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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勒布与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788年8月28日），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消暑度夏的乾隆皇帝忽然接到了来自两万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区的紧急军情文报。据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奏称：一个名叫巴勒布的小国发兵跨越喜马拉雅山，进攻西藏，藏兵人少力弱，不能抵御。六月下旬，巴勒布已攻占西藏的边境城寨聂拉木、济咙、宗喀。这一不祥的消息传到承德。已在入侵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以后，从当时交通传递的条件而言，已是十分快捷的了。 远方边境的突发事件使七十八岁的乾隆皇帝十分烦闷。这些年正是多事之秋，前年（乾隆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夺取了几乎全岛，清廷投入极大兵力、财力，渡海作战，竭尽全力，半年之前，刚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俘获了林爽文。本年春，一向“恭顺”的安南黎民王朝被阮氏推翻，其国王黎维祁阖家逃来中国，请求清廷出兵援助。黎民王朝和清朝的关系很深，清朝本着“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训条，竟出兵越南，企图复辟黎民政权。乾隆帝说：“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呼吁，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出兵致讨”①。这道决心用武力介入邻国内部事务的谕旨发布了一个月后，即传来了西藏被侵入的消息。再加上这几年连岁灾祲，乾隆五十年旱灾、又闹蝗虫、又闹瘟疫，老百姓啃啮树皮、草根、泥土，死亡累累，饿孚塞途。五十一年大水，黄淮盛涨，洪泽湖漫溢，重要粮仓苏北的里下河被淹；又四川地震山崩、大渡河水溢，漂没田庐无数。五十三年，情况更加严重，入夏以来，长江上大雨连日，洪水暴涨。就在巴勒布入侵西藏消息传来的同时，荆州城尽遭淹没，人民荡析离居，湖北全省被灾三十六县，“死者以数十万计”。后年（乾隆五十五年）是皇帝的八十岁诞辰，清廷已在忙碌地准备寿典，大吉大庆之年将临，却接二连三传来了不吉利的消息，水旱频仍，战乱不息，怎不使老皇帝感到心烦？ 巴勒布是什么国家？何方部落？半个多世纪之前，巴勒布曾入贡清廷，那还是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现在大家都茫然不晓，也不知道因何发生战争，恰好承德有一位从大金川来的文布喇嘛，二十年前经西藏前往佛祖的诞生地朝拜，到过巴勒布。军机大臣和珅找到了文布喇嘛，向他请教。据这位喇嘛说：从后藏札什伦布前往巴勒布“行走月余，回程半月”。他只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观感。据他说：巴勒布城以红色黄色砖块砌城，城内有大庙，信奉剌嘛教，但并非黄教系统，故并不敬礼达赖、班禅。人民穿白衣，用白布缠头或带白布小帽。房屋与内地相仿，盖有楼房，穷人多住草房。出产稻米，民众虽非勇悍，却都会使用鸟枪弓箭，打仗常常得胜。该地本有许多部落，被一位国王用武力统一，自称科（廓）尔喀王，其地比大小金川还要大几倍。巴勒布人在西藏贸易者甚多，等等。 这些信息对清廷来说已经足够了。它急切之间也不可能获得更多、更详细准确的消息。实际上，巴勒布即是西藏以南的尼泊尔，该地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很早以前即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东晋义熙二年（公元406年），中国名僧法显西行求经，曾到过尼泊尔，所著《佛国说》中对当时的尼泊尔有所记载。法显回国后，又和从尼泊尔来的僧人佛驮跋陀罗一起，在建康（南京）道场寺翻译梵文经典。元代，元世祖忽必烈请尼泊尔建筑家阿尼哥在北京建造白塔，至今耸立在阜城门内的白塔寺中。