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 张俊义 译 12月20日 上午10时抵西安。汉卿称，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 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发动抗日运动。 释放被捕七人。 但今晨委员长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 我见到端纳，他说汉卿所为绝对错误，然彼动机系出爱国，所倡政策亦为正确，他说 委员长做事过于顽固。杨将军告诉我，汉卿所言可完全代表他的意见。 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 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此前他一再叫端纳让我前来，然此时他却担心我不会获准离开西安，并被逼加入其新政府。我说，倘我被逼加入，将成千古罪人。他说，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我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他必须认识到，他的案件，不似一名将军遭一群有组织队伍捕获那么简单，只要捕捉者被迫做出退让，就可饶其性命。我请他允准，以我不才，谋划一解决之道。他多次要求端纳留下，尽管蒋夫人一直在召其返京通报消息。他说，汉卿已读其日记，应明白其（抗日）意图与政策。 下午，汉卿拜见委员长。他说，自我见过委员长后，其态度渐次通情达理。委员长告诉他，倘汉卿愿将部队调往绥远，他将同意。 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张、杨说，第1与第3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 晚上，我继续探寻解决办法。我们（指与张、杨——译者）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还有请居正以非正式官方代表身份前来谈判。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2]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12月21日 在见张、杨之时，他们说，他们讨论了昨晚所提之办法，得出结论是，不欢迎居正前来，因为在南京方面他谁也不能代表。 分析整个时局，我得出如下结论：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但他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随后，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委员长要我不让蒋夫人前来西安，且让我亦不要返回。我告诉他，无论如何，后天我定返回。 午12时，我离开西安，下午抵南京。 在南京，我毫无保留与蒋夫人、孔夫人及戴雨农面谈，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我拜会了叶楚伧、顾墨三、蒋铭三、孔庸之和熊式辉，将西安所提之四项条件告知他们。我的观察为，他们以为重组政府为最要，否则，其他条件根本无法实现。我说，我们可以期待西安理性讨论这些条件，但是，我亦向其表示我之担心：我等目标原为救委员长，故绝不能采取军事解决。以我之见，即便落败，他们亦不会饶过委员长之性命。反之，政府军事上的成功只会愈加危及委员长之安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摸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中央应给我一些能够接受之条件，以供参考。我言，彼曾多次在报纸申明，我此行纯以私人身份，是故无必要为我设定任何条件，我不欲我等之手脚遭缚。我之全部要求系：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当日晚，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我的建议。 与此同时，我听说，有人建议以黄绍雄接替朱培德担当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如此，度过余之44岁生日。 12月22日 晨间，有人将停战条件送我，停战期缩为3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令人不满。我知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 整个上午，政府要员皆在讨论我们赴西安之事，最终，他们同意，应准许我们去，给出之停战条件亦较前满意[附件A]。我向蒋鼎文询问有关军情，他称，在12月26日前无论若何不会开战，因为他知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张、杨同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一会议，并提交具体建议。 俟后，我于晚间拜见委员长，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然其却言，我应与蒋夫人同去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12月23日 张、杨交予我们的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做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另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 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可经讨论提出反建议。我与戴（笠）及蒋铭三谈及此事，我们同意提出如下反建议报委员长批准： 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 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 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委员长让我与汉卿一道去见周恩来，但主要是听他讲，随后让我跟蒋夫人商量。周称， 在陕、甘地区，国军屯兵50万围剿中共，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而中共此时已在其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0,000人。