见到满载掠夺物的火车开往良乡县，车上有一些第三师的汉族士兵押运，大概不到一百人。我们在乡间还见到大队汉族士兵，……他们差不多是第十二团的全部人马，就是这些人洗劫了保定府。他们没有随身携带着掠夺的东西，因为全部赃物都已经用火车运走了。想到这些人原是派去保护那座城市，现在有组织地劫掠了那座城市，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 “整个骚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一个士兵受到惩办。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有些贫苦年迈的苦力，还有些妇女因为在被大兵毁掉的建筑物废墟上捡走些小木块或小铁片，就惨遭斫头。” “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他抱怨说他没有钱。他说列强应该用钱去支持他。如果各国给他钱，部队就有饷，士兵就不会哗变。(前揭《莫理循书信集》（上）第904—913页。)” 看了上述这些关于这次兵变的描述，从而得出兵变为袁世凯所主使的结论，还能认为是“挟意气成见”么？ 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孙中山等人已经从主张定都南京的立场上后退，仅坚持要袁南下就职，袁为什么还要策划兵变？看来，这主要是由于欢迎团坚持要袁南下，使袁陷入内心虽然顽固地反对，却又难公开拒绝的困境中，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最后他就只好玩火了。 虽然“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但却使他达到了定都北京，并且不离开老窠南下就职的政治目的。 （六） 袁世凯嗾使兵变，本应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可是，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拥戴。帝国主义也积极配合。兵变后，原有的反对定都南京，支持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的声浪更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肆意抨击，形成了这次定都之争中拥袁在北京就职的高潮。 兵变后不久，袁世凯手下的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三军统即于3月4日发布通电说：“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七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蒙蠢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黎付总统政书》卷八，附北京段，姜、冯三军统通电（民元3月3日到）。)”在这同一天，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倘在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民立报》，民元3月4日，“公电”第6页。)”《时报》则发表了《建都问题评议》的社论，反复论证，“建都南不如北”。并质问南京临时政府，是“建立一五族共和的大民国乎，抑将于清廷同尽乎？如不欲与清廷同尽也，则舆论之向背不可不默察。(《时报》，民元3月4日，“社论”。)” 3月5日，《申报》发表《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要求“南中新政府断不可苟徇一、二人之私议邀袁南来，而恝置北地”；切勿再以强袁南来为得计。(《申报》，民元3月5日，第一版。)同时，《时报》以《论建设统一政府为弭乱之上策》为题，发表社论说：“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龃龉。”又说：“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销，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时报》，1912年3月5日，“社论”。)”这完全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要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把一切经过流血牺牲所取得的成果，全部无条件地拱手交给袁世凯。《时报》的这篇社论，是原立宪派人心声的真正流露。事实上，不仅在这场定都之争中如此，在这以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原立宪派人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 3月6日，上海各报以报界公会的名义，致电袁世凯和孙中山说：“国都及临时政府地点应在北方，其理由早经各报暨庄都督详细说明，即旅北商民亦公电赞同，因日久相持人心不定，致肇京津保定之变”，“务恳迅赐协商允妥，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定国都。(《申报》，1912年3月6日，第二版。)”段祺瑞也在这一天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请速宣布建都地点，“迟恐□变。(《申报》，1912年3月6日，第二版。)” 3月7日，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又说：“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江苏议会请设北京临时政府电》《时报》1912年3月7日。)”在这同一天，黎元洪发布万万火急的通电说：“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民立报》，1912年3月7日，“武昌电报”。按：据《黎付总统政书》，卷八，记该电发于3月3日，但《民立报》和其他各报均于3月7日手刊登这份电报。)” 3月5日，《民立报》就北京兵变发表了《再论北方乱事》的社论，提出了收拾局面的三策。它说：“为今计，孙大总统躬亲督师，刻日北上，政府重要各员相与偕行，一周之内，与项城握手宣南，共定大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瞬息之间，国事大定，此上策也。指挥得力，诸将慎选纪律之师，兼程北赴，协力平和，策之次也。若袁以留镇之故，急切不能南来，而南中部署又不可一日无主，事势相缘，暂成分治之局，以待他日统一，此下策也。(《民主报》民元3月5日，“社论”，第2页。)”