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统一化进程的推进与受挫 福建事变后，中央对西南不仅占得地势之优，“蒋粤之间失去缓冲，同时粤方亦无异失却看门人”，“故今后蒋粤之间之直接周旋，日趋实现”[1]；更收获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民众心理的支持。但这一支持仅表现在消极层面上，即“厌乱与图存”。[2]正如胡适先生在《大公报》著文所称，“多数有心人虽然常常感觉许多事实不能满意，他们总不免有一个同样的感想：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 ”[3] 此种国民心理对今后中国政治的影响，正如当时舆论指明，“今后中国之改造，无论如何，须以统一的国家行之，凡以分裂与割据为前提之方法政策，皆与国家民族利益有碍。且不止有碍也，在此外患煎迫之下，分裂内战，实自促其亡，任何理论，并无实现之机会。全国多数人，对此种必然之形势，知之俱深，感之俱切，故第一即恶分裂，反内战。虽有良好理论，亦无暇倾听，况理论之不必好，更空言之不必行。是以凡军队造乱及利用军队希图以武力达其所谓政治上之目的者，必先受舆论消极的反对，而此舆论之力，无形中反映于各方面，故凡此类分裂割据之事，势必寡助，多数军队，亦必不赞同。”[4] 西南方面在应对福建事变上，虽既责闽又罪宁，以示其“革命立场”“光明正大”，[5]然因其曾事先有联闽嫌疑，又以党人身份攻击中央，名不正则言不顺也。诚如当时舆论所谴责： “……粤桂政策系就粤桂而言粤桂，他省如何牺牲，非其所问，亦非其所愿，闽省势力应该打倒，共党势力应该打倒，中央势力更应该打倒，却不必用粤桂势力去打倒，使其各个自倒，然后西南现当局之势力自然独存，自然扩大。故就西南政委会所发表之政策言，表面上可以说反闽反共反中央，无一不反；事实上却并未脱离中央，也未积极剿共，更说不到认真反闽。一切的一切，最好是挤得中央知难而退，西南政委会当局便自然而然的升为中央当局，如意的算盘，一一如意而来。至于宣言中原理原则的政策如何实行？剿共如何？反闽又如何？如何不准军阀干涉政治？如何准许言论自由？如何准许人民参政？这都是将来问题，在粤桂就未必有法实行，粤桂现在的军阀，即未必尽听政委会几位文人之指挥，发宣言拍通电的人，自身饱有经历，又何尝不知道，好在人民不会算账更无力要账，且等将来再说，现在政策最要紧的，就是如何能揖让中央政权，而不费粤桂丝毫之力量。西南当局之应付时局，诚巧矣哉。虽然，天下人亦岂尽为愚者，吾人敢断言西南当局若不觉悟，改取一种坚决明白之政策，减少同情之人，亦决无成功之理。纵使占得小小便宜，甚或因小便宜而取得大便宜，政权如愿获得，亦不过与现在中央异地而处，中国之局面，绝不是在如此政治家之手，所可望其能一为收拾者。”[6] 政治家的成败，往往决于能否抓住民众心理，迎上前去，至于机先。以此相衡，此时的宁方实已占得先机。福建事变后，王子壮敏锐观察到：“自福建叛变迅速解决以来，全国舆论颇有欣欣向荣之势，盖皆鉴于外侮之来国势之危，非有统一之巩固中央，实难应付未来世界之大难，故全国舆论颇有趋向中央集权之主张，主张民族复兴之杂志已发生不少，如真能全国上下一致，趋于此的，未常非转善之机也。”[7]宁方四中全会的宣言对国民心理潜在的民族意识有准确的把握，称福建叛变，“未匝月而溃”，尤足证明“妄冀为自残自裂之图者，一与蓬勃炽烈之民族意识相接触，未有不披靡覆灭者也”。[8]而胡汉民在闽变后的反思，则完全无视民众心理，仍将其革命形势的低迷，归因于“同志间革命意志与革命行动之未能一致”，因此号召其所谓同志“南北双方当互相推动，而不当相互观望”，“故无论上海华北之同志，对于我人已定计划，均应同时推动，人人以革命之责自负，而不徒仰赖于人”。[9] 福建事变后，宁方利用“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2月1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名发表通电，说明中央今后的工作方针。针对福建事变平定之后，外间颇有揣测政府或将对内继续用兵者[10]，中央一方重申要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之弊，“决非专恃政治军事权力之强制”，必须于经济文化种种建设中求之；同时强调树立“均权制”的必要，“均权制乃能应于必要而确实树立，真正之统一，亦必当于此求之”。[11] 汪蒋宣言只是标明均权制的原则，其具体实施办法则是从改革省制入手。改革省制之说，久为社会人士所重视，惟事关行政上大改造，且牵动范围太广，故提而未议，议而未决，决而未行者，非只一次。蒋曾于第二次内政会议列举省长制的流弊。三中全会亦有主张改用省长制的提案。1933年10月12日，蒋电询豫、鄂、陕等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征求改省长制的意见。[12]四中全会时，宁方提出改省长制案交中政会斟酌执行。中央改革省制固然是为了加强省政，其根本用意则是欲进行革命性变革，“省为中央直接管辖之行政区域，省长受中央政府之指挥，执行省内之中央行政事务，监督地方自治，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使民国二十年来省与中央对峙之观念，为之一变，而地方二字，乃成县市所专有”。[13] 胡汉民毕竟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浸润数十年，对中央的一举一动可谓洞若观火。