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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一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个运动中，不少革命党人，为了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革命情操，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仍然是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孙中山曾经回忆说：“我们从前去革命，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并且还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我们从前有那样的大危险，还能够去革命，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由于我们富于牺牲的精神。”（《孙中山选集》，下卷，465页）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蔑视一切困难和危险，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奉献给了革命的伟大人物。他穷毕生之力，“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同上书，上卷，104页）。 当时有许多革命者，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乐于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吴玉章：《辛亥革命》）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陶成章，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主要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联络会党，他腰束麻绳，足穿芒鞋，风尘仆仆地往返各地。他曾四次途经杭州，与他的家乡会稽只一江之隔，但都过门而不入。一次将近除夕，有人劝他回家度岁，他说：“情字难却，一见父母妻子，即不能出矣！”又说：“既已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见《篁溪文存》）对于所谓的“功名富贵”，许多人更是视若浮云。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时期，有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曾是留日学生。清政府为了拉拢知识分子，在废除科举后，曾规定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进行考试，合格者给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从中挑选一些人直接授予官职。做官还是革命？事实表明，不少人宁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作专制统治的叛逆，也不肯为了个人的荣华而去当反动政府的帮凶和奴才。所以陈天华在《警世钟》里说：“留学生若是贪图利益，明明翰林进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断头的事，没有这样蠢了。”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牺牲的李德山，临刑前曾厉声指斥政府的监斩官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见《武昌革命真史》）徐锡麟为着掩护革命活动，通过各种关系谋得了安徽省警察会办的官职。他并不因贪恋权位而稍变革命初衷，毅然组织安庆起义。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那一天早晨，他召集巡警学校的学生演讲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见《浙案纪略》）后来事败被捕，徐锡麟惨遭杀害。就义前，他神态自若，对人说：“功名富贵，非所乐意，今日得此，死亦无憾。”（见《革命先烈传记》） 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悲壮牺牲的女革命家秋瑾，生前曾写信给友人，说：“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同上书）后来，她果然实践了自己的约言。当时，许多革命党人，以接受艰巨任务为光荣，以亲临险地为夙愿，一种慷慨蓬勃的朝气，弥漫于革命队伍之间。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曾讲到，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刘道一、宁调元、杨卓霖等，就是闻讯后自动从日本返国，奔赴武装斗争的第一线，最后壮烈地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的。 黄花岗起义时，活动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吴、楚、闽、粤、滇、桂、洛、蜀、越、皖、赣十一省之才士乐赴国难，无所图利者，相继来集。”（见《赵伯先事略》）战斗打响前，大家争着参加“选锋队”（敢死队），“其一种为主义而革命之热烈，实不知利害死生为何事也。”例如，朱执信本来有别的任务，起义爆发时刚刚赶到，他不顾旁人的劝阻，立即裁去长衫的下半截，参加了进攻督署的战斗，虽然“胸腿受伤，血透衣外”，仍然奋勇争先。林觉民在起义前，就给他妻子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命书。在和别人的谈话中，他预计到此举“身必死”，但深信“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起义失败后，他不幸被执。面对着敌人的刑讯，他“侃侃而谈，综论世界大势，各国情事”，并要纸笔写了一篇坚贞不屈的自供状，“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复忍书者。”“又在堂上演说，至时局悲处，捶胸顿足。”（见《武昌革命真史》）最后从容就义。 象林觉民这样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刑讯下，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有一批这样的英雄。这里，我们只能举几个例。1900年惠州起义中被捕的兴中会会员史坚如，年才21岁，清朝官吏先是诱以“甘言美词，相待极优礼，欲以言□得情实，因罗织成大狱”，但他毫不为所动。于是，反动派露出了凶恶面目，“以威力相胁怵”。史坚如“备受刑杖，惨酷无人理，始终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见《史坚知事略》）政府一无所获，最后把这位年青的革命家杀害了。1906年6月，萍浏醴起义前夕，清政府抓获了湖南革命党人禹之谟。官吏反复审讯，之谟“慷慨辩论，问官辞屈”。于是“更酷刑十余日以取供”，刑罚有跪铁链，压杠子，荆条鞭背，用大椒末熏口鼻，用香火灼肉，用绳吊大手指及大脚指悬于空中，等等，残酷野蛮。惨无人道。禹之谟被刑后，昏死多次，始终不屈。最后被绞杀在湖南靖州东门外。“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词，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见《禹之谟就义记》）1908年领导安庆马炮营起义的同盟会会员熊成基，事败后亡走日本。次年，他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押解途中，他向围观的群众陈辞说：“诸君珍重，我死犹生，吾愿以一腔热血，灌自由之花。”“今生已矣，我愿继我而起者，大有人也。”（见《熊成基谋杀载洵始末记》）当反动当局审问他组织安庆起义的情况时，他昂然说：“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响也。”“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总之，我心坚定，百折不回。”（见《熊成基供词》）临刑时，他还高声宣布革命宗旨，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列宁直截了当地认为：“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见《第二国际的破产》）我们所以要对他们抱至深的敬意，我想，除了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值得称道的业绩，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外，他们那种崇高的可贵的献身精神，也应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吧！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1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