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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和失败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是我国史学界公认的定论。但不能因此推论：辛亥革命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失败的。我认为辛亥革命至少有一个方面是彻底的、成功的，就是推翻了中国历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对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帝制的丰功伟绩，史学界历来估价不算高。原因是：作为反帝反封的革命，它是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这是大前提。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和去掉一条辫子，这是小前提。大前提没有解决，只解决了小前提，好象无关大局。况，赶跑了高踞全国臣民之上的大皇帝，却换来了一大批割剧一方的中、小皇帝一一军阀、土豪、恶霸，好象得失相当，甚至得不偿失。当然，辛亥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它的成就比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相差甚远。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在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缺陷的基础上前进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继承旧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批判方面，过去言之甚多，而继承方面，则言之甚少。其实，在没有皇帝统治的条件下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要比有皇帝方便得多。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阀割据，确给各地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它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妥协、溶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处死国王，并一度成立共和国，但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后，变为君主立宪，终于又恢复了君主。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号称典型，但开始时并非实行共和制而是君主立宪制。直到1792年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才宣布成立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后多次出现帝制（或国王）复辟，计有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1815年，拿破仑一世专政）、波旁王朝（1814—1830年）、七月王朝（1830—1848年）、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路易·波拿巴专政）。说来奇怪，法国最后一个皇帝路易·波拿巴是靠普鲁士军队推翻而不是靠法国人自己打倒的。客观上是普法战争宣告了法国君主制的告终。从进攻巴士底狱至普法战争的82年中，法兰西有过两次共和国：第一共和国（1972—1804）享寿12年，第二共和国（1848年—1852）享寿4年。两次共和国总共才只不过历时16年，而实行君生制的时间累计却长达66年之多。欧洲许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都保留过较长时间的君主制，有的甚至保留至今，其他类似情况，多得不胜枚举。虽说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不应以是否保留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为主要标准，但君主制毕竟是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赘疣，这种封建残余终究或多或少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旧时代的消极影响。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却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使中国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于天壤，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象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在此论范围，故不涉及。)。在世界历史上，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的，英、法两国可以为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力量严重不足，故虽经许多艰难曲折，还是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对此，史学军早有共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完成得比较好的英、法，一个（英）没有完成彻底消灭君主制的任务，另一个（法）要经过三起三落，费时82年才彻底消灭君主制。相比之下，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却是首年起义，次年推翻帝制，其后并迅速平息了两次复辟活动，从此再无人敢问津帝制(1934年3月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属敌伪政权，不是国内的帝制复辟问题，当作别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这个大奇迹，能认真注意到的学者，能有几何？ 中国没有皇帝已经81年了，比起前此二千多年的有皇帝的历史，自然是非常短暂的。经过这81年，中国人习惯了没有皇帝君临其上的生活，对皇帝已经淡忘。皇帝，成了人们发思古之幽情时的谈资和戏剧、电影、电视里的角色，离现实生活确是遥乎远矣！