尼泊尔地方虽不大，却由许多小邦并立分治，三个较大的邦，即叶楞（帕坦）、库库木（巴德岗）、阳布（加德满都）三部，曾于雍正时遣使入贡，雍正帝对他们优礼有加，赐缎疋、磁器等，此三部在清初文献中称为“巴勒布”。廓尔喀则为另一小邦，相传为印度拉加普族迁居尼泊尔之支裔，原本弱小，而巴勒布三部彼此不睦，互相争战。廓尔喀部遂乘机兴起，其领袖普里特雅·纳拉扬·沙阿并吞巴勒布，统一尼泊尔，建立科（廓）尔喀王朝。入侵西藏时的国王是普里特雅之孙拉特纳·巴都尔，他即位时只有四岁，一直由他的叔父巴都尔萨野摄政。清廷后来弄清了这段历史，把从前与中国曾有往来，关系友好的叶楞、库库木、阳布三部统称“巴勒布”，而对普里特雅统一后的国家称“廓尔喀”。乾隆五十四年，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结束。驻藏大臣巴忠奏称：“现投诚之科（廓）尔喀者，即系巴勒布地方，其部落在后藏西南一隅，幅员相距三千余里，西南至缅甸界，西北至大西天，又通回疆界，大小部落总共三十处，户口二十二万七百有零。由宗喀至该部落，皆系大山狭路，向来崇信红教。其间惟有从前巴勒布之阳布、库库木、易隆（叶楞）三处番民尊奉黄教。科尔喀原系一小部落，因节次侵战阳布等处地方，势力愈加，随将附近之达纳隆等小部落又共占取二十七处”②，这就是清朝对尼泊尔不同称呼的由来。 二、入侵西藏 廓尔喀为什么入侵西藏？大约有如下原因： 廓尔喀地小人众，力量较强。此时印度已为英国并吞，廓尔喀与印度相邻，颇多来往，能得到英国的精利火器与其它货物，英国呢绒甚至已经由廓尔喀流入西藏。“藏片，即英吉利国多罗呢之粗者。盖廓尔喀与红毛国（即英国）相近，海物往往航海而至，转入西藏，如珍珠珊瑚之属，皆从彼中来”③。而西藏虽是中国地方，但交通不便，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鞭长莫及。中央派驻西藏的绿营兵仅数百人，分驻前后藏“半为驻藏大臣役使，终年不习武备”④，防御力量很差，强弱逼处，易生衅端。西藏与巴勒布，关系本很密切，双方人员跨越喜马拉雅山，贸易往来。西藏需要巴勒布的稻米、铜钱和从英国运来的呢绒毛毡等，而巴勒布则需要西藏所产食盐、牲畜与内地运出的茶叶。在藏贸易的巴勒布商人据说有二千人，双方交流频繁，亦常产生龃龉。巴勒布人埋怨西藏人所售食盐搀土，质量低劣；西藏人无自己的货币，一向使用巴勒布所铸铜钱。廓尔喀改革币制，另铸新钱，声称新钱成色好，兑换银两要升值，西藏人加以抵制，不肯使用新钱。此等贸易纠纷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以下是双方对战争发生原因的陈述。 据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说：“向来藏里与廓尔喀相好，交通贸易，一切买卖，俱用廓尔喀银钱。后来廓尔喀因新铸银钱，比旧钱成色较好，要把新钱一个当两个使用，藏内人不肯依他。又因藏内向来将食盐易换廓尔喀粳米，廓尔喀人以藏内的盐，有搀杂土的，说藏内买卖不公道，所以两下不和的。五十三年廓尔喀王子寄信来与噶布伦讲论银钱的事，另有禀贴与驻藏庆大人、雅大人（按为庆林、雅满泰）。那时两位大人因不认得廓尔喀的字，就没有给他回字。我们写了回信说银钱的事，若一个当两个使用，我们太吃亏，不能依允的。六月间，廓尔喀就来抢占聂拉木、济咙、绒辖、宗喀等处地方”⑤。 据廓尔喀的使者噶登嘛撒海等禀称：“我巴勒布之人远在边外，与唐古忒本是和好，常来西藏营生，彼此交易。近因西藏的人将我们不照先年邻封看待。凡贩来货物，任意加收税项，并以食盐内搀和砂土，与我巴勒布地方多有不便。他们噶厦之人又嫌我们银钱低潮，驳回不用。我们管事头人屡次与西藏寄信讲理，他们都不以为事。我巴勒布边野无知，故此侵犯藏地”⑥。 双方对战争原因的陈述是一致的。廓尔喀自从并吞尼泊尔全境，势力强盛，因积极对外扩张，而西藏地广力弱，遂召祸患。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廓尔喀“国小民众，繁殖甚速，几与全藏人口相埒。其疆域既小，而人口及与相埒，自不得不发愤以冒险图存。国内之民难于自给，亦必别觅出口，以便懋迁有无，西藏为其最好之出口”⑦。 如果仅仅是贸易纠纷，还不至于酿成战争。廓尔喀入侵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觊觎六世班禅圆寂后留下的财富，贪财的欲望引发了这场战争。事情还得从六世班禅进京觐见说起。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七十寿诞，六世班禅请求来京祝寿。