蒋汪通电初发，胡便紧随刊发“均权制度”一文，首将“均权制”冠名权收归自己，并借此为西南两机关“正名”。“自我在民国二十年十一月，把这个主张，联同孙、陈、李、伍诸委员提出后，即经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通过。现在西南的党政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便是根据这一案而成立的。我至今希望这一案的主张，能充分实现，使这种组织，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以贯彻总理实行均权制度的遗教。”胡文接着提出了“实行均权制度的纲领”，强调实行均权制的前提要注意“自治”和“党”两点，“实行均权制度，必须努力地方自治”，“完全依于总理的遗教，要做到以党御政，以政治军的地步”。如果做不到这两点，“军阀集权的结果，军阀本身，必逐渐成为土崩之局，而国内各地方，也必趋于鱼烂之势”。[14] 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于，争斗的双方决不止于表面上的公开“文斗”，背后更有一番纵横捭阖的策略运用。蒋此时对西南方面的策略变化不定：有时主张拉一派，打一派，“联桂制粤”，或联湘制粤；有时主张调和汪精卫与胡汉民的矛盾，举胡为总统[15]。 政略和策略大体准备就绪后，中央化政策进入实施阶段。2月27日，五省东路剿匪军总司令蒋鼎文衔蒋介石之命抵粤。蒋介石之所以任命蒋鼎文为“首发”大员，一是欲借蒋氏军人身份，离间西南内部元老与实力派的关系。二是分拆粤、桂。福建事变期间，粤桂因对闽意见分歧，关系颇为微妙。[16]李宗仁自闽变后离粤，始终未归。宁方利用此机，一面大造桂系亲近中央的舆论[17]，以期收“联桂制粤”之效；一面又派蒋鼎文抵粤，以期造成联粤制桂之事实。其三，多少有利用蒋为驻闽东路剿匪军总司令的身份来威胁粤方的意味。 蒋鼎文与粤方具体交涉情形，受资料所限不得而知，但可透过西南方面的反应与应对反观其内容及影响。蒋鼎文一行对西南时局震荡最大的，当为西南两机关的存废与军分会的设立之说。当时社会流传说法认为，中央将在西南设军分会，而以取消政务会及执行部为前提。[18]西南方面的反应，据《北平晨报》发自“广州的特约通讯”称，“惟所得消息，则言人人殊”。在接近实力派方面者，则对两机关之存废，似认为不成若何问题，一若大计早已内定，当局者成竹在胸，无往不利者。在接近元老方面，则力言两机关断无遽行裁撤之理，抑且南京国府亦无命令裁撤之权，盖谓西南两机关之设立，系四全代表会议决，主理西南党政事宜，目前无论任何名义，均不能将其取消也。[19] 两机关存废问题消息的两歧，是由西南内部的矛盾纷争所致。吴铁城接获来自香港方面的密报称：“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已在急转中。李、白电伯南，主张在剿匪期间暂维原状。胡意：如撤两机关，须恢复广州政分会，否则彻底反对。伯南现拟先登响应汪、蒋真电，看元老态度如何再决。”[20]《北平晨报》发自“广东的特约通讯”称：“自闽变解决后，粤省实力派即表示拥护中央，并拟进行裁撤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以示诚意。元老派及一般政客，为维护其本身利益计，亦密谋应付实力派之办法。故迩来粤省实力派及元老派双方之斗争，已至剑拔弩张之时，实已无可否认。”[21] 西南元老派为了保存安身立命之地，一面“利用李、白以威胁粤陈”[22]；一面积极发动倒汪政潮，借机反攻中央。西南方面首先派邹敏初赴京，故意晤蒋不会汪，以造成蒋汪二人之间的猜疑。蒋对西南分化企图有所预防，与邹会晤后，立即将详情托孔祥熙面报汪。得知邹到京后即赴沪，未与汪会晤的消息后，更立即电汪解释。此后，蒋还专为此事致电叶楚伧，阐明主旨与立场，“吾人政治基础须值于道义与主义之中，彼腐劣者思欲挑拨中伤愚弄人，事岂可能，吾人主旨简言之：一、汪蒋必同进退，二、劝胡与汪合作。至弟个人无所谓也，请以此意做去，当不误乎。”[23] “挑拨中伤”之计未见成效，西南元老便公开以西南执行部监察委员名义弹劾汪精卫。王子壮据叶楚伧提供的消息，对西南劾汪一事的经过记载颇详：“某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所谓元老派者忽提出一拟就声讨汪蒋之电报，大致分三段，第一段历述蒋治军之无状，第二段则叙汪于政治之无能，第三段，则综论致讨者也。此案提出，主席陈济棠默无一言，其势甚僵。于是由陈系现任广东财政厅长之区芳浦氏发言，略谓：现福建江西均在中央军之手，万一因此中央压迫广东，本省财政实无法负责云，于是诸人乘势将第一段讨蒋之一节删去发出，但其结论则依然如故也。”据王的观察，西南元老之所以劾汪是因为，“溯自闽变敉平，粤桂两方军人以力不足以敌中央，于是竭力设法接近，故最近有取消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之主张，元老派所最反对者，于是愤而有劾汪之举，其目的亦实在蒋，以对蒋既有武人相阻挠，乃先打汪，如汪果去，亦即所以倒蒋也。此西南元老派发动之真意”。[24] 王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邹鲁在劾汪案送交后不久，致电胡汉民称：“事虽对容甫（汪精卫），实意仍在沛公（蒋介石），一如尊旨”，并称“我当以门神（蒋介石）等能去容甫，故送去而达到我辈手段，即不能去容甫，亦须送去以张我正义”。[25]西南方面的劾汪案，因蒋的反对而被打消，未能达到去汪的目的，但成功制造了倒汪的空气。