可皇帝主宰一切还是81年前的事，“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刘少奇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的历史作用，于此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帝制时代极长、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一场短暂（充其量不过是从1894至1911年）而又失败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笔者也曾表示怀疑。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一同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就清楚了。诚然，在经“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提倡“民主与科学”之前，真正懂得“民主”的中国人有如凤毛麟角；“五四”之后，“民主”的意识还不算普及。但是，如果把“君主”作为“民主”的对应物，则可以看到“君”灭“民”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股潮流直泻千里，倒没有什么大的迂回曲折。这不能不算是辛亥革命的奇功异绩！ 要认清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能比较容易地彻底铲除封建帝制？ 笔者不避谫陋，试作如下回答： 一、中国的帝位向来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中国虽曾有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皇统并非“万世一系”，而是更替甚多。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有清一代，改朝换代，自立称帝达百数十起之多。称皇帝者，自谓“奉天承运”，但实际上是以武力或阴谋夺取大统。“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才是改朝换代的普遍法则。以亲贵、权臣、悍将篡位夺权者，史不绝书；而出身微贱，起自草泽，摇身变而为帝者，亦不乏其例；各族群雄纷争，据地称皇者，更大有其人。由此看来，中国帝皇的神圣性，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封，历代觊觎帝位者早已心中有数。所以项羽、刘邦“彼可取而代之”(《史记·项羽本纪》。)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的想法，也就是历代群雄的想法。 由此可见，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是在变动，争夺、更替中绵延的。它在中国人的心中，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争相取代的。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也。只是由于没有出现过新的历史契机（民主政体生存的条件），一所以只能以一个皇朝代替另一个皇朝，找不到另外的出路。即使是辛亥革命前的农民起义也是如此。 二、中国的君主专制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与欧洲的君主专制大相径庭。 中国的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物。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以来，中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得以巩固和发展。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是对以往的分封制和采邑制的否定。因而自秦以来，地主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它反过来又巩固了历代的专制君主的统治。虽然由于自然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使破坏统一的因素仍然存在，在中国出现过多次分裂的局面，但从二千余年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中央集权制是主流，在一般情况下，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主宰着国家的一切。君主专制是与封建社会的发展同步的。 在欧洲，情况则大不一样。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封建领主所有制居于统治地位，各级封建领主都拥有相当的权力，对国王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当时的欧洲各国，王权受到了各级封建领主的制约，不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只能实行地方分权的早期君主制和等级君主制。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在国家范围内出现了统一的市场以后，各国才从等级君主制向君主专制过渡。集权的君主专制得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化的贵族们的支持，才得以日益巩固和发展。君主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产物。专制的国王和资产阶级曾经有过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曾促进过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和向国外拓展(参见许丽娟：《明清时期中国与英法专制政权的差异及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作用》，《学术研究》1984年第二期。)。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都是在君主的支持下进行的。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期，君主专制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于是资产阶级革命便发生了。革命的结果是，有的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有的把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政体。有的国家，即便是推翻了帝制。还是要经过多次的、数十年的反复。西方君主制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后来的发展（君主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步，所以它对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适应能力。