这篇社论，充分反映了掌握着《民立报》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天真和幼稚。从当时斗争形势来看，他们所提出的这个三策，真可谓异想天开！3月8日，该报为响应黎元洪的那份所谓“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的通电，发表了由血儿署名的《泣告篇》社论说：“黎副总统昨日之电告，有“民亡”、“兵亡”、“国亡”、“种亡”之说，椎心泣血而书，诵读之下，毛发为之悚然，虽木石之人亦将闻而陨涕，我南方诸公，固夙称爱国之杰者，胡于此点未能恍然解悟乎？(《民立报》民元3月8日，“社论二”，第2。)”这就是说，要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赶快领悟黎元洪的意旨，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在上述拥袁定都北京的热潮中，许多省份的都督和军民的一些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兰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亦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难道在革命党中就没有反袁的激进派么？也不是。戴天仇、李怀霜等人及共所掌握的《天铎报》，就是坚决反袁的激进派。但是，戴、李等人，在定都这场争论中，并没出来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政权既已让给袁世凯，大局已坏，再争临时政府的地点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们说“群奸卖国，巨憝窃位，遂使革命大业，功败垂成，徒□断于国都地点南北争持抑已末矣。况放之使北则纵虎负隅，招之来南，则引狼入室；譬之奕者，大局已坏，犹争一劫之短长，非唯不能，且亦无谓。”他们认为，“如今之计，既不能廓清全局，犹可支持偏隅，盖中央政权虽归袁氏掌握，而各省统冶权仍在民军都督手中，莫如迅行结合，密约联盟，上规六国合纵之谋，下师德、美联邦之制”，“苟袁氏挑衅一都督，则同盟各省当群而攻，如此则袁氏虽有操贼之奸智，拿翁之野心，犹将敛抑锋芒，不敢自恣，而共和团体庶可□存。”(《天铎报》民元2月21日，一版。)由于这批人持这种观点，使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袁世凯的揭露方面，所以，他们在《天铎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有的虽涉及到定都的问题，但却没有论证应该定都于南京。他们在革命党人中只是少数，所以在这场定都的争论中，并没有起到对孙、黄的主张的支持作用。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争论中，极为孤立。 在这场斗争中，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受到国内压力，而且也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力。北京兵变后，帝国主义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的同时，又通过它们在中国所办的报纸散布出种种如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消息。如《大陆报》于8月6日刊登出4日发于北京的专电说：“此间外人以为今当急行组织共和政府，深望南京政府允许哀在北京履任，外人又言，袁虽于兵变时未能维持秩序，然卒能恢复秩序，实不过袁一人而已。又谓今后不即组织共和政府，各国便干涉云。”(《天铎报》民元3月8日，第3版。)这些消息的不断出现，自然会增加临时政府的压力，促使它终于不得不放弃要袁到南京就职的要求。英国记者福来萨（David Stewart），3月13日从南京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谈到南京临时政府最后之所以让步的原因时说：“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外国干涉。他们好象并不认能控制住局势，他们也认识到再出一点乱子就会招来外国人，其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此外，他们已经尝到过血腥钱的味道（他们现在发现拚命也难搞到钱），他们也认识到，如果有了一个联合政府，双方团结起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弄到钱。因此他们屈服了。孙逸仙对于他的非常处境表示厌倦，或许起了作用。”(《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应该说，以上这些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兵变使蔡元培等迎袁专使完全上了袁世凯的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并提出根据“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0页。)二项主旨，来与袁世凯作最后的交涉。而这二项主旨，正是要害的所在。孙中山如果同意这两项，就等于完全放弃他在2月13日向参议院辞职时所提出的三项正式解职条件中的二项。由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极为恶劣的形势下，孙中山只好加以同意。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10日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于是，延续近一月之久的定都之争，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七） 袁世凯为什么坚持定都北京，并且当孙中山、黄兴在定都地点问题上已有所后退，仅要他到南京就职时，他仍顽固地加以拒绝？为什么在这场定都之争中，“各都督、各都抚、各军团、各报馆、各政党、各绅商，大多数主张（定都）北京？”(《民立报》民元3月8日。)在革命党人内部为什么许多人不支持孙、黄定都南京的主张？这些从上面对这场争都过程的述论中已不难看出梗概。这里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袁之所以反对迁都，除了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在北方，因而不愿离开他的老窠外，他所说的许多不宜把首都迁离北京的理由，有些并非全无根据。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考虑，不能从义愤袁世凯的反革命野心出发，不予承认。