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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做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就后者而言，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总的看来，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试从下列几个方面简要论之。 一、亦口亦笔，双管齐下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 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始终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说他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1](p.42)。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2](p.229)。及至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当年在日本横滨，在华侨冯氏家一次进午膳，后来成为有名革命党人的冯自由，当时才14岁。饭间，孙中山问知冯好读小说《三国演义》，且最喜欢孔明这个人物，便借题发挥：“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已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进而劝乃父：“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父亲便令冯自由“填写誓约”，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横滨兴中会[3](pp.679～680)。似乎在不经意的言谈之中，既发展了一个革命同党，又借古喻今贬斥了清政府、张扬了革命。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在这方面，孙中山自然也是一个突出典型，只要检阅一下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相关时段的一些演说词，就不难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4](p.184)。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5](p.247)。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情容”[6](p.119)。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所承载的宣传内容比之口头宣传，又具有固定化、可视性和可保留性的优点，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当时叫“谐部”）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给一般读者所爱读”[3](p.622)。这份报纸的创办，是“革命党的有宣传定期刊物”的“起点”[3](p.635)。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仅据曾亲与其事的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列举，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即有110多种[7](pp.136～147)。当然，这些报刊演变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的后来转向反对革命。坚持革命宣传的报刊，则受到清朝和有关外国势力千方百计地封杀和破坏，有些很快便夭折了。故冯自由氏后来忆及于此，亦颇感慨于“当日党人出版书报之艰难，及所遭遇清廷与保皇会压抑倾陷之剧烈”[7](p.156)。 越是在这种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斗争的策略性因素就越显重要。而在清方尚鞭长可及的内地经营革命报刊，尤其需要注重策略性。据知情者忆述，“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之言论机关”，自《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报》等相继被封禁后，“为之缄口结舌者将及二年”，到1907年春又有《神州日报》创办继之。正是鉴于“自苏报案以后，清吏对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的情形，“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像其“第一日之发刊词署名三函”，即“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昔年《苏报》及《国民日日报》大刀阔斧之论调，殊有不同”[8](pp.242～243)。但这显然不是放弃革命宣传原则的表现，而是为争取生存空间在语言及体裁形式运用上采取的一种“迂回”和含蓄的策略手段，这在特定条件下实有必要，并且也确能让有心的读者能够体味其隐意真旨之所在。即使其“附刊之说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恻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以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况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该报也尽量展露革命批判的锋芒，有谓其“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8](p.243)。正因为其所具有的革命蕴涵和鲜明特色，赢得了对清朝统治不满的广大社会公众的欢迎，故出现了“销路日增，骎骎驾旧时各报而上之”[8](p.244)的情势。清末在上海还有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相继替接演变的典型情事（其在人事上与《神州日报》有直接关系），前两者皆在创办不久便为清方勾结外国势力借故封禁，《民立报》在宗旨不变的情况下又能接踵而起，并坚持到清朝灭亡以后，这固然显示了辛亥革命党人的不屈斗争精神，也说明清方的实际控制能力愈来愈趋弱化，而斗争策略性因素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报刊媒体之外，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其中既包括像章太炎的《訄书》那样的具有相当专深学理蕴涵的著述，也有像刘成禺（汉公）的《太平天国战史》那样的借史乘体裁来为反清革命张本之作，而更多的则是直捷了当地宣传现实革命的读物。可以说当时的革命书籍既具有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形式多样化特点，又有着异曲同工地宣传革命的统一内容指归。 辛亥革命党人的文字宣传还见缝插针地运用到其他多种方式和场合，像各种类型的传单揭帖、标语乃至旗帜上的宣传词等，不再一一具体论列。 二、亦正亦奇，不拘一格 辛亥革命党人不管是口头还是文字的宣传，利用“正规”的场合、途径和方式进行“正面”的宣传活动当然是最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在由孙中山所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便毫不隐讳地揭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及改变中国“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9](p.81)现状的革命目标。这也成为该刊始终的宣传主旨。还有像由邹容撰写的《革命军》，陈天华所作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册形式的宣传品，其直言不讳地正面呼号反清反帝、奋起革命，其鼓动力，不啻万钧雷霆。 相对于这种“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所作《罪案》中记载的有关事例，即颇为典型。譬如说制造能导致清方慌乱而利于革命的谣言，就是其常用的手段。宣统年间，景梅久在陕西长安和杜仲伏（又作仲虑）在友人家议事晚归，路过南城门边，借停下来买浆喝的机会，仰望当时天上出现的彗星，随口造出“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的谶谣，并假说此谣已流传了好久，不知是什么意思，故意引别人做出预兆“大清家快亡了”的解释。结果，此谣很快便传播开来，使得“人心大摇动起”。同志们得意地议论起此事，又将那则谶谣改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使所表达的意义更直接明了，结果，“这话更为传得远”。他们还又添造了些“明年猪吃羊，后年种地不纳粮”之类的谣词”[10](p.75)。后来，景梅久在北京做《国风日报》编务期间，利用武昌起义爆发后“京师戒严，市面恐慌”，“都人士女相惊以革命党且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又故伎重施，造作出“太白昼见，天下大乱”的谣言，更加剧了“谣诼四起，人心动摇”[10](pp.89～90)的情势。 