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此亦不应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同时，他们亦将承诺放弃（赤色）宣传与停止向目前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开展有效之抗日。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们认为委员长虽赞同联俄，但却拒绝容共。他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他愿意会见委员长，欲使其明白，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他称，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他知道，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我要周给我提供一份其解决办法之备忘录，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附件B]。 下午，张、杨、周恩来与我会面，讨论新内阁人选。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关于此次讨论之备忘录请见[附件C]。 我与蒋夫人一起见委员长，他答复如下几点： 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12月24日 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张经与我讨论，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谈话回来后，他自认已说服了他们。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12月25日1 我见了张，他说（他与杨的）谈判正在进行。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 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 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3]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他（指周恩来——译者）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我与孙尉如及其他将领谈了话，我说，尽管他们的做法应当谴责，但蒋将军大人海涵，看得出其善良动机，他不会食言，请相信我会不断提醒他的。 委员长招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我与杨将军进行长谈，再次向其予以保证。他问，我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称这已引发许多摩擦。我们（指与蒋一道——译者）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4时30分抵洛阳。 西安事变日志[4] 12月13日 上午在从香港起程至上海前，我们接到一封上海来电，告诉我们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生死未卜。 12月14日 上午，宋博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告诉记者，愿意尽其所能，寻求委员长的获释，如有必要，他甚至愿意亲自前往西安。这一声明让我们有点担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也得随行。 12月17日 我们飞到南京。政府高官们多次开会，讨论宋博士前往西安的建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他们决定，派宋博士去，并给前线发布命令，停战三天。 南京市面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据说，西安全城到处插满了红旗，张少帅已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等等。这些谣言令我们很不安。宋博士的许多朋友都前来劝他取消行程。陈凤扆向我建议，请求宋博士不要带我们两人前往西安，他认为，如果旅途危险，白白牺牲两条性命没有意义，但我不愿跟宋博士讲。 12月19日 下午2点30分，我们乘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乘员有：宋博士、郭增恺、陈凤扆、陈康齐、张洪、沈德上校及两名卫兵。沈上校和卫兵乘另一架福特号飞机与我们会合。 下午5点，我们到达洛阳。我们在军校内过夜。天非常寒冷，宋博士接了几个南京来的电话，南京方面力劝，如果认为此行过于凶险，他就不要前往。 12月20日 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启动。我们的飞机沿着铁路沿线飞，皑皑白雪，覆盖了田野，遮掩了山峰，举目望去，但见苍茫一片。不时，我们还能看见一些铁路货车。 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宋博士命令飞行员往高处飞，并绕城飞行，试图在飞机降落前观察一下城里的形势。着陆时，我们发现机场莫名地寂静，机场上停着约30架战机。一辆轿车驶来，里面坐着几名卫兵，他们邀宋博士上车，随即开走了。他们答应回头再来接我们。不多会儿，几辆轿车驶进机场，将我们及行李送至西京招待所。 12月21日 宋博士与少帅和杨虎城开了多次会议。天一直在下雪，我们被困在西京招待所。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赶到了。当我们正用午餐时，电话响了，要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机场。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囊，赶到机场。下午12点30分，我们起程返回南京，下午5点抵达。能回来我们都很高兴，但郭增恺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还要去一趟西安，这颇让我们有些沮丧。 12月22日 早上得到消息，我们要再去西安。上午10点，有人通知我们去机场待命。蒋夫人将与我们同行，飞机上要装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行李装到福特号飞机上。上午11点，宋博士与蒋夫人一起来了，他们立即上了飞机。有很多人还有卫兵或军官们都自告奋勇，要求随大家一道去，宋博士告诉蒋夫人，飞机装不下这么多的乘客，所以命这些人就不要随行了。 蒋夫人、宋博士和端纳坐前舱，陈凤扆、陈康齐、蒋鼎文、郭增恺、戴雨农及一名女佣坐后舱。 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有人给我们送来一些三明治和茶。