乾隆帝对班禅进京极为重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迎接来自西南边陲的贵客，令在承德仿照后藏札什伦布寺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乾降四十四年六月，六世班禅率领堪布及僧职人员从后藏启程，在青海塔尔寺居留五个月，翌年继续行程，乾隆命皇六子永瑢与章嘉活佛前往迎迓同行，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班禅一行抵达承德，备受礼遇。皇帝多次赐宴，新聆讲经，举行须弥福寿的开光典礼及拈香、熬茶。九月初，六世班禅在皇帝回塞之后，来到北京，住在黄寺，受到北京僧众百姓的盛大欢迎。十月班禅得病，乾隆帝新临视疾。班禅所患是天花，不幸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1780年12月27日）圆寂。六世班禅进京加强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乾隆帝赏赐财物极多。又沿途所经蒙古地方，僧众信徒，供奉丰厚。班禅圆寂后，财物落在他哥哥仲巴呼图克图手中，携回后藏。班禅的另一位兄弟沙玛尔巴系红教喇嘛，企图分肥，被仲巴拒绝，沙玛尔巴忿而出走廓尔喀。他与廓尔喀国王、贵族素有交往，得其尊信，极言后藏富庶，拥有大批从北京带回的财物，廓尔喀贵族垂涎三尺，沙玛尔巴又备知西藏虚实，称后藏兵政窳败，不堪一击，唆使廓尔喀统治者派兵入藏。这样，一场掠夺战争遂爆发。据清史稿的记载： “初，第六辈班禅之殁，及京归舍利于藏也，凡朝廷所赐赍，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悉踞为己有，即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其弟沙玛尔巴垂涎不遂，愤唆廓尔喀藉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兴兵扰边”⑧。 这就是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原因。 三、清兵入藏 廓尔喀入侵西藏，使清廷感到意外和震惊。四川提督成德奉命即率绿管兵一千人先行驰援，成德于七月二十二日赴打箭炉，时间已在廓尔喀入侵以后一个月零六天。另外，成都将军鄂辉入觐热河，乾隆帝命他立即返回四川继率三千士兵进藏。 战地遥远，情报迟延与不准确造成很大困难，往往影响军事部署。战事初起，聂拉木、济咙、宗喀在数日之内失陷，驻藏大臣恐慌万状，风风火火地向皇帝奏报的军情极为严重，“此处唐古忒人众，仰赖皇上威福，素无军旅之扰，安居日久。今骤遇此事，噶布伦、戴绷等（指西藏的文武官职）甚无主持，忧形于色。至唐古忒兵并未时加训练，皆系民夫，平日散居村落，各自耕种，其路程又隔一月及二十余日之远。今骤行征调，不惟一时不能齐集，即器械亦多欠缺不完，实属不能得力”⑨。隔了半个月，前线又传来战报，说巴勒布军队在胁噶尔遭到打击，藏兵九百人竟打退了巴勒布军数千人。其实，这类战报大多是前线将领夸大其词，虚报战功。廓尔喀军并未遭到有力的抵抗，他们所以在胁噶尔停留不进，是因为西藏地方当局正在派人谈判议和，而议和之事，竟然隐瞒清王朝，没有请示报告。前线将领利用谈判时的战火暂停，谎报打仗得胜，乾隆帝被这类虚假消息骗过，产生了错觉，以为用当地藏兵即足以抵御外侮，指示驻藏大臣“晓谕唐古忒人众，令其振奋剿杀，迅速蒇事，尚可不用内地之兵。”他一度命令四川停止派兵，甚至考虑把已经出发的成德所率一千先锋部队中途撤回，造成军事部署的混乱。不久这种想法被事实所粉碎，紧接而来的情报是巴勒布兵已增至一万数千人，围攻胁噶尔。藏兵号称一万五千人，但平时在家耕牧营生，二十天内仅调集千余人，“又年久未经战阵，今虽多为调派，恐其中衰老及贸易他处者亦属不少”⑩“廓尔喀贼习于战阵，而我兵久未经历军旅，不谙打仗情形，遇贼率多畏缩，于事恐无裨益”(11)。情况又变得严重起来，驻藏大臣庆林保护着年尚幼小的七世班禅从后藏逃往拉萨，乾隆取消几天前发出的撤兵谕旨，又令四川继续派兵入藏。迟误不实的情报造成了指挥调遣的混乱，当皇帝命令四川停止派兵时，四川正在按照最早的谕旨大批派兵；而当皇帝重新发布派兵谕旨时，四川又在按过时的命令停止发兵。乾隆皇帝对这种混乱状况努力改进，令四川总督加快情报传递，但也无法根本改变这种情况。他说：“日来西藏递到奏折稀少，或因打箭炉口外雪大难行，该处文报向系乌拉递送，加以冰雪阻滞，益难迅速。朕盼望甚切，著传谕李世杰（按：时任四川总督）即设法办理，以速邮传”(12)。另一方面，他只得授权前线的大臣、将军，随机应变，不要拘泥自己的命令，“朕所降谕旨，系就伊等奏到之折，揆度情形，遥为指示，及伊等接奏谕旨时，前后机宜，又或互异。该督等止当按照彼处现在情形，随机妥办，不必稍存拘泥，方为善体朕怀也”(13)。 