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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经强调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可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１）］革命发展迅速，当然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但革命党人社会动员的成功，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是制造舆论，而“排满”则是革命鼓吹的主旋律。本文以“排满”宣传为个案，探讨辛亥时期社会动员之得失，或可提供若干有益的历史经验。 一 社会的任何变革都需要有驱动的和依靠的力量。在近代中国，最早呼唤“变力”的也许是龚自珍。“九州风气恃风雷”岂不正是对于“变力”的憧憬，而《尊隐》篇中反复指陈的“山中之民”则是“变力”的象征，尽管它是那样的模糊而又充满浪漫色采。对“变力”追求得更为迫切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康有为，正是他明确地指出“变力”一词。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讲得很清楚：“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２）］ 康有为寻求的“变力”主要是来自政府，特别是寄希望于皇帝的英武与决断，以及臣民为“上意”所感召而作出的回应，因此他只能策划体制内的改革，其最大成就无非是短命的“百日维新”。与此相对照的是太平军，他们来自民间并且依靠平民。他们的社会动员，主要是依靠发布檄文、颁布“官书”和更为频繁而又普及的“讲道理”（类似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乃至动员报告）。应该承认，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十几年，并非完全凭藉军队的威力，其社会动员也有相当的成效。不过他们动员的语言与方式，有些是效仿西方传教士，有些则是承袭旧式的教门与会党，而思想内容仍然未能突破农业宗法社会的束缚。 如果说，洪秀全是利用传统的“天命”观念，并给以某些基督教的包装；那么，辛亥革命则是以近代欧美的民族、民权理念为指导，与既往皇权主义的改朝换代划清界限。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当时的革命先行者已经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并且确认自己的责任是：“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３）］他们既不必像改良派那样假借皇上的名义诏谕天下，也无须像太平军那样代替上帝传言万民，而是作为全民代表进行更为广泛而又深入的社会动员。 辛亥革命有新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与方式，那就是通过报刊以制造舆论。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种期刊，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８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共４册）收有２１０种。［（４）］现截取其中１９１１年１２月以前出版的１５７种加以分类：如果就地区而言，则海外出版者（主要为日本、香港）有５３种（占３４％），上海出版者６０种（占３８％），国内其他城市出版者４４种（占２８％）。而在国内出版的１０４种之中，上海又要占一半以上（约５８％）。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初年，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中心。因为，上海不仅出版报刊的种类、数量最多，而且所谓外地出版者也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声息相通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居多数。就是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要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枢纽。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还在国内其他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点，国内其他城市出版的若干报刊，也在上海设有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主要是南方）为数不少的城镇，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 当年的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利用这一网络，除东京外首先就是借重上海。他们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上海为什么能够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回答也很明确：“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言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５）］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 过去，我们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却相对地忽视了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实际上，２０世纪初年的上海，书局林立，报刊纷出，进步知识界空前活跃。据我粗略考察，１９０２年秋季由陈黻宸和杭州养正书塾几个学运领袖创办的《新世界学报》，１９０３年春间改版后的《苏报》，以及《苏报》被封后继起的《国民日日报》等等，其思想水平和实际影响都不下于海外出版的一些进步报刊，而且其群众基础还要更为广泛。孙中山早在民国初年即已为我们勾画出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勃兴态势，他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６）］ 二 １９０３年是革命舆论的辉煌岁月，所以时人为之高呼：“癸卯年万岁”！ 也正是在１９０３年秋季，《游学译编》第１０期发表了《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此文与《新湖南》的思路相同，作者以“中等社会”自居，并且把对于“下等社会”的宣传教育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知识而注入之以新知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而为了要教育“下等社会”，“中等社会”又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我教育，其工作又分为四个方面：“一曰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曰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曰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曰鼓舞进取之风尚。”作者认为，必须要有“统一之主义”才可以把各个团体联合起来，而书报的功能即为“会通一团体之情意”。［（７）］ 因此，革命的先行者在２０世纪初年，首先考虑的就是寻找能够形成大多数人共识的“统一之主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１９０３年春季创刊的《江苏》早发表有署名文章《政体进化论》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缶者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于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８）］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先行者们的共识，这是由于广大人民不仅憎恶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奴役，而且也憎恶业已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府。民族主义的觉醒，正好把这两种憎恶汇合成为巨大的反叛洪流，因而正适合于革命党人宣传动员的需要。 民族主义有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理性层面主要用于动员知识水平较高的中等社会，其作法大抵是把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结合起来，《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宪派激烈论战的大块文章，一般可以列入此类。但下层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革命者只能利用其感性层面加以鼓动，所谓“注入”云云大体上都是这种办法。 当然，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也不能截然分开，没有感情渗入的理论著作往往流于枯燥的说教，没有理论指导的纯粹感情煽动则又容易流入盲动。因此，革命党人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联结起来的交接点，而这就是“排满”战斗目标之何以提出。在这方面，孙中山是名符其实的先行者，因为他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曾以会党作为主要的联络对象，并对美洲各地华侨中的洪门会馆进行深入考察。