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便是典型例子。拿破仑帝国不是封建帝国，而是资本帝国。拿破仑向欧洲的武力扩张，正反映了法国大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意愿。西欧的许多国家的君主制所以能生存至今，就是因为它能不断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改变其生存方式。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君主制大力地维护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扼杀着不利于这个基础的因素。它把“重农抑商”作为中国长期的根本国策，严重地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之不能向资本主义转化。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不能发育成长，实为这种二千年不变的国策所累。中国历代君主在本质上均与资本主义无缘。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受到了清皇朝的峻拒（后来的屈服是迫不得已的），而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多方扼杀。外国资本对清皇朝是不满意的，它希望另觅一个更为合适的走狗，所以它坐视清朝被推翻。清皇朝与代表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存在共存的可能。尽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的封建帝制已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尽管中国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狭窄，但由于皇权主义已经丧失了生命力，所以中国还是选择了“建立民国”一途。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正好是皇权主义已死，民主主义方生的青黄不接时代的产物。“皇权倾而地分”一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运而生，人民再遭涂炭。但是，帝制的永远死亡，终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三、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君主专制观念的潜在对立物 在历代典籍中，“民”固然是卑下的、没有地位的被统治者，是“君”的从属者。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被高度重视，甚至其重要性有时被强调到凌驾于君主之上。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即为“民本”所由来。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说的都是“民”的极端重要性。被历代皇朝尊为“亚圣”的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孟子·尽心上》)更是脍炙人口。凡饱读经书的士人，无人不晓。孟子另一更为激烈的说法：“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也是人所共知的，只要成了独夫民贼，就是当了皇帝也是该杀的。历朝广泛采用、屡加修订的启蒙教科书《千字文》中，赫然有“吊民伐罪，周发商汤”(《训蒙千字文》。)之句，把孟子的这种观点，普及到各城乡学塾中去了。古代的儒者，言必称“三皇五帝”，尤爱言必称尧、舜，以称颂他们禅让之德。禅让之世，不是以天下为私、而是以天下为公。所以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工部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句。老杜的最高理想是要把皇帝变成尧、舜。这恐怕不是他一人的想法。至于孔子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更是历来被奉为圭臬名言。虽不免流为空论，但谁也不敢表示反对，就连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帝王们，也不敢说孔子这番话是错了。可见在君主专制时代，这些民本主义思想，还是可以公开、合法流传的，因为它是经典之言，圣贤之言。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平时看来无足轻重，但到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新兴的争帝位者，就可以“为民请命”、“吊民伐罪”、“顺天应人”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没有产生民主主义的客观条件，所以，民本主义虽然不时发挥出其重大影响，但终究只能成为亲新兴的王者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有到近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在外来的影响下，才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基本上是舶来品的民主主义，一经与中国固有的民本主义相结合，便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人们把“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的古老的民本主义思想中的“革命”二字，来形容这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于是，“革命”被赋予了更为丰富而新颖的内涵，成为近百年来社会运动的主流。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与近代的民主主义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颇为成功的。“Revolution”变成了有中国典籍可据的“革命”，简直是天衣无缝，一点也没有移植的痕迹，由于崭新的民主主义有了古老的民本主义做基础，所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旦废除，便再也没有复辟的希望。袁世凯“帝制自为”时，连一向热衷于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要大声疾呼反对。因为他认为“经一度共和之后，君主‘尊严’和‘神圣’如断者之不可复续”，“譬诸若雕土木偶，名之曰神，■诸闳殿，修诸华龛，群相礼拜，灵应如响，忽有狂生撼而践踏之，投诸溷牏，经旬无状，虽复鼻取以重入殿龛，而其灵则已渺矣”(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由此可见，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威力是巨大的。 