成德所率先锋部队一千人七月二十二日从成都出发，兼程趱行，经七十六天，于十月初八日到达后藏札什伦布，随即分起赶赴前线。是时，藏中噶布伦与喇嘛在私自议和，且天气已寒冷，廓尔喀军已从胁噶尔撒退，成德的军队却因天雪封山受阻，没有赶到西藏的边境。继进的成都将军鄂辉、总兵张芝元率兵五百，包括成都的驻防满兵和金川的屯练土番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札什伦布，第三批由总兵穆克登阿所率绿营兵一千人则于五十三年年底到达后藏。从四川调遣入藏的清军共二千五百人（初拟派四千人）。另外，乾隆帝特派一名懂得藏语、熟悉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侍郎、侍卫巴忠，前往西藏。巴忠在御前行走，钦命入藏，各项事务，实均由他统筹办理。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鄂辉抵达第哩郎古与成德会师。据他们奏报“胁噶尔至第哩朗古一带，皆属荒山野径，绝少人烟，而第哩朗古以外，雪山更大。先经臣成德多方踩探，觅有小径，可以绕至宗喀一路。臣鄂辉到时，复加查察，巴勒布贼匪本可立即歼除，总以天气严寒，雪山阻隔，遂致稍稽时日，实深焦急。今既觅有小道可通，应照踩定路径，即由宗喀而进，前途虽有雪山，亦当设法进取”(14)。清兵沿着小径，在积雪稍薄之处，绕道越险。他们日益深入喜马拉雅山区，地势越高，雪势越大，越难前进，行走一个月，到达宗喀。此时，西藏当局已派人赴廓尔喀私自议和，且天寒雪深，廓尔喀兵怕遇大雪，困在藏境，不能脱身，均已撤退回国，故清兵未经交锋，即收复宗喀。清兵在此地修碉筑寨，招集逃散藏民，发给牛羊糌粑，以为生计，因雪大难行，停驻一个月，“直至二月下旬，天气稍晴，臣等即督率镇将官兵，由积雪微薄之处，迄逦而进，并派将弁，带领善能登陟之汉土兵丁在前，开挖路径，翻山深入，先将济咙收复，随即乘势直趋聂拉木。该贼番等业经畏窜远飏，当将该处逐一廓清”(15)。至此，西藏全境收复，从内地万里迢迢赶来的军队，因雪大难行，迟迟赶到前线，廓尔喀兵却早已撤退。故未经战斗，即收复了边境村镇，第一次廓尔喀之役遂告结束。 四、粮饷筹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系军事常识。这场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战争离内地遥远，山高水复，天寒雪深，粮食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按规定：台站每兵日给口粮八合三勺，或改发糌粑一斤，出兵三千人，月需口粮七百五十石，如是征调、战争，尚需另加粮食。这些粮食在内地购买，固甚容易，如要运到西藏，就困难重重了。“川省距藏遥远，在羊肠鸟道，雪岭冰山，内地之粮，断难运送。即自打箭炉运至察木多，路隔三千余里，乌拉驮载，需费既繁，若令便人携带，所运无几，积贮之道，仍属无益”(16)。据四川总督李世杰说：每粮一石，内地购买粮价只需银一、二两，但从打箭炉运粮入藏，每石运价高达二十六两八钱。縻费太大，西藏的军情固然紧急，而从内地购粮运藏，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这是面临的最大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在西藏就地筹粮。中央政府要在西藏征购大批粮食，这是破天荒第一回，西藏的官民僧众，俱怀疑虑。名为购买，但粮价能否给发？能否公平？将来会不会赖账？因此就地购粮的阻力很大，西藏噶布伦声称：“本处俱系山地，可种之田甚少”，“外来米粮又少，实不能办理”。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在西藏官员僧人的怂恿下，也主张从内地运粮接济：“查西藏系极远边疆，所有驻防绿营官兵口粮，向例按价折给盐菜银两，办理在案，该处军民俱向唐古忒等买糌粑面食度日。今唐古忒闻科尔喀抢掠之信，商贩日渐稀少，而现调成都兵三千名不日陆续可到，若不于内地备用口粮预筹接济，则兵丁至藏之后，仍行给放钱粮买办，必致掣肘”(17)。乾隆帝虽届耄耋之年，但在某些问题上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拒绝了噶布伦和驻藏大臣的意见，坚持就地采办粮食。既然出兵是为了保护西藏地方，西藏地方政府自应协助解决粮食供应。他首先要求从达赖和班禅的仓库中调拨粮食，若无米面，即用青稞糌粑，兼购牛羊充食。调拨的粮食牲畜，全部给价购买。谕旨中说： “此事朕为达赖剌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藏内人众，特发内地之兵。