当时景梅久辈还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军将领黎元洪并无甚大名，只因被党人举为都督，则故说其为被“欧人称为第一流名将”，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后来忆述及此，特说明均系“假话”、“反笔”[10](p.89)。其实，在当时，只要对时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运笔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显然，这与一般的“曲笔”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作剧”般的调侃。有时其招术施得更为奇绝，又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却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为不妙，便又派警察来报馆告诉编辑：“除过靠不住的谣言，准你们登载就是。”景梅久辈自然从心里暗笑此招“真是灵验”[10](pp.88～89)。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谓“此处无字胜有字，此时出奇胜入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战线上“出奇制胜”的招术可谓五花八门，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而总的看来，是与其正面的舆论斗争紧密配合、相辅而行并且是殊途同归的。 三、亦雅亦俗，择其所宜 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宣传，都有一个“雅”与“俗”的相对区别的问题。口头宣传所用口语固然不像当时书面用语有那样大的差异，但无疑也有一个相对深奥与浅显、幽婉与直白的区别。 清末时候的书面语言，从清朝官方到民间士子，一般还都是使用文言，所谓“言文分离”的情形还很明显。自维新派人物开始，从启迪民智的需要出发，主张“言文合一”而使用白话文写作的呼声才逐渐高涨。辛亥革命党人在这方面更具有积极主动性，成为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作用显著的促进派。不过，当时他们也不完全是“废文用白”，而是文白并用，根据不同情况择其所宜。其文字上的“雅”、“俗”之别，也正是于此得以最主要的体现。 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比较艰晦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就其内部的文字信息交流而言，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仍沿用着文言写作，由他们所办的新型报刊中，相当部分也仍是使用文言，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纫馨洁于九歌，托悲怀于五噫，亦有发摅至论，劘切群愚，仇国成书，罪言属稿。垫角巾而寤叹，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躅，怆我先民。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8](p.245)云云。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者。而有革命党人日后忆述起这篇文字及其宣传效用，激赏之情仍溢于言表，称其“高古典雅，士林传诵。所谓摅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8](pp.244～245)。 辛亥革命党人文字宣传上使用文言甚至比较艰深的文言，一方面有其一定的习惯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有意与当时在“士林”仍占统治地位的文言体写作的风气相协调。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 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由林獬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由秋瑾于190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白话》杂志，由吴樾于1905年在直隶保定创办的《直隶白话报》，由安徽革命党人于1908年在上海创办的《安徽白话报》等，皆属比较著名者。这类报刊都是以广大民众为主要宣传对象，向他们传输革命道理和民主意识的，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办报人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但他们即使识字的文化也不高，不喜欢或看不懂那种“子乎也者，诗云子曰”类“离奇古怪的文章”，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11](p.443)。其表述中对“读书人”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的一概而论，固然有绝对化和偏激的不妥，但其以白话报刊来作为向普通大众宣传的有效方法的立意无疑是可取的。 创办白话报刊之外，以白话文或比较浅易的文言文来进行著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重的。清末刊行的革命书籍当中，通俗文体者占相当比例。像陈天华所著《警世钟》、《猛回头》，便不失为当时这类通俗著述的范本。据知情者说，因为他“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8](p.119)。邹容的《革命军》数年间发行竟至百万余册，除内容上大受欢迎的因素之外，形式方面也与它虽用文言但比较浅易的原因分不开。邹容撰成该书稿后，曾请擅长古雅文字的章太炎为之“修饰”，章氏看后大为赞赏，认为其用语“浅直”正是一大优点，“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8](p.47)。曾经历过辛亥革命时期的鲁迅，论及当时的有关情况，就认为“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12](p.70)。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党人利用文艺形式向大众进行宣传的策略手段。如演出戏剧、说唱鼓词、教授歌谣等，口播的形式之外，还登载其脚本、曲词以及小说等体裁的东西。其文艺形式的宣传也可以是“雅”与“俗“的兼用，既有“阳春白雪”（如西方话剧），而更重“下里巴人”，其通俗的倾向性尤其明显。有知情者忆述当时这方面的情形说：“在前清的时候，党人们宣传革命，采用原来民间歌曲的调子很多，因利用他（它）较易普遍深入人们脑海的缘故。当时广州香港的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杂志，在副刊的作品，渗入宣传排满的剧本、南音、粤讴等，不可胜数了。”忆述者还特别举了以民间小调所填一首唱词的例子，是“同胞们，若问起，亡国遗民凄惨事，待我从头说你知……万望着，众志士，尝胆卧薪切齿记，但愿光复汉江山，洗尽遗民奴隶耻”[3](pp.690～691)这样的词句。造作这类通俗性宣传品，在当时蔚成风气。甚至像章太炎那样的惯于以比较艰深的文言写作的人，也曾创作“直截痛快得未曾有”[10](p.62)的《排满歌》之类的俚俗歌谣。 辛亥革命党人在舆论宣传方面的这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策略手段运用，无疑是其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帝制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 [2l《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3]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4]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邹鲁语。转据戴逸、林言椒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6]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6号。 [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 [8]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 [9]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 [10]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1]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鲁迅：《杂忆》。《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2003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