王子壮日记记称，“于此时期京沪之谣言纷起，莫不以为汪将去职，而将继以某人等语，其根源盖以有此案故。”[26] 对西南两机关的存废，陈济棠虽对元老们的情面有所顾及，但其初衷是欲“以元老威胁中央，以中央反激元老，戏弄两方，居间取利”。陈立夫的这一观察被蒋介石称为“一语破的”。[27]据当时舆论报道，陈济棠对于西南两机关，“因月糜巨款，毫无表现”，曾考虑借中央之手，予以裁撤。[28]《北平晨报》报道称，西南执行部，月需经费5万余元，虽一部分由征收党员月捐支发，但不敷之数仍巨。至西南政务委员会经（常）临（时）两费月需10余万元，另有其他所谓特别宣传费，亦月占4万7千余元。两机关合计，每月不下20万元，若将之裁撤，则粤省可减去一笔偌大负担。[29] 从整顿内部角度看，陈视西南两机关为赘疣，但从应对中央军事统一来考虑，西南两机关则为维持其半独立地位的重要保障。陈这一意图的完整表述是在一年以后。当时粤方正通过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中央交涉。陈济棠对龙云的代表缪云台称：“此种机关（西南两机关），其作用在代表中央，可以沟通中央与地方之意见。有此组织，则地方之政权、财权、军权，均取得一种保障，而不致被中央直接削夺。”[30]中央所提军事统一条件中，最令陈济棠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海空军改隶中央。当时媒体报道称，“粤当局对此，亦考虑再三，结果表示可以接纳，但仍要求稍缓时日，俾得从容办理”。[31]事后，李宗仁代表黄建平对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平共后，决不容许西南势力之存在，即以陈济棠言，如何能将辛苦经营之飞机三百架轻以举送中央。”[32] 既欲借中央削弱西南两机关，又欲借重西南两机关应对中央，陈的处境正如当时媒体所观察，“已苦心焦虑，神态颇为不安，以如此形势，既不欲持之太坚，又不欲让之太骤。加以连日省市两银行纸币之低跌，不特影响人心，抑且有碍税源，尤非急谋安定不可”，陈济棠之意“以两粤对时局态度，亟当一致，无论如何，欲得李宗仁来粤一商”。[33] 吴铁城来自香港的方面的消息亦称：“伯南对军事统一中央，先谋与桂一致，不敢单独实行。”[34] 元老派欲利用“利用李、白以威胁粤陈”，陈济棠欲“先谋与桂一致”，桂方的态度成为左右西南局面的关键。3月27日，经陈济棠迭电敦请，李宗仁始于离粤半年后，姗姗返还。陈、李会晤的情形，据吴铁城来自香港密报称：“现陈、李密定对中央表面拥护，对政客相当敷衍，团结粤桂实力，固守地盘，在各问题未妥定前，南路剿共军暂守原防不动。”[35] 李宗仁抵粤后，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再度甚嚣尘上，相关消息岐意迭现。不过这次消息的两歧并非出自西南内部，而是西南与中央之间。来自西南方面的消息称，西南两机关为四全大会议决设立，惟五全大会始有权讨论存废，宁粤间始终未交换关于两机关存废之意见，外传种种或为“反动分子造谣”或为“蓝党烟幕”。[36]元老派中坚份子邹鲁发表谈话称，西南两机关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由四全大会决议组设者，无论何人不能任意裁撤，港报所载，全属无聊谣言。[37]来自南京方面的消息则称，粤桂对撤销两机关意见完全一致，已拟有通电，俟与胡汉民、邹鲁等疏通后，即发表。[38]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称：“西南两机关裁撤问题，陈济棠、李宗仁甚表赞同，以求统一中央党政系统”。[39]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两机关存废声中，不时传来陈济棠削减西南两机关经费和向中央请求协款的消息。[40]蒋对陈济棠“戏弄两方，居间取利”的行为虽极端反感，但仍不断劝诫自己，对两粤仍主“取和平容忍及合作互助之方针”。[41] 陈李会晤后，纷扰经月的西南两机关存废问题终于宣告解决。4月12日，李宗仁在港公开宣称，撤销西南两机关事，无所闻。中央亦无在粤设军分会之意，对于此两事，中央并无明令颁到，亦无来电征询意见。[42] 西南大局落定后，在西南引起较大争议的改革省制问题也随之尘埃落定。4月24日，西南政务会第117次会议，议决通过“审查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案意见书”。该意见书以“省长制不能集思广益，且以民财两司范围较狭，建教等厅可以对外发表命令为不当”，认为现行省制流弊，系省府局部组织问题，无全部改革必要。[43]这样，中央欲借改革省制之机，推进政治统一的计划也消弭于无形。 西南两机关问题暂告解决后，西南元老派为彻底转变被动态势，开始借“通车通邮”问题，向中央发起主动的舆论攻势。4月14日，西南方面发表“寒电”，痛诘宁府通日卖国，要求中央明示对外方针。据《香港中兴报》报道，“寒电义正辞严，西南历次通电，无此劲爽”，“是西南对应付时局态度已日见明决，预料大局开展，当不在远也”。[44]此后，邹鲁在西南纪念周中，痛陈南京政府对日本对华声明干涉中国与友邦合作“置诸不理”之罪过，最后结论称：“当此国家存亡间不容缓之际，西南如不作严厉之表示，则政府不配为国民党忠实党员，人民更不配为革命策源地之种子，且此种严厉之表示，必须于最短期内行之”。当时舆论报道称，邹鲁演讲时，“顿足握拳而道，辞色凌厉，为向来所未见”。