四、清皇朝以满族人主中国，广大汉人恒以■越视之，取代为必然之势。 同盟会的纲领，首先要“驱除鞑虏”，正是继承了明亡以来，广大汉人的反满观念，在辛亥革命前是很得人心的，存在于民间的会党，向倡“反清复明”，但明亡已二百余年，皇统断绝，无可复续。太平天国要“奉天讨胡”，“诛灭清妖”、另建“天朝”，但失败了。义和团曾一度要“扫清来洋”，但反为清、“洋”合力所灭。维新派要搞“满汉不分，君民合治”，从侧面而不是从正面将了满族最高统治者一军，后来也失败了。这说明有清一代，汉族各阶层人士对满族君临天下，压近他族大都是持反对或保留态度的。清皇朝历来不得人心。 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历史证明，“鞑虏”果然一推就倒，“中华”果然一举“恢复”。接着要做的事便是“建立民国”。而不是“建立帝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农民革命的最大不同处。辛亥期间，农民并没有起来搞大规模的自发的运动。也就没有称王者，因为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记忆犹新。又正当义和团运动新败之后，元气未复，封建迷信的号召力已大大削弱。君主立宪派在1905至1907年与革命派的大辩论中，已一败涂地，无力再举。环顾国内，当时执社会运动牛耳者，唯有革命一派，所以“建立民国”势在必行。这是清朝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所造成的历史机遇，并不是仅靠人力强而为之。 革命派的力量虽然很软弱，但设计中国政体的，当时“舍我其谁”！何况，历史的机遇造成的合力是强大的，清朝自1840年经受内外的多次打击，已摇摇欲倒，革命派所做的只是最后的一推。同时，也是对中国封建帝制最后的一推，因为这时，实在没有人敢于出来称帝了。 五、清朝自身屡生君权危机，最后弄得皇位“不绝如缕”。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世祖顺治福临，六岁即位，由多尔衮摄政达七年之久，帝位形同虚设。第二个皇帝圣祖康熙玄烨，八岁即位，经鳌拜擅政八年才亲政，最初也是个无权的皇帝。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胤禛，是经过与其亲兄弟们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才夺得帝位的，在此之前，帝位谁属还是个谜。第五个皇帝仁宗嘉庆颙琰是在太上皇高宗乾隆弘历的主政下当了三年无权的儿皇帝后才亲政的。第七个皇帝文宗咸丰奕宁，在位时内受太平天国的冲击，外受英法联军的驱赶，以至于死于热河。不得寿终正寝，第八个皇帝穆宗同治载淳，六岁登基，第九个皇帝清德宗光绪载湉，五岁登基，两者都是慈禧太后卵翼下的傀儡皇帝，有名无实，实际上是太后专政而不是皇帝专政。第十代皇帝宣统傅仪登基时竟未满三岁，同光两朝，都因为缺乏子嗣而让近支宗亲的乳臭未干的小儿入继大统，皇帝尊严扫地以尽。由此说明，清朝实际上是同、光、宣三代没有皇帝亲政，皇帝变得可有可无了。十代清朝皇帝中的八个，其君权不是受到严重的挑战，就是虚有其名，而且每下愈况，到最后三代竟分别以六、五、三岁的幼儿充数，真是可笑亦复可怜！清皇朝的不景气正是出于它自身之中，如果没有革命，也许还可以苟延残喘，一遇革命，朝廷内的孤儿寡母便慌了手脚，六神无主了。历来是皇帝说了算的君主专制政体，一旦皇帝不能作主，又没有其他人出来控制局面，这个皇朝就只有灭亡。事实证明，清末的君权，是封建统治中最薄弱的一环，它内外交困，后嗣乏人，大权旁落，众叛亲离。灭亡这个皇朝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不是另外一个皇朝，所以自然而然，两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便同时宣告灭亡相比之下，封建军阀、地主豪绅、神权、族权和封建礼教的力量，却比君权强大得多，所以皇帝虽然倒了，他们还是不倒，并且使辛亥革命陷于失败。辛亥革命不是败于封建君主专制，而是败于封建主义的联合势力，当然还有帝国主义势力。 六、孙中山的让位，作出了“天下为公”的表率，使妄图复辟者不见容于国人。 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多为当世人士和后世史家所非议，认为是一种妥协的表现。诚然这是一种妥协，但未必是完全错误的妥协。错就错在所让非人，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孙中山不是算命先生，他不能预知袁日后要开到“帝制自为”。假若孙中山当时不肯让袁，就未必会在全国实现共和，民国的历史也许有不同的写法。所以说，孙氏的让位之举，促成了民国的底定，清朝和中国帝制的终结，有其正确的一面，此外，最为人所忽视的是孙氏让位在道义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人历来尊崇尧、舜禅让之风，然而尧舜的历史离现实太远，自禹传位于其子启后，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便成为一家一姓所专有，“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历代皇朝，概莫能外。孙中山是尧、舜四千年后的第一人，至为难得。他用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的誓言：“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页。)这是中国有阶级社会以来所仅见的高尚行为。他向中国人民宣示；总统不同于皇帝，这个位置不是私有的。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即可离。中国第一位民选国家领袖，给全国人民和天下后世，树立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崇高的榜样。这就给人们以一个极其难忘的印象：民主共和好，专制独裁不好。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也曾公开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但旋踵即背誓食言，闹出了“洪宪帝制”的丑剧，为全国人民甚至为其部下所不齿。八十三天便草草收场，身败名裂。孙袁比较，反差非常强烈，世人自会识别。袁氏之败，虽有多种原因，但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实为人心所不容。这可以看作是孙中山道义上的胜利，袁世凯道义上的失败。 孙中山的“禅让”，为在中国永远杜绝帝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七、优待清室，是使封建帝制“安乐死”的好办法。 任何反动的旧事物都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帝制也是这样。但中国封建帝制的垂死挣扎，比诸其他国家并不剧烈，没有出现大反复。其原因除上述各点外，尚有对清皇朝的后事处理得较温和这一点。 