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他们在飞机上吃午饭，供应的有咖啡、三明治还有水果，但没有我们的份儿。午饭后，蒋夫人借了一个写字板，潦草地写了几句，然后递给端纳，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又写了些。夫人看起来很高兴，好像此行是一个快乐的旅程。 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没人来迎接我们。负责机场的官员给城里打了电话，大约10分钟后，少帅和杨虎城来了。少帅立刻登上飞机，面带羞愧地向蒋夫人问候。夫人非常大度，她与少帅和杨将军握手。他们驱车去了少帅府，我们则被带到西京招待所。我们发现，原来所有的下人都被换掉了，新的下人在我看来都象是士兵。宾馆的门口、楼梯间及其他各处都有卫兵把守。天黑前，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抵达。 12月23日 上午大约10点，我们接到少帅府打来的电话口信，让陈凤扆和我立刻赶到那里。街上一切正常，快到少帅府时，道路被铁丝网和沙袋封住，只留有一辆轿车通过的空当。卫兵盘问我们的司机，当我们向其解释了我们此行的使命时，他们给我们放行。临近少帅府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铁丝网和沙袋。在一些战略要点地带，都布置了中型的机关枪。进入少帅府后，我们被带到会客室。宋博士进来，带给我们一封电报，让我们编码。完成编码后，我们被送回宾馆。 负责西京招待所的官员将飞机驾驶员和沈上校安排住在宾馆的西厢，离我们颇有一段距离。我想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为的是将我们分开。每当我们与沈上校一道下楼去吃午饭时，他们总是拦着我们。卫兵们盘问沈上校，令我们很不舒服。他们的不友善态度让我们有些担心，我们觉得，有些卫兵正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为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秘密隐藏，我们经常故意开着门交谈。 沈上校要我们去他房间吃涮羊肉，那味道令我作呕。盘子也非常脏，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晚饭后，蒋百里要我去他房里，他给我讲了政变期间发生的一些真实故事，他是政变中被扣留者其中的一员，他不知道自己人身现在是否自由。我盼望着他能缩短谈话，因为我不想关起门来与他谈话这么久，从而引起卫兵的怀疑。他讲完故事后，我立即请辞，回房睡觉。 12月24日 早上，我们又被招到少帅府，为几封电报编码。同时我们接到命令，下午6点返回宾馆。到了约定时间，我们还在少帅府。晚饭时分，我们不得不腾出会客室，被带到地下室的一间房内。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所有窗户都被涂白了，里面人看不到外边，外面人更看不到里面。我有点怀疑，这就是曾羁押过委员长的那间房。 晚上8点30分，有人送来了晚饭。我从未想过，我们的圣诞前夜竟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晚饭后，他们又让我们重新回到会客室。夜11点，我们和宋博士一道回到西京招待所。 宋博士似乎很疲倦，丝毫得不到休息。他让郭增恺去见杨将军。一直到凌晨2点，他们才上床睡觉。 12月25日 早上，宋博士把我叫去，告诉我随时待命。他告诉我，他会给我打电话，接到电话后，我和凤扆、张洪要立刻赶到少帅府，别带任何行李。我告诉了凤扆，他马上猜说，我们很快就要启程了。我开始打点行装，但突然我记起了宋博士告诉我们的别带任何行李，很显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要离开的事，于是，我马上又松开行囊。要把我一件很好的皮毛大衣丢在这里，我肯定很难过。 大约11点左右，电话来了，我们赶到少帅府。我们发现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呆在会客室里，耐心地等着。随后是午饭，什么动静没有。随后是太阳开始落山，还是没有任何我们要走的迹象。 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我们上了汽车，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我们看到宋博士去了少帅府隔壁的房子，那时关押委员长的地方。约5分钟后，我们看到一辆轿车出了大门口，有人告诉我们，委员长和宋博士就在那辆车里。我们让我们的车跟着，不久我们到达机场。 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波音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趁机急急忙忙地赶回西京招待所，取回我们的行李，返回机场时正好是飞机起飞的时间。 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 12月26日 一大早，委员长上了第一架飞机，凤扆和我也上了这架飞机。根据决定，宋博士和少帅乘第二架飞机走，两小时后再离开洛阳。由于知道届时南京将会有许多人迎接委员长，为使少帅避免尴尬，所以最好不要同时抵达。 我们到南京时，有上千人在机场列队迎候委员长。 少帅是中午到的，他住在了宋博士家。 12月27日 少帅被要求到某个法庭出庭，宋博士陪着他，但是少帅再也没有回来。 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百年潮》，2004年第7期。 [1]日记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中，原件为英文。日记中有些名字与术语是以中文标出的，为体现原貌，译者照录，特以斜体字标出。为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在一些地方添加了一些字，添加部分特以（）标出。 [2]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之作为行动的决策机构，张、杨任正、副主任，此处当指此委员会。 1 此处原文为12月21日，似打字错误。 [3] 12月23日，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名致电，号召国民党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共商国事。当时西安事变已近解决，宋子文可能担心宋、韩联电引起新的反响，令西安事变的解决出现反复。 [4]原件为英文，这篇日志系作者的后代赠予宋氏后人的，被宋氏后人收入了宋子文档案中。原文没有署名，据文献记载，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为陈凤扆与陈康齐，从文中内容看，本文的作者当属陈康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