[45]为了让中央感到切实的压力，西南舆论不忘强调“武装同志”对“此次之对时局问题，极为活跃，不似日前之沉默也”，“最近广州方面各军事机关之倒蒋空气，异常浓厚，盖亦因南京当局之屈辱外交所激成也”。[46] 舆论攻势的另一方面是大肆渲染中央阴谋破坏西南的计划。西南媒体报道称，蒋拟调其嫡系刘峙主湘，任湘鄂绥靖使，希图袭湘侵桂。[47]在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相互戒备，互不信任的情形下，这类捕风捉影的谣言颇有运作空间。蒋本有“联湘制粤”的打算，在行动上不免有所动作。而在当时形势下，湘省易主问题关乎粤省的生死存亡。正如《香港工商日报》的“广州专讯”所分析，“现在蒋直接间接势力下而与粤桂毗连者为福建、江西、湖南三省。就在情势，福建方面，蒋氏已屯重兵，现虽未有犯粤行动，但确有此意，则难为讳。至江西方面，因有共匪横亘其中，蒋纵欲取道于赣以谋粤桂，实有此路不通之感。若湖南，则现在总揽该省军政者为何健。何健实力薄弱，且内部意志不一，最易分化，而此省复界于粤桂之间，得之则两省同时大受威胁，其有意于企图西南，实非占有闽赣两省可比”，因此，“蒋若果调何健为两湖绥靖主任，而改任其嫡系之刘峙提重兵入湘主政者”，则其“实行侵犯两广之阴谋，自属显而易见”。[48] 除发动舆论“软攻势”外，胡汉民、邹鲁等在港会商，对时局决定“硬干”。据吴铁城来自香港的密报称，“胡、邹在港会商，对时局决硬干。俟萧来，即定办法”。[49]5月13日，元老派骨干萧佛成自暹返港后，西南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吴铁城接获的密报称：“萧昨提出扩组案，政会改委员长制，迎胡担任，并请沪委同意者全体加入。次为两机关增加经费及西南各省军事联合。陈、李未附议，留侯考虑。西南对时局第三次宣言由胡起草完竣，根据寒、感两电，再为详明”。[50] 5月中旬，湘省党部四全代会决议请中央明令撤销西南两机关，和中央与日本密订华北新协定之消息的传播开后，西南局势急转直下。各地驻粤代表47人，电请西南两机关实行抗日剿共及推倒军阀统治，并将南京一切卖国勾当宣布于世界，予以否认。同时，各地县党部电请西南反蒋的通电充斥报端。[51]一时两粤谣言纷起，风鹤频传。[52] 为平息两粤风潮，中央一面通过在京粤籍要人汪、孙等，致电陈济棠，查问外间传说之真相，并附带说明中央今后对内对外之政策及计划；一面派员南下解释疏通。蒋派遣的南下大员先后有蒋伯诚、薛岳、黄绍竑与何健四人。其中尤以何健赴粤最为人所瞩目。6月22日，《天津大公报》曾以“何健赴粤”为题，刊发专文社论，指出何健“此次冒暑南行，又出中央委托，使命重要，不问可知”，“意者何氏此行，与整个的统一问题有关乎，此国人一致之希望也，愿两粤负责当局，其深念之！” 蒋派何健赴粤，既有解释误会，更有挟粤就范的意味，实为向粤宣明湖南已站在中央一方。福建事变前，何曾与西南走得很近，甚至亲抵广州，筹商粤、桂、闽、湘四省联合反蒋。1933年6月28日，萧佛成致电胡汉民称：“昨晚爵（陈济棠）召集其所属会议，讨论史姑娘（何健）所提出之条件。关于军事及政治问题，皆依史意，至于三省之国防由粤方担任一节，爵大不为然，但其掌柜区某君（区芳浦）则力劝爵答应，谓我若使史姑娘失望，她必专走门（蒋介石）一路，为害甚多。不若慨允之，以安其心”。[53]如今，何已择善而从，以蒋之使者的身份抵粤解释误会。在粤看来，误会非但未能消解，相反却更加深化。6月30日，《香港中兴报》发表社论，诋责何健谓：“湘何初受知于唐孟潇（生智），继得李、白提挈，方有今日之地位，彼苟忠于党国，则当唐李白诸人一再讨伐独裁之际，兴兵响应，则独裁势力，或早已削平。顾何氏以实力厚薄为从违，数年来虽无扶同为恶之过失，然以身居中委及湘省主席之地位，不能为国锄奸，转以蒋氏工具自居，未免令人失望！” 这次为外人所瞩目的会谈，实际收获并不显著。其一，粤方答应“第一步以维持现状肃清共匪为目的”。6月10日，蒋伯诚致电杨永泰称：“连日与伯南兄晤谈，据谓对元老不即不离，以彼等年逾六七十岁，行将去世，如与难堪，反与大局不利。…总之第一步以维持现状肃清共匪为目的。至谈廿年事，固对不起钧座，但当时实为陈真如所酿成，言之痛心。至最近种种挑拨游说一概不理云云。职觉伯南兄态度极为诚恳，应付颇具苦心”。[54]“维持现状”具体所指，据当时舆论报道为，“双方先行戮力肃清共匪，共匪肃清后，始再谈党政合作问题，求得一最适当之方法，提出本年十一月召开之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西南维持现状，中央亦断不作武力南图之举”。西南内部元老派对“维持现状”一说，并不赞成。据当时舆论报道，“此种主张，西南方面，当时尚有少数未甚同情，盖恐为蒋介石缓兵计，或合力肃清共匪后，蒋则可长驱南下也”，“但后来经各军事当局反复商议，并与各中委政委再三慎重考虑目前国内外之环境后，卒之一致决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未举行以前，西南局面维持现状，与中央戮力肃清共匪，同时向中央先行表示西南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张，请先示中央对此主张意见节略，一方面并作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采纳西南，甚或制裁西南时之准备”。[55] 会晤的第二项收获是，“西南两机关不再对国际发通电”。1934年6月27日，蒋伯诚电蒋介石称：“此间连日晤商关于剿匪各项，俱已商妥，惟芸樵（何健）提说西南两机关不再对国际发通电事，尚在磋商中，芸樵拟艳日由港来沪。”