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今年是戊戌维新九十周年，明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由于历史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对“五四”的再认识，在接近它的七十周年，大家已在讨论“五四精神与当代中国文化”；对“戊戌”也有个重新认识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两个运动，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研讨，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救亡与革新方面都曾有过激扬的旋律，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反思的深入，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戊戌”与“五四”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戊戌”与“五四”前后相隔二十一年，它们有什么联系？大家知道，“戊戌”在思想文化上是启蒙，在反对民族压迫上是救亡，在政治运动上是革新。启蒙、救亡（爱国）、革新是相互联结、相互促进的。经过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到伟大的“五四”，也是启蒙、救亡（爱国）、变政（反对军阀统治）相联结的。“五四”比“戊戌”大大地前进了，“戊戌”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五四”则是启蒙运动的推进，但二者的骨架极相似。 救亡、革新与启蒙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内容。对于“戊戌”的救亡与革新，过去的论著写得较多，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对它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却谈得很少。救亡与革新（变政）固然每每是激动人心的狂澜，而启蒙的激扬理性，启迪民智，反对专制，反对迷信，反对愚昧，在于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伦理精神、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对两三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启封建之蒙，启传统之蒙，对冲破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已渗入骨髓的凝固化的文化潜网，对植根于传统小农社会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的根本性改造或创造性转换，是比救亡、革新更艰巨的任务。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国民，近代文明总是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用滞留于中世纪的国民来推进近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不冲破封建之蒙，不否定传统之蒙，近代化就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就缺乏能够赋予近代国家制度、管理体制以真实生命力的社会心理基础。改造国民性，改造民族精神，确立近代观念意识与行为规范，光靠思想文化的力量当然不行，它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需要对现实“存在”的改造，需要“物心一致”的改造。但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因为对“物”或“存在”的改造，固然可以推动“心”的改造，但心的或民族精神的改造，同样会促进“物”的改造。西方从文艺复兴算起，到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花了两三个世纪，才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乃至整个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文化氛围。马克思说，哲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其实，启蒙也是近代化的理论先导，是传统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中国的启蒙可以说是与她进入近代同步。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把封闭的中国引向世界，把“师夷之长技”首次列为课题，这对于摆脱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走出传统的华夏文化圈，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宇宙意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无疑是启蒙的萌芽，是近代化的前奏。这些书在其初始可能并没有自觉的启蒙意向，但它窥察鸿蒙，实际上已具有近代启蒙的征兆。由这种征兆，经历三、四十年对声光化电、农商工矿的讲求，以器物的形式承担了直接的启蒙使命，它不仅冲撞了旧物，而且刺激了观念形态的新陈代谢，如重义轻利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经义为主体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动摇，……然而，启蒙成为一场自觉的运动，却是从“戊戌”开始的。 “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便是“开官智”、“开绅智”和“开民智”。所以要“开智”，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痼蔽大深，是因为那时西方世界早已进入所谓近代文化，东方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那时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知识分子）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官”、“绅”、“民”俱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而不能跳出于旧风气之外： “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梁启超：《爱国论》。)如何使滞留于中世纪的国民从专制统治的重重缚扼之下解放出来，迎着近代化的时代浪潮迈进，实现向近代国民的根本性转变？这决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问题，也是思想文化问题，是启蒙的问题。 （一）以“新学”开民智。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社会历史演进的自然产物，中国则是进入近代后才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浸染和启迪的。“西学”或“新学”是推动启蒙运动展开，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文化触媒，而变外来为内在的中介体（媒介）便是近代启蒙者。 在中国，启蒙者是最先接受西学启蒙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超越传统之蒙，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向近代人的转变，必然影响到中国启蒙运动的命运。中国启蒙者所受的启蒙大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渠道进来的西书。梁启超在1896年编成《西学书目表》，收录了三百多种讲求西学的书。他说：“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类：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汽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人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这就是一套启蒙丛书，其中有些书直称之为《西学启蒙》、《格致启蒙》、《数学启蒙》、《西国乐法启蒙》等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是受这些西学西政诸书启蒙的。二是上海租界和香港也启了他们的蒙。租界是西方文化的综合载体，是移植到中国社会里的近代小社会。租界的一整套市政管理制度：路政、警政、邮政、司法，尤其是代议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一度成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蓝本和教科书，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租界中直接领略西方近代文明的，这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具有书籍报章所不可企及的功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在那里它们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建立了与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康有为就是在香港“览西人之设施”后始倾慕西方文明，并努力讲求西方文化。立体实物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依稀窥见西方近代文化的景致。“华”“洋”比较，然后知优劣。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游历上海或香港的真实记录和感受。三是如严复等人留学西方，沐浴、呼吸于西方近代文明之中，受其更直接的熏陶，实现向近代人的转变。这些人在受西方近代文明启蒙后，或把他们所见到的西书开列成表，或把自己的真切观感和其他认识记录在卷，或译介西学西政之书，去启他人之蒙。康有为常向光绪帝呈送新书，所以康有为是光绪帝的西学启蒙老师。