唐古忒等理应感激，急筹办理兵丁粮饷。乃噶布伦等竟以不能办理为词，庆林、雅满泰又不能恺节晓示，令其感悟，仅与粮饷官员转商交办，伊二人无能极矣。况兵丁并非专需米石，凡麦面牛羊等物，俱可作为口粮。……著庆林、雅满泰即以大义，明切晓示，严催办理”(18)。 在皇帝的严厉催促下，动用达赖剌嘛仓库中青稞麦四千六百石，制成糌粑，可敷三千士兵四个月口粮。又动用班禅仓库中青稞麦二千四百石，已敷军队半年之需，此外，还购得牛一千六百头，羊一万一千五百口。 粮食供应已圆满解决。可是一些官吏总是望风承旨，无事生非。驻藏大臣庆林、雅满泰本来不主张在藏购粮，看到皇帝坚持就地采购，误解皇帝是吝惜军饷，竟劝达赖、班禅捐助。他们称“此项麦面牛羊俱系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预备拨给，并非官买”。乾隆帝极为恼怒，斥责他们“尤属糊涂”“未将给价采买之处，善为晓谕，惟知催令速办，等于纷纷搜刮”(19)，“从前屡降谕旨，交伊等动项采买，断不可稍有抑勒，明白开示，至再至三。今即由达赖剌嘛、班禅额尔德尼商内（按：即仓库）办出，自应一面动支，一面按数给价。乃雅满泰尚称非由官买，是直欲勒取耶？朕特派官兵前往，原系拯救生灵，奠安卫藏，岂可因接济军粮，转使惠爱之心，反成扰累之事”(20)。 粮食供应是进军西藏的最大难题。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协力共济。地方出粮出夫，清朝按价付银，且出价稍高，故粮食供应尚为踊跃，使入藏部队的口粮得到了保证。 五、议和活动 对付廓尔喀入侵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清朝内部，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存在着意见分歧。乾降皇帝并不想耀武极边，攻到廓尔喀的土地，但因其入侵，不得不自卫反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他说：“朕非乐于用兵，不恤士卒，希图多有斩获。但贼既侵犯天朝边界，若不加之惩创，何以安番众而清边围，此朕不得已之苦心”(20)。他的战略方针并不要求深入廓尔喀境内，吞并其地，但须将西藏边境尽行收复，使之不敢再来侵犯，为此必须狠狠打击入侵之敌兵，使它畏威慑伏，定界具结。乾隆帝指示说：“鄂辉等统兵驰赴该处，虽不必犁穴扫庭，尽歼其丑，但不可止将贼众剿散，俾胁噶尔之围一解，即云蒇事。必须将前此被贼抢占之济咙、聂拉木、宗喀等处，全行收复。并勒令该头人出具甘结，明定地界，严立章程，不敢复行越界滋事。惟当趁此兵威，使之畏惧慑服，以期一劳永逸，方为妥善”(22)。乾隆帝认为：只有对来犯之敌痛加打击，才能畏威慑优，消除边境的祸患。否则草率了事清兵一撤，廓尔喀仍有入侵的可能。乾隆御制诗中称：“我往彼逃事如顺，我还彼至咎谁归，莫追穷寇虽古语，应拨余根示国威”(23)。 西藏地方当局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和巴勒布交往已久，知道彼强我弱。自己虽有清朝中央作靠山，但内地离藏太远，清兵势不能在藏久驻，即使清兵大获全胜，廓尔喀退回本国，待清兵一撤，必定再来报复，兵连祸结，何日能休？藏官和贵族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财产、禄位，希望息事宁人，不惜卑词厚币，购买和平。故廓尔喀入侵之初，仲巴呼图克图（时七世班禅年幼，仲巴掌握后藏大权）与红教喇嘛萨迦呼图克图即派人到前线与廓尔喀谈判。领兵首先入藏的提督成德闻知达赖喇继萨迦呼图克图之后，亦已派代表往前线议和，他开始时紧持皇帝的镇慑方针，不以议和为然。他说：“乃萨嘉呼图克图等私行说和。该贼匪竟敢预订日期，令人至聂拉木地方共议，始行退地还人，情词甚为犷悍。在达赖喇嘛素性仁慈，闻知可以完事，或即欲差人前往，而庆林等何亦并未熟思审处，遽行入奏。臣虽至愚，觉所办实属草率”(24)。成德赶到拉萨，和达赖喇嘛商议之后，将派出之代表追回。 等到鄂辉、巴忠等接踵入藏，严酷的环境对前线将领的思想情绪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四川到达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紧急行军已有三个月，官兵们精疲力竭。摆在眼前的是一片冰雪世界，没有可栖身的房屋，缺少御寒的衣装，吃的是不惯食用的糌粑，山高路窄，天寒封冻，寸步难行。不要说扬威绝域，痛打来犯之敌，现在连敌人的踪影也找不到，却困在冰天雪地的喜马拉雅山上，担心交通继绝，粮饷不继。