[56]何健返京后，发表谈话称：“本人曾以私人意见，述及西南向国外发表宣言之类，有损中央威信，诸将领深明大义，允负责向在粤诸中委劝告，以后不再向国际有所表示”。[57] 当蒋得知粤方之绥辑，业已绝望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恨，在日记中记下，“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矣”。[58]此后，蒋把“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之也”。[59]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蒋逐渐冷静下来，重新策定“粤桂方针”，谓“急者缓之，擒者纵之，示之以威，感之以德，动之以诚，待内部整顿妥适，而彼仍不感悟，再加讨伐，则水到渠成，或易为力乎。又曰，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60]可见，蒋武力平粤初衷未改，只是在策略上有所变化。此后，蒋对西南实力派态度变冷，开始转与元老派交涉。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最终得以召开，便是蒋这一策略转变的结果。其与实力派的矛盾最终还是依靠武力解决。“六一事变” 后，蒋才真正将两广收归中央。 中央旨在推进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维持现状，西南半独立状态依旧。从表面看，西南是似乎是赢家。其实不然，西南只是在维持自身权力的意义上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在民众心目中，其早已“名实两亡”，“所存者，形骸而已”，“凭藉形骸以自重，乃宿昔政客之伎俩，其方法则时代落伍，于国民则司空见惯，进无与于实际政权之消长，退无俾于凡百建设之开展，故及时撤除，乃为必然之结果；而无谓之依恋徘徊，徒与时间争短长，宜为实际政家所不敢也”。[61] 西南素以抗日号召全国，而西南两机关又标明为抗日主张之策动工具，自视“中国之存亡与否，完全视乎西南之能否坚持抵抗”。[62]然当其借对日问题向中央发难时，非但未能获得国人的同情，却为民意所谴责，“他们如果因外交而反对中央，岂不使敌人又多得一诋毁我国缺乏组织的口实，岂不使政府的权力更薄弱？”，“我们希望西南领袖因爱护国家，而爱护统一，有了完全的统一而后，西南各领袖的外交主张必更有贯彻的可能。像今日动不动便藉外交以攻击中央的办法是绝难得国人的同情的”。[63] 余语 福建事变前后，受西南内部因素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运动的推动，西南和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交涉之初，西南因握有解决事变之关键，在“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上均不肯迁就丝毫，交涉结果所获甚微。福建事变后，中央凭借“地利”、“人和”之机，开始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结果却为割据依旧。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西南与中央关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为西南“中央”与南京中央间，即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元老派与以蒋汪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之间。二者在“制的问题”上之争论实为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继续。“人的问题”上的矛盾核心为汪精卫的去留。西南虽由坚持“蒋汪下野”，转为单独“劾汪”。然蒋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因需汪在政治上替他分谤，因此二人“相需甚殷，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事实上已达互相谅解之程度”。[64]在此形势下，蒋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手下的反汪派别运动排汪，借以试探胡的态度，但绝不会轻易打破汪蒋合作的政治格局。“人的问题”，因汪的偶然遇刺，方告解决。 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另一关键矛盾为“中央”与“地方”之争，其实质为割据问题，是中国政治自古便有的“痼疾”。解决逻辑则为“成王败寇”，你死我活。这一基本逻辑并不排除胜者的一方会将败者一方的领袖以个人身份吸纳过来，也不排除在通向最后决一死战的途中会有某些策略性妥协和暂时的合作，以及局部的胜利或失败，或一段相持不下的僵局。[65] 然因日本入侵，外力因素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传统逻辑提供转变的契机。由于“独立的民意力量”的出现[66]，当时的社会产生一种希望矛盾的双方能够通过建立制度性结构来理性解决冲突的社会心理期望。正如当时舆论所宣明， “国民党所有领袖俱已握过政权，经过试验。