他注意到处于政府高压下的秘密会党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宣传鼓动方法，即“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９）］。历史表明，尽管孙中山在１９００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转向于侧重联系学生与新军，但在宣传鼓动方面仍然借重会党经验。多年以后，胡汉民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１０）］ 在“排满”宣传方面，革命党人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面仅举其要加以介绍： 第一，塑造黄帝形象。 为了加强汉族内部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极力把古老传说中的黄帝描绘成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１９０３年夏天，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１１）］他明言这是效仿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醒汉族的民族觉醒。不承认任何非汉族对中国的统治；同时又可以使君主年号流于空文，促进人民的政治觉醒。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３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天才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流传极广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并且刊登了轩昂庄重的黄帝像。１９０５年宋教仁又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国粹学报》也连载黄节撰写的《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念之说”。当时在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有关黄帝纪元的讨论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第二，寻求汉族族源。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列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要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族源界限。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１２）］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区分，紧接着，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便作了详尽的论证。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Pan-Babylon）学派的影响。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出于西亚，甚至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Chaldea，今译迦勒底）称为“宗国”。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又用所谓“对音”的方法把神农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宫（Sargon I），把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库杜尔·尼科黄特（Kudur Nakhunte）。黄帝（即尼科黄特）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１３）］ 有关始祖与族源的宣传尽管牵强附会但却颇有成效，当时的革命诗文撰写者一般都以黄帝子孙自居，而且往往采取类似《革命军》的笔调，在开篇或结尾一定要“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缅怀先民，展望未来，立志开创２０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 第三，集中斗争目标。 在２０世纪初年，中国人民本来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清王朝，一是帝国主义列强，而后者是更为凶恶和危险的敌人。不少革命党人对此应是洞若观火，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以及对辛丑以后列强对华政策变化的估量，他们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更切近的敌人——清王朝。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对此曾有透彻的说明：“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列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昔巴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痛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翦一长蛇，岂以为病？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１４）］为了避免“清人、白人协以谋我”，所以才对白人“姑示宽容”。这是太炎代表革命军发言，决非自作主张。 为了集中打击“清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舆论工作。 首先是宣传中国早已亡于“清人”。他们摒弃了固有的强调文化认同的“华夷之辨”，转而专注于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正如前文所已陈述，他们在轻率地论定汉族源于西方的同时，又武断地否认满族是中国人。如说满洲未建国前是中国的“羁縻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而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云云。［（１５）］满族既非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所以章太炎在１９０２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自序署明“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讲得最为坦率，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最为露骨。他说：“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此直捷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据法理，以隔靴搔痒之言矫诬其说也。”［（１６）］其实，持“亡国论”者实为革命党人之主流。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而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因此，为了证明清必须亡，即令是不择手段、背离学理的煽动依然属于“造反有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多费笔墨“矫诬”“亡国论”之偏失，那就未免太学究气，可能就属于当年革命党人讥笑的“隔靴搔痒之言”。 为了论证必须“亡清”，除“剖明族源”外，还必须详尽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在这方面革命报刊作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以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火力最为集中，影响也极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洲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江苏革命书》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因而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并结合沪宁铁路实例呼吁：“其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河南讨满洲檄》则痛心于本省路矿权利丧失殆尽，悲怆宣言：“呜乎！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如是等等，不必缕叙。 当然，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毕竟不同于义和团的“排外”煽动，这不仅由于前者含有较多的理性诉求，而且还由于它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６年即已明确宣告：革命党人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１７）］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洲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平民。