其次，过去我们对袁世凯控制北京的力量，不免有估计过高之处。事实上，袁当时对北京的控制，并非绝对牢固的。在1912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北京就曾出现过严重的不稳情况。莫理循在1月24日的一封信中说：“这里（北京）的形势处于危机状态，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铁良已回到北京，正在策动满人反对袁世凯，看来他会成功而袁世凯不得不离开。实际上，昨天夜里人们作了极大的努力使袁世凯辞职并于今天早晨去天津。专车已在前门火车站等了他几天了。”“这里有一万七千名满族士兵，他们宣称（或不如说亲王们宣称）他们将战斗到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1912年1月30日，莫理循在另一封中又说：“恐怖行动正在蔓延。令人惊讶的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有那样多的中国人设法购置武器。价格为四十五法朗的勃朗宁左轮手枪在北京卖一百两银子一支。我的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三百五十个袁世凯的人员，身着便服，带着勃朗宁左轮手枪，大部分是他自己卖给他们的。今天他卖了他所有的最后十一支枪。”(《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满族中坚决反袁的良弼被革命党人暗杀后，铁良逃往天津，满人的反袁活动有所缓和，但这不等于满族王公已停止在北京的反袁活动，事实上，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这种活动继续存在着。看来，袁世凯的顽固拒绝南下就职，很可能是由于他既害怕他到南京后的安全有问题（张謇曾告诫他如果南下就职必须带领部队），又怕他一旦离开，他的老集会发生问题。袁世凯的顽固拒绝南下就职，既反映了他的反革命的顽固性，又反映了他的外强中千。 一些旧官僚、军阀和原资产阶级立宪派人依属于袁世凯，这是由于他们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急于恢复被革命打乱了的社会秩序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不过，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定都北京的理由，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则并非全无根据。他们所说的“北京关系外交，内政甚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是他们坚持定都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应该说，这还是大体上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要求。至于上海的许多报纸无视孙中山、黄兴所严正指出的“临时政府自应受之于政府所在地，更无移政府而送其接收之理”，坚持反对袁南下就职，甚至把兵变亦归罪于临时政府要求袁南下受任，则完全有出于政治偏见，甚至还与受袁世凯收买有关。1912年3月13日，福来萨从南京寄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说：“袁好象用金钱收买了很多上海报纸和这里参议院的一些议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是煞费苦心准备把首都留在北京。”(《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15、916；844；845；852；196页。)从当时上海出版的许多报纸在报道北京兵变的失实性（与莫理循的记载相比较）来看，它们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当时则正处于急剧分化的时刻。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坚持要袁到南京来就职，是从革命的原则和前途来考虑问题的。革命党人内部许多不支持孙、黄定都主张的人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大体说来，有以下几类情况。一类是蜕化变节分子，如汪兆铭之与袁世凯，孙武之与黎元洪。这类人已完全投靠官僚和军阀。一类是严重的右倾，不过这类人在认识上的错误，又有程度深浅的不同。章太炎在这类人当中，可为认识上错误最为严重的代表。章在这次定都之争中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所发表的一些反孙拥袁的言论，有时较原立宪派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象张謇这样的人物，都认为“太炎过激”(张謇：《三月十日致王饶生电》《张謇未刊信稿》，南通图书馆藏。)《民立报》社中的一些人，则为另一种情况。他们是革命党人中拥袁以实现共和对革命最为有利的最早鼓吹者。他们对袁世凯采取完全信任的态度，急于实现南北统一。他们主张“以国家为前提，破除省界，消泯党见，同心协力，谋一致之进行。”(《民立报》民元4月2日。)他们认为建都北京，有利于尽快实现南北的统一，有利于防止满族王公的复辟，和外来侵略，因此反对孙、黄的定都南京，要袁南下就职的主张。有这种思想的人当时在革命党人是占有相当比例的。这些人在定都问题上，虽不支持孙中山的主张，但一般说来，他们对孙中山还是拥护的。他们拥袁并不反孙，这是他们与原立宪派，人不同的地方。再一类则为以戴天仇、李怀霜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当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些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他们也提不出点真正能够改变局面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他们认为大局已坏，再争临时政治地点问题，已难已改变局面，所以他们在定都问题上，并没有给孙中山有力的支持。由于整个革命派已处于上述的情况，而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大大不利于革命派，这就决定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在这场斗争中不能不陷于极为孤立的地位，而终于失败。 【资料来源：《民国档案》1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