各派之间既无多少优劣可言，则政府人选之更动殆皆不能以改造政治视之。四中全会如真有改造政治之意，则应先侧重于制度之改造，而不必虚耗精力于人的问题，对于胡氏应如是，对于其他领袖之进退固亦应如是”。[67]胡适也曾在与孙科交谈时指出，“几个老一辈的领袖不能合作，难道几个后起的少年领袖就无法出头撇开他们，另打开一个新局面吗？你谈的都是汪蒋合作，胡蒋合作…等等，何不进一步撇开他们人的问题，另想制度的问题呢？”胡适认为“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止有空文，而无实施手续，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连络，又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68] 然而，现实政治的演进并未如社会心理所预期。政争中的双方依然推崇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处于强势的一方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力图通过金钱与名器的诱惑来分化和瓦解反对的一方。眼见当局者，身为政争中的“演算之人”，如此行事。当时舆论对其由消极支持，转向积极批评，“国事闹成这个局面，罪过不尽在某一个人，病根亦不全在某一个区域。因此，号称革命者，以推翻某一个人为目的，对国事固未见有真正的认识，而当局者解决国事的策略，以为对某个人或某区域能拉拢，能联络，能取得谅解，即算成功，对国事亦没有真正的认识”[69]；“中央处负责之地位，然因政治上之牵制，事实上不敢决一策，举一事，其所认为是者，港粤之党国巨子，必起而非之。当局惧人指摘，惧人中伤，于是以鬼混图自存，以无毁为得计。港粤之党国巨子，愈见其内政外交之无办法，愈喜其指摘中伤之有资料，故其牵制政策，一成不变”。[70] 政府的“泯争方法”不仅为舆论所诟病，也令“体制内”人士忧心忡忡，邵元冲在日记中慨叹曰：“中央本身，亦光怪陆离，不可名状，政策不定，精神散漫，声气不通，情感隔阂。故有春间决定拟召集之七月间全国临时代表大会，而旋复展期一年；有十二月二十日拟召集之四中全会，又复展期一月。而每逢乱事既起，必卑辞以乞灵于港粤之一二党蠹。自信既缺，纪纲不振，安足以任宏济艰难之重耶？”[71] 由是观之，无论政争结果如何，西南与中央均非赢家 。这种为党内、国内的政争而强化的“成王败寇”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更因国、共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模式化，从而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1] 丹霞：《蒋中正图粤阴谋渐暴露，置外患紧张于不顾，惟急于赴闽》，（香港）《中兴报》1934年2月6日。 [2] 社论：《今日之国是》，（北平）《晨报》1934年1月15日。 [3] 胡适：《福建的大变局》，（天津）《大公报》1933年12月8日。 [4] 社评：《闽变之又一教训》，（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6日。 [5]《闽变续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48期，1933年12月4日。 [6] 社评：《读西南政务会通电感言》，（天津）《大公报》1933年12月25日。 [7] 《王子壮日记》（1934年1月31日），第2册，第16页。 [8] 王子壮：《四中全会纪实》，《东方杂志》第31卷第4号，1934年2月16日。 [9] 《胡汉民致程潜、陈嘉佑、桂崇基、何世桢等函》，1934年2月23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陈红民先生书，第260页。陈书中将此函日期确定为1933年2月23日，似有误，应为1934年，因函中称“自塘沽协定以来”，塘沽协定签订时间为1933年5月。 [10] 《汪昨在国府纪念周申述所发通电旨趣》，（南京）《中央日报》1934年2月13日。 [11]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汪蒋通电剿匪建设》，《国闻周报》第11卷第9期，1934年3月5日。 [12] 《中国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0月12日），台北国史馆1986年，第564-565页。 [13] 《读宪法草案初稿》，1934年3月3日（天津）《大公报》。 [14] 胡汉民：《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胡汉民所提“实行均权制度的纲领”的具体内容：为各地方，组织政务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等，全权处理各该区域内之政务军事”；“政务委员会，为各该区域内之最高权力机关，自省政府绥靖公署以下，各级政治军事机关，……胥受其指导及监督”；“政务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政府，但在法定范围内，得独立行使其职权，不受中央政府之干涉。其职权如左：一、对中央政府之建议及请求。二，任免所属区域内政务军事官吏。（官吏之惩戒属之）。