官兵上下都盼望赶快撤兵，既然廓尔喀兵已经回国，边境已恢复安宁；既然大雪封山，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既然廓尔喀有议和索赔的意向。那末皇帝要求以武力安靖边围似乎既无必要，亦无可能。看来议和了事，是为上策。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下旬清兵已收复西藏边境，鄂辉、成德的口气大变，倾向议和，当济仲和萨嘉私派的议和代表从廓尔喀返回，鄂辉、成德在边境军营接见他们，据鄂辉、成德奏报，两位谈判代表从廓尔喀求和“情词甚属真切”，“臣等详加体察，巴勒布因细故兴兵，固属不法，然起衅尚属有因，究其情节，实未敢争夺地方。兹该番等一闻大兵将到，旋即退界奔逃，更有申诉乞降情事。冀同为上方百姓，尚非自外生成之辈”。鄂辉、成德派了正式议和代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及班禅之父巴勒丹登珠布以及清朝的总兵张芝元 、穆克登阿前往廓尔喀议和。清朝官吏眼中，他们不是和小邦平等议和，而是派人“传唤”。而且满有把握地认为“该头目等一闻传唤，自必匍匐来营，输诚归服”(25)。 明明在前线谈判议和，可是清朝的官僚将领们硬说廓尔喀是归顺投降。明明是清朝官僚将领们急思撤兵，回内地，故怂恿和支持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进行谈判，尤其是钦命大臣，主持全局的巴忠更再三催促，不惜代价，要达成协议。西藏的谈判代表是丹津班珠尔，廓尔喀派出的代表是却是从西藏出走、六世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双方议定：廓尔喀撤出西藏的边界，而西藏许给三百个元宝，每个元宝五十两，计共银一万五千两。且不说赔款赎地，有辱国家尊严。这是何等重大事件，巴忠、鄂辉等却装聋作哑，不向皇帝奏报。而且三百个元宝是一次性付给，还是每年均须付三百元宝，谈判中亦未明确议定，而这一漏洞，贻留祸根，成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的口实。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后来这一事件被揭露，谈判代表丹津班珠尔详述其过程： “乾隆五十三年藏内遣喇嘛于典噶布珠赴阳布城外朝礼神塔，廓尔喀顺便寄字讲论银钱，藏内未经应允，贼匪即来侵犯边界。我于十月内由胁噶尔赴定日堵御，十二月回胁噶尔催办各兵乌拉。五十四年正月，班禅额尔德尼之父巴勒丹敦珠布因沙玛尔巴到济咙来讲和，就往宗喀一路迎去，又要我同往。二月内，巴大人派我到宗喀约会巴勒丹敦珠布，就在宗喀住了几日。三月内巴勒丹郭珠布先到济咙，四月初沙玛尔巴来了，我也到济咙去，住在帮杏地方，没有亲见沙玛尔巴。巴勒丹敦珠布说他们定要一千个元宝，我说断断不能。过子几日，去见沙玛尔巴，因廓尔喀贼兵护卫甚多，没有提这些话。后来，沙玛尔巴差他的卓尼尔并伊亲信跟役格里来说，你们不肯应许一千元宝，廓尔喀头人要把你们拿到阳布，面见王子。经沙玛尔巴再三挽回，才写字与王子去了。至五月初十、十一等日，才许定了三百个元宝。十三日，沙玛尔巴写立合仝，给与众人看过，钤用图记。合仝底稿条款全系沙玛尔巴一人定立，逼勒挟制，不能不应。我究以藏内力量，不能永远按年付给，复向沙玛尔巴讲论。他说先把当年交清，再分作三年送交远宝三百个，或可免永远给银的事。沙玛尔巴又与玛木萨野、哈哩哈尔、乌巴迭阿三人另写合仝一张，作为凭据。我只得应允。我因是藏里公事，急思目前完结，不顾后患。达赖喇嘛之叔阿古拉曾带信叫我速和完事，巴大人两次发谕催和甚急，我实在怕得不是，所以才这样办的。现有巴大人谕贴，阿古拉信字为据”(26)。 乾隆皇帝早已风闻西藏地方当局有议和的倾向，他坚决反对这种丧权辱国之举，也反对西藏的任何人未经授权与外国交涉。他说：“若在藏众喇嘛均可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尚复成何事体耶！即和息一事，亦必须倚仗兵威，使贼震怖，方可永远宁谧。如以心存懦怯，辄往议和，转为贼人所轻，安能保其不复滋事？”(27)。乾隆帝担心西藏地方官员、喇嘛畏怯妥协心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派出的大臣、将领们也是同样心理，成为这次糊涂谈判、草草议和的幕后支持者、促成者。 六、战争结束和善后事宜 赔款议和已成定局。第一次廓尔喀之役未经交火，即告结束。问题是如何 向皇帝交待？煌煌上谕，反对议和，谁敢公然违抗？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封建体制下的实际政治运作和表面文章有多末大的差距，明明是赔款议和却说成是威慑受降。