“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须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１８）］正因为如此，“排满”宣传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民众的认同，辛亥革命才不致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或民族绝灭。 不过平心而论，在革命迅速高涨时期，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此理对于革命实践者可谓不言自明。为了发动革命，他们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１９）］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尽管他们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情绪煽动的手段在短期效果上往往胜过理性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子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一点，反对革命派的杨度看得最清楚。他在１９０７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２０）］ 所以，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国以后，胡汉民把“排满”宣传的功效，认定为“根本之成功”。而与此成为谐趣对照的是，当年与“革命排满”论者“死战”的梁启超，居然也厚着脸皮回国自我表功：“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日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频战争，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能如是，则报纸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尊，托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族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２１）］ 如果把“黑血革命”理解为“排满”宣传，则梁氏之言不为无据。 三 “排满”宣传的历史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国一经建立，孙中山在１９１２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２２）］此后，他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也不断说过一些类似的话，如“五大民族，一体无猜”，“五族一家”，“如兄如弟”，“汉、满、蒙、回、藏合为一体”等等，就连公开后的同盟会政纲也把“实行种族同化”列为第二条。这些主张与革命前立宪派提出的“满汉融合”和“大民族”理念似乎相同，然而在指导思想和运作层面又有区别。因为立宪派倡导的，是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以满族为主导来融合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而革命派主张的，则是在推翻清朝并建立共和国的前提下，以汉族为主导来融合满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革命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过去的“革命排满”是正确的，现在的“五族合一”同样是正确的。 但“排满”宣传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 同盟会纲领标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一经与“驱除鞑虏”联结便产生了问题。宁调元的《仇满横议》对此有所发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有之中国，亦非异族所能代理之中国也。”［（２３）］作者所说的“异族”实指满族，而满族又被认定为非中国人。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比同于印度、埃及：“世界上有戴异族为皇帝者，印度而外，埃及是也。其种族至今日为何如乎？”另一革命宣传家说得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土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据吾之主权也。”并且据此断言：“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２４）］处于统治地位时，把少数民族贬为蛮夷；处于被统治地位时，则把少数民族统治者斥之为“外人”。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心态。 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和历届政府虽然宣布“五族共和”，但对大汉族主义和“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未能给以应有的清理。即使开明如孙中山，他所主张的“国族论”，即家族→宗族→国族整合模式，不仅带有浓厚宗法色采，而且有意无意回避了理应相互平等对待的民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所倡言的把国内诸民族融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无非是把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夷夏之辨”的传统阴影。尽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观早已成为大多数内海外中国人的共识，但“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迹于神州大地。且不说既往民族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的种种失误，即以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涉及晚清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论著而言，也或隐或现地流露出形形色色大汉族主义偏执观念。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虽然有见于此并作多方面的努力，但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年深日久，也很难说是已经完全肃清其影响。甚至在当前有关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宣传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时也隐隐约约出现其踪迹。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动员涉及的问题甚多，本文无意作全面的论析，只是有感于近年来人们颇多热衷于民族主义的宣传而又未能注意抉剔其陈旧的糟粕。我经常强调，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即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衍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协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更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其道理正在于此。 注释： （１）（２２）《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１９８２，第１、２页。 （２）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１９８１，第２２６页。 （３）《新湖南》，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１９７８，第６１５页。 （４）《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１９８２—１９８６，说明。 （５）（１６）唐文权编：《雷铁崖集》，武汉，１９８６，第２７７、６页。 （６）《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北京，１９８１，第２００页。 （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４０９页。 （８）同上书，第一卷下册，第５４５页。 （９）（１７）《孙中山选集》第１９５、８２页。 （１０）《胡汉民先生自传》影印本，台北，１９７８，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１１）无畏（刘师培）：《黄帝纪年论》，《国民日日报汇编》。 （１２）《邹容文集》，重庆，１９８３，第６２—６４页。 （１３）朱维铮等编译：《章太炎选集》，上海，１９８１，第２０７—２６３页。 （１４）《民报》第２２号。 （１５）参见精卫《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民报》第１２号。 （１８）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２１期。 （１９）（２３）《宁调元集》，第４５３、４５２页。 （２０）《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１９８３，第３９８—３９９页。 （２１）《饮冰室合集》第１１册，上海，１９４７，第１页。 （２４）《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雷铁崖集》，第５—６页。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