以优待清室换取清帝退位，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妥协，此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早已为世人所诟病。但是，好象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把清皇朝灭亡时的垂死挣扎减弱到最低限度，最后让它“安乐死”。这无疑避免了发生最后的激烈斗争所造成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涂炭。清皇朝既“自动”宣告退位，其臣属们就没有继续抗争的理由。民国让清皇室人员照旧住在皇宫，“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退位的皇帝，许其“尊号仍存不废”，每年且拨给四百万两的费用，使皇室可以在紫禁城内过优俗的生活，这对于懦弱无能的“孤儿寡妇”和皇族亲贵来说，也许是安度余生的最佳选择。既可保全性命，又可安享富贵，何乐而不为。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安乐死”，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从此“寿终正寝”。从一举结束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这个意义上看，“优待清室”条件是合算的和廉价的。当然，“不优待”更节省，但不可能办到。 八、军阀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复活。 袁世凯是靠小站练兵起家的。正因为他拥兵自重，才可以在武昌起义之后挟天子以对付革命党，又挟革命党以威迫天子，自己从中渔利。他率领的军队不啻是他私人的资本，唯他之命是听，他的部属将领，也各拥部分兵力以自重。军队效忠于私人，而不是效忠于朝廷。一旦清皇朝既倒，袁氏的军队便成了百分之百的私人军队，而将领们的势力更从此坐大。袁氏搞复辟，招致西南军阀树起“护国”的义旗，大加声讨；袁氏手下的将领也不甘心变成完全听命于袁皇帝的臣子，为保全各自的本钱计和将来的前途计，也消极抵制袁氏复辟帝制，所以袁氏称帝，得不到冯国璋、段棋瑞两员大将的支持。处于内外交窘之中的“洪宪帝制”，不得不败。袁氏失败之后，反过来又使各方军阀势力更加膨胀，，他们喜欢“群龙无首”的局面，借保存有名无实的“民国”，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 袁氏一死，形势对军阀割据有利，于是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崛起于北方，滇系、桂系军阀崛起于西南，加上革命派的力量，成了鼎足而三之势。在此情况下，不诸大势、不知时变的张勋，却拥溥仪再搞一次帝制复辟的丑剧，真无异是不知“夏葛冬裘”(此乃康有为的口头禅，用以讥讽不知时变的守旧派。但他积极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正好自我“不幸而言中”。)，所以仅闹了十二天便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誓师”讨逆，打进北京，“再造民国”的“功臣”却是臭名昭著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他之所以反复辟，并非出于爱护民国，而是要趁机重新夺取中央政权。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民初的两次反帝制复辟的成功，首次部分得力于西南军阀，二次部分得力于北洋军阀，不正好说明连军阀势力也不容许帝制再现于民国吗？军阀割据是坏事，反对帝制复辟是好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哪怕时间很短暂，也是值得欢迎的，君主专制不利于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抵制了君主专制复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九、民元以后，旧式的农民战争已搞不起来，农民的王权主义从此绝迹。 民国的建立，只是一块空招牌，反帝反封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由于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生自发的农民运动还是可能的。但是，民国以后，并没有再现朱元璋、洪秀全式的农民战争和皇权主义。相反，以民主主义为其特色的农民运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感召下开始兴起。最有代表性的便是1912年—1914年的白朗起义。 白朗起义一反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常态，不称王称霸，而称“公民讨贼军”，白朗则自称“大都督”，提出了“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之政府”的口号，旗帜鲜明地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大公报》1914年4月24日。)。农民军队以“公民”命名是中国史上第一遭。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复辟帝制，也是中国历史上自发的农民战争所仅见的。这说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农民，有了新的觉悟。白朗起义军是中国农民率先觉悟的代表。它宣告了以“替天行道”，建立新王朝为目的的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终结，预示着有众多的中国农民参加的中国民主革命高潮行将到来。虽然，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在农村发生剧变，以致中国农村中还有许多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死角，还有许多阿Q式的人物，但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不是鲁迅笔下的“末庄”式的农村和阿Q式的农民，而是白朗及其起义队伍。这支有众万余、转战豫、鄂、皖、陕、甘数省的义军，牵动了袁世凯的二十余万兵力，震动中外。它不啻是民主主义的农民宣传队，宣告中国农民开始与封建的王权主义决裂，王权主义在中国开始丧失其群众基础。从此以后，没有哪一支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打出过什么王的旗号。这无疑极大地有利于中国一劳永逸地消灭封建帝制。从这个意义上看，白朗起义是值得大加讴歌的。总而言之。中国二千余年封建帝制的结束，绝非偶然，也非侥幸，完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我们能否知其所以然而已。如上所陈，不敢谓笔者已知其所以然，仅作初探而已。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