好在喜马拉雅山区路途遥远，皇帝深居宫廷，真实情况难以传送进京。议和赎地在西藏尽人皆知，而北京宫廷里并不知晓。为了让皇帝相信议和的正当性，前线将领们隐瞒了谈判真情，并且歪曲了战争的性质和起因。他们只强调边境日常纠纷而闭口不言廓尔喀的掠夺行径，他们说由于西藏增加商税、拒用廓尔喀铜钱以及食盐中搀土，积成嫌怨，廓尔喀商人“苦累不堪”，曾写信向驻藏大臣呈诉，驻藏大臣置之不理，遂兴兵起衅。这样一样，害人的廓尔喀入侵者反倒成了受害者。由于含冤负屈，申诉无门，不得不诉之兵戎，因此，它的入侵行为值得同情，可以原谅，是非颠倒，莫此为甚！玩弄文字游戏的后果，可以扭曲这场战争的性质，私下赎地议和的情节被隐瞒，战争的真实原因被埋没，这就是官僚政治拿手的“瞒天过海”的惯技。 乾隆帝本来的方针是要对入侵者痛加打击，“该将军等务宜乘贼尚未远飏，痛加歼戮，俾知畏惧，将所占聂拉木等地方，全行收复。再遵前旨，立定贸易疆界，并取具巴勒布甘结，以靖边隅”(28)。 但是，前线的情况出于皇帝的意料之外，喜马拉雅山高峻险峭，大雪封冻，部队无法行动，清军停留在边境上劳师糜饷，株守无功，敌军已退往山南，不要说“痛加歼戮”，就是传递一次消息都很困难。延至开春雪化的阴历三月，巴忠派遣“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及戴绷、第巴等往巴勒布传唤头目，但山路险峻，往返三千余里，约须一月方回”(29)。打仗已不可能，亦无必要，乾隆帝的战略方针落了空，不得不同意前线将领撤兵的意见，“万一军粮不济，或兵丁等不耐寒冷，不服水土，致多损伤，转属于事无益。……倘积雪未消，我兵既不能前往，巴勒布头目亦不能前来。鄂辉等不必固执前旨，不敢撤兵。朕反复思之，此时竟以暂行撤回为是”(30)。 皇帝既已批准撤兵，前线的议和从地下转为公开，巴忠、鄂辉派守备严廷良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前往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与其王拉特纳巴都尔、王叔巴都尔萨野会见。据说：廓尔喀国王跪听晓谕，甚为恭敬悦服，声称：“感思畏罪，从此断不敢再行滋事”，并遣二十二名使者，携带贡品十一种，包括：珊瑚、蜜腊、金丝沙缎、千里镜、洋枪、洋刀、香料、药材等前往北京进贡朝觐。这场列名于十全武功之内的巴勒布战役就此结束，战争的发生很突然，战争的结果更离奇。清军万里出征，大张旗鼓，动用了大批军队，跋涉于高山积雪之地，却未曾与敌军接触，没有交火，没有战斗。对于这场草草收场的战争，乾隆皇帝也放心不下，他虽然下达了撤军的谕旨，但未能“惩戒”巴勒布感到不满，责备鄂辉、成德： “该将军等领兵已至济咙，即当乘机鼓勇，深入彼疆，俾伊等慑服，以彰声势，乃计不出此，只坐守以待头目来营为受降之计。看来鄂辉等不惟福份浅溥，亦识量偏小矣！现在兵既撤回，朕亦不好黩武。况今天下幅员广远，即得此巴勒布区区部落，亦复可增毫末。但藏内唐古忒人众，素性懦怯，去岁因巴勒布一至，即望风退遁，以致济咙等处被掠。今鄂辉虽据该头目立誓设盟，永不敢再行犯境，而夷性狡诈，反复无常，考诸史册，于立盟后随即改言起事者，亦复不少，巴勒布之盟，又足深恃耶？总之此次既费我兵力，若不计出万全，使巴勒布永远不敢再至，立定规条。将来大兵一撤，或一二年后，该番等又来侵犯，岂彼时复于内地，纷纷派兵前往征剿呼！鄂辉等与巴勒布头目番众勘定疆界，取具盟书，断不可草草了事！”(31)。 看来乾隆帝的担心并非多余，西藏的边境战争并未真正解决。巴忠等赔款赎地，买来暂时的和平，这笔钱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出，瞒着清朝中央。巴忠等奏定善后事宜十九条。其主要内容为：在后藏札什伦布驻满兵一百五十人；在胁噶尔、拉子等边境地区驻藏兵二百人，加强操练，建仓屯粮，以为防御；驻藏大臣每年亲历后藏巡查；为了纠正藏官们的腐败勒索，今后噶布伦、戴绷以及重要第巴的任命，须由驻藏大臣，督同拣选，商之达赖喇嘛。还有为了安抚巴勒布，酌减边境贸易之税项，保证销售食盐之质量等等。 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硝烟息灭了，但是起衅的缘由被歪曲，双方对战争结局的理解迥然不同。清廷认为：巴勒布畏威乞降，而巴勒布人认为清廷纳银赎地。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一场边境战争就这样糊涂了结，矛盾被掩盖起来，犹如定时炸弹上的雷管并未拆除，到时候仍然会再度爆炸。 注释： ①《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六月。 ②《宫中档》2727箱232包58034号，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巴忠奏。 ③周蔼联：《西藏纪游》，卷二。 ④《巴勒布纪略》卷十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巴忠奏。 ⑤《廓尔喀档》，乾隆五十七年，十、十一月份，《丹津班珠尔供词》。 ⑥《宫中档》2727箱229包57224号，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鄂辉、成德、巴忠奏。 ⑦柏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150页。宫廷璋译。 ⑧《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列传、藩部八。 ⑨《巴勒布纪略》卷一，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庆林、雅满泰奏。 ⑩《巴勒布纪略》卷三，八月二十二日庆林奏。 (11)《巴勒布纪略》卷六，九月十一日，庆林奏。 (12)《巴勒布纪略》卷十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三日，上谕。 (13)《巴勒布纪略》卷五，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上谕。 (14)《巴勒布纪略》卷十六，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二日，鄂辉、成德奏。 (15)《巴勒布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鄂辉、成德奏。 (16)《巴勒布纪略》，卷二十，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十八日，巴忠奏。 (17)《巴勒布纪略》卷二，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初三日，庆林、雅满泰奏。 (18)《巴勒布纪略》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一日，上谕。 (19)《巴勒布纪略》卷九，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四日，上谕。 (20)《巴勒布纪略》卷十二，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谕。 (21)《巴勒布纪略》卷十，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十日，上谕。 (22)《巴勒布纪略》卷六，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上谕。 (23)《巴勒布纪略》卷首。 (24)《巴勒布纪略》卷十一，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成德奏。 (25)《巴勒布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初七日，鄂辉、成德奏。 (26)《廓尔喀纪略》卷三十八，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福康安、海兰察奏。 (27)《巴勒布纪略》卷十，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初六日，上谕。 (28)《巴勒布纪略》卷十三，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 (29)《巴勒布纪略》卷十九，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巴忠奏。 (30)《巴勒布纪略》卷十八，乾隆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上谕。 (31)《巴勒布纪略》卷二十一，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上谕。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4年第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