三，确定施行方针及军事计划。四，拟订建设计划并监督所属各机关推行之。五，审计财政。 [15] 《蒋介石日记》（仿抄本），1934年4月3、5日，转引自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一文（该文首发于《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天石先生书，第395页。 [16] 详见陈红民：《友乎？敌乎？——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一文，陈红民先生书，第238-261页。 [17] 社评：《西南与中央》，（天津）《大公报》1934年3月12日。 [18] 《中央有此决定，五全大会不提前，如期结束训政》，（北平）《晨报》1934年3月16日。 [19] 《西南两机关又将发宣言》，（北平）《晨报》1934年3月19日。 [20]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4年3月8日，《密电选》。 [21] 《粤陈与元老派斗争已显著》，（北平）《晨报》1934年3月30日。 [22] 《王淑陶西南现状报告》，1934年5月7日，蒋档，《特交档案·粤桂政潮》，卷33。 [23] 《蒋中正致叶楚伧电》，1934年3月21日，蒋档，《蒋总统筹笔》，第61册，8082。 [24] 《王子壮日记》（1934年3月20日），第2册，第40-44页。 [25] 《邹鲁致胡汉民函》，《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笔者收藏有复印件，系由邹达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26] 《王子壮日记》（1934年3月20日），第2册，第43页。 [27] 《陈立夫致蒋介石电》，1934年3月16日，蒋档，《事略稿本》，转引自吕芳上先生文，第181页。 [28] 《裁撤西南两机关大致业已商定》，《世界日报》1934年3月28日。 [29] 《裁撤西南两机关，粤陈欲速决》，1934年4月5日（北平）《晨报》。 [30] 《缪云台致龙云函》，1935年7月3日，《“六一事变”前龙云与两广及中央来往函电选》，《传记文学》第53卷第4期。 [31]《粤海空军改隶中央原则已接受》，（北平）《晨报》1934年3月27日。 [32] 《徐永昌日记》（1935年7月31日），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年。 [33] 《裁撤西南两机关大致业已商定》，《世界日报》1934年3月28日。 [34]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4年3月14日，《国民党西南反蒋活动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 [35]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4年4月2日，《国民党西南反蒋活动文件》。 [36] 《两机关为四全大会议决设立，唯五全大会始有权讨论存废》，（香港）《中兴报》1934年3月27日。相关报道见：《西南当局拟联名通电，申辩两机关必要》，（天津）《益世报》1934年4月5日；《一周简评：撤销两机关的停顿》，《国闻周报》，第11卷第15期，1934年4月16日。 [37] 《西南两机关无裁撤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3月31日。 [38] 《西南两机关即撤销》，（天津）《大公报》1934年4月5日。相关报道见：《西南两机关裁撤问题》，《华北日报》1934年4月5日；《粤桂拥护中央统一》，（天津）《大公报》1934年4月7日；《一周简评：西南两机关的取消》，《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粤桂同意撤两机关》，《国闻周报》，第11卷第14期，1934年4月9日。 [39] 《政局转变统一肇端》，（天津）《大公报》1934年3月31日。 [40] 关于陈济棠削减两机关经费的相关报道，如下：1934年3月30日，（北平）《晨报》发自“广东特约通讯”报道，陈济棠曾条谕财政厅长区芳浦，“着于四月一日起，将补助各方代表之经费停止支给。至于津贴胡氏费用，则发五成（五千元）”。1934年4月4日，（天津）《益世报》刊登“香港专电”称：李宗仁冬日晨续召集各将领开剿匪会议，陈李确商定西南两机关暂维现状，惟经费尽量减节，胡汉民月支五万，亦停付，刘芦隐东晚抵港谒胡，陈济棠拟将总部所属九处合并为八处，裁政训军需审计两处。1934年4月15日，（北平）《晨报》据“广州通讯”报道称：粤即实行紧缩政策，“西南执行部及政务会，现既决定继续存在，但两机关每月所支经费甚巨，当此粤省财政陷于恐慌时期，而该省两机关经费原定由粤桂黔滇闽五省负担，但桂黔滇闽等省因环境关系，未能照拨，故两机关经费，向由粤省财政机关支拨，倘不力图节省，则粤省财政更受影响”，陈济棠因此，特于本月二日执行部开常务会议时，曾与各委员会商，“拟由四月份起，对西南两机关所拨给之各方在粤办事处经费，暂停支付。而特别宣传费，（即各报馆各通讯社津贴等），亦一律撤销，以资撙节”。关于陈济棠向中央请求协款的相关报导有：1934年4月5日，（天津）《大公报》据“香港专电”报道，陈济棠电军委会，请每月仍拨剿匪军费六十万，蒋复电，准由四月起照拨。