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因为我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第4期）一文引发了学界的不同反响，甚至被视为去年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作为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学者，为何煞费苦心地跨界去考察一个近代史的问题，更何况还是要挑战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不是有些无事生非？ 其实不然。涉足这一问题，是个人研究的认识逻辑使然。最近若干年，我着重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形态，一入手，就面临不少绕不过去的论断专制政体说即是其中之一。对于此类相沿已久，似乎早成定谳的论断，是不加思考、视为当然地接受，还是辨本清源、一探究竟后再做取舍？ 如所周知，今人并非直接、透明地面对史料，我们与史料之间横亘着既有的认识史。阅读史料时我们无法摆脱已有认识带来的制约，正如同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过，如果我们对于认识史有清醒的自觉与反省，研究的前提与假设可能会更可靠一些，因而有可能避免一些盲目与局限。正如法学界常说的，程序公正先于结果公正。为此，我开始穷其究竟，探讨专制说的学说史。 通过梳理，发现此说从产生到流传，到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没有经过多少仔细的论证，这是我探究后的结果，也是小文的主旨。由此引申，这一论断自然也就无法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对帝制时代政体本身的研究则需另起炉灶。 20世纪以后众多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术研究，不夸张地讲，基本都是在接受专制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如王亚南早在六十多年前所指出的：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1948年初版，1981年再版。） 这类论著无论数量多少，借助它们来认定帝制时代中国政体的专制性质可以说并无意义，因为它们均先已将专制政体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 眼下争论分歧之一是梁启超接受此说时，究竟对中国古代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有无系统研究。他在1899至1902年间发表的抨击中国古代专制问题的诸文的性质自是关键，有学者认为其中有经过全面分析之史论，如《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从今天的标准看，恐怕与史学研究尚有距离，还属于政论。数十年来海内外众多学者悉心研究，犹有许多历史问题扑朔难解。回想当时，康、梁逃亡日本，办报宣传，坐不暖席，能有多少时间、精力潜心治史？匆忙中完成的作品，无论方法与论证，可信度有多高不无疑问。 所谓另起炉灶，意指首先在研究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时不能先入为主地认定其性质就是专制政体，而是需要将此论断搁置一边，用文章中原话，即： 亟需摘掉这类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第28页） 其实，对今人来说，帝制中国既熟悉又陌生，总体尚处于盲人摸象阶段。结论仍属未知，也许是若干复杂的论述，也许又回到专制说。目力所及，跳脱专制说后的研究已开始出现，但为数尚少。除了“中华帝国”这种表面化的概括之外，还无法为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重新做出更具体的论断。为此，没有长期的艰苦努力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眼下关注的核心。 关于这一点，颇有学者以为我要搁置专制说，便是相信帝制时代中国不是专制政体，甚至是专制政体合理性的支持者，为此找出证据来论证帝制时代如何专制予以反驳。实际上，这种论证逻辑与我的论文并不相干。小文的主旨并不是讨论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本身，而是讨论西方、日本与中国近代是如何认识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如何发明、传播与接受专制政体的说法。政体本身的性质，上面已经指出，当下学界，包括我在内，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目前只能说简单地用专制政体来概括，认识上难免先入为主、以论代史的误区。 这里我愿意再多说几句。帝制时代中国的政体实际如何，除了厘清认识前提之外，展开具体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方法。 专制政体说的支持者常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皇帝是如何专制，其实，找出同样多，乃至更多的反证并不困难。除了专制说这个前提是否可靠之外，要害还在于无数个案式例证是否足以证成一个总体性的论断？怎样才能证成一总体性的论断？进言之，传统史书有所谓“常事不书”的体例，如《春秋公羊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5页上）就是因为桓公狩猎地点远，不合礼制而被史家记录下来。见于载籍恐率异乎寻常，从中抽取的例子有多少代表性不能不慎加考虑。因此，如何研究帝制时代中国政体，也要思考方法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