1934年4月17日的（北平）《晨报》的“广州特约通讯”，详细报道了陈济棠与中央间关于军费问题的往来磋商。 [41] 蒋档，《事略稿本》，1934年4月14日，转引自吕芳上先生文，第181页。 [4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西南问题消息两岐》，《国闻周报》第11卷第15期，1934年4月15日。 [43] 《西南元老反对改革省制》，（北平）《晨报》1934年5月7日。 [44] 《西南对时局态度更趋明显》，（香港）《中兴报》1934年4月17日。 [45] 《党政两机关联会决定，对中日问题将再作严重表示》，（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4月24日。 [46] 《西南对时局将作进一步表示》，（香港）《中兴报》1934年4月23日。 [47] 《蒋破坏西南阴谋已告失败》，（香港）《中兴报》1934年4月18日。 [48] 《宁粤之感情如何，当以湘省易主为定》，（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5日。 [49]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4年5月9日，《密电选》。 [50] 《吴铁城致汪精卫电》，1934年5月15日，《密电选》。相关报道见：《萧佛成返粤依然碰壁》，（北平）《晨报》1934年5月24日。 [51]《各方代表电请西南两机关实行抗日剿共及推倒军阀统治》，（香港）《中兴报》1934年5月24日。 [52] 《西南元老派又有异图》，（北平）《晨报》1934年6月12日。 [53]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3年6月28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转引自陈红民先生书，第34页。 [54] 《蒋伯诚致杨永泰电》，1934年6月10日，蒋档，《特交档案·粤桂政潮》，第33卷。 [55]《西南时局方针定后，已电中央林蒋汪孙表示意见》，（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6月27日。相关报道见：《何白在粤所商之时局问题》，（北平）《晨报》1934年7月3日；《精诚团结声中日人谋破坏》，（北平）《晨报》1934年7月4日。 [56] 《蒋伯诚致蒋介石电》，1934年6月27日，蒋档，《蒋总统特交文卷·亲批文件》，第34册，2456。 [57] 《何健昨抵京谒蒋》，（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7日。 [5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34年7月6日），卷3，第63页。 [59] 蒋档，《事略稿本》，1934年7月10日，转引自吕芳上先生文，第181页。 [60] 蒋档，《事略稿本》，1934年7月30日，同上。 [61] 《关于西南之三事》，（上海）《时事新报》1934年3月17日。 [62] 《西南今后之动向大致决定》，（香港）《工商日报》1934年5月17日。 [63] 《西南与对日外交》，（天津）《益世报》1934年4月24日。 [64] 《王子壮日记》（1934年3月20日），第二册，第44页。 [65]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该书中《天安门：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的一文，为运用这一两极化思维模式对中国政治进行解读的经典之作。 [66] 借鉴自柯博文（Parks M. Coble）先生的提法，见：[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日本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页。 [67] 《四中全会与政治改造》，（天津）《益世报》1934年1月17日。相关言论见：社论：《国家之唯一出路》，（北平）《晨报》1933年11月24日；社论：《应以政治解决闽局》，（北平）《晨报》1933年11月30日；社论：《国事应谋彻底的解决》，（天津）《益世报》1933年12月1日；社论：《速使国政归于合理状态》，（北平）《晨报》1933年12月3日；社论：《速召集造国会议》，（北平）《晨报》1933年12月7日；社论：《从死路中觅生路》，（北平）《晨报》1933年12月10日；社评：《四中全会展期后如何？》，（天津）《大公报》1933年12月16日；社论：《胡汉民与目前政局》，（天津）《益世报》1933年12月19日。 [6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1934年2月5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第313-314页。 [69] 社论：《疏通西南与解决闽局》，（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8日。 [70] 社论：《闽变结局与国民心理》，（北平）《晨报》1934年1月12日。 [71] 《邵元冲日记》（1933年12月31日），第10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