至于以启蒙思想家著称的严复，他留学西方，归而译述《天演论》，绍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的震动。“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146页。)进化论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突出内容。“戊戌”时期，他在《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诸文，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培植近代国民的“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和“德行仁义”，而“开民智”更是启蒙的钥匙。因为民智乃富强之本原，“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严复：《原强》。)“学则智，智则强”，成为维新派共同呼唤的声音。所以“戊戌”比之洋务运动，不仅是政治革新上的超越，更因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做出了贡献。 （二）启蒙是对传统的否定，启蒙运动的实质是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民权”反对“君权”，抑制“君权”，是戊戌启蒙运动的又一重要内容。戊戌维新志士以民主、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说为理论依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理论基石——纲常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们把中国积弱之势及甲午战败的耻辱统统归咎于专制政体，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戊戌变法》（二），第204页。)要破除“体制尊隔”，必须突出“民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中国之政“当以兴民权为真际”。(《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2页。)所谓“民权”，即指“人民的权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等天赋人权。突出“民权”，强谓“民权”，就是对“君权”的剥夺或部分剥夺。把君权与民权分开，把君臣、臣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仅是对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否定，也是对君为臣纲说的合理性的怀疑。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热情地宣传“民权”学说，把欧美权归国民视为“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他们遍数历朝君主的罪恶，并以“民贼”视之。呼吁：只有“执民权而强之，用民权而变之”(《湘报类纂》，杂录，己上，第12页。)，才能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近代化。毕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的严复，对韩愈所力倡的封建道统说的尖锐而激烈的批判，触及了专制政体的实质：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严复：《辟韩》。)“开智”与“愚民”是对立的，愚民是对君王专制政体的维护，开智则是专制政体的异军，是建立近代政治体制的先路。昭示专制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质是有助于开智的。严复从西方天赋人权学说出发，认为一定的政体需与一定的社会伦理、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相联系。他把西方“天赋人权论”译成古雅的中文：“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严复：《辟韩》。)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自由”才是最根本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够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迷人的具有极大魅力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力追不舍的目标。以民权观念来启封建之蒙，以民主来否定专制，无疑是政治生活上的重大而又尖锐的问题。 我们说启蒙运动是从“戊戌”开始的，而戊戌启蒙又是从批判封建专制政体和纲常名教开始的。纲常名教是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石，以激进的思想著称的谭嗣同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9页。)断然否定君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申论君仆民主，君由民举、立君为民和人民有权“易”君的观点，认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的传统儒学“皆乡愿也”，二千年来的帝王皆“独夫民贼”也。(《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他甚至将思想的锋刃直指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并引用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豪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也没有停留在一般愤激的咒骂上，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支柱——三纲五常，其间的称心快意的惊世之语，无疑是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的。何启、胡礼垣等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对“纲常名教”提出公开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三纲之说，非孔孟言也。商纣无道者也，而不能令武王为无道，是君不得为臣纲也。”(《〈劝学篇〉书后·教忠篇辩》。)所谓三纲之说不过是后世陋儒制造的，指出：“三纲之说，出于礼纬，而白虎通引之，董子释之，马融集之，朱子述之，皆非也。”“夫中国六籍明文，何尝有三纲二字”。(《〈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从根本上动摇了三纲之说的神圣性，揭开了纲常名教的神秘面纱。这在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六经为“万世圣典”的中国社会，同样是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的。 戊戌启蒙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学说和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原则来批判中国传统小农社会流行的君权观念、行为模式和伦理精神，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批判理性精神的觉醒与成长；而其对传统宗法等级观念的冲击和对自我独立的意义、价值的推重，又体现了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戊戌”一代知识分子以舶来的“西学”为文化触媒，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了一股飓风，形成戊戌思潮，为救亡图存、抑制君权、突出民权的“革新”（变政）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它无论是反传统的彻底性，还是启蒙的深广度，都远不及二十一年后的“五四”。具体说来，“戊戌”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阴影，也没有越出传统的窠臼。对传统权威的依附显示了“戊戌”启蒙的不彻底性，他们还是借用孔子的权威和对传统的文化认同，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和民权观念，来演出历史的活剧，尽管是“旧瓶装新酒”，但“托古”和“尊皇”仍然制约、影响着启蒙的生机和深广度。“戊戌”启蒙的局限不仅表现在它没有能砸碎“旧瓶”，没能推倒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象征——孔子，因而没能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包袱尽可能摒弃，而且表现在它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的旨归紧密地纽结在一块，最激烈的民族主义与最激烈的民主主义的纠缠，无疑又冲淡了启蒙运动的相对独立性和理论先导性。“戊戌”时期所揭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本是最具有启蒙的内涵，但“开智”和“新德”作为启蒙的钥匙，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仅停留在“开官智”、“开绅智”的阶段，既没有“由省推之府”、“由府推之县”，更没有“由县推之各乡镇市”。“戊戌”一代知识分子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开报馆、办报刊（这是启蒙所绝对必需的传播媒介），兴学堂（教育是启蒙的基石），开学会（这是启蒙的信息集散中心），他们试图由倡学以启民智，以改变封建锢闭的愚昧性，提出：“开风气，开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3页。)，“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由设会合大群以改变社会旧有的散漫性，使涣散的个人变为凝聚的社会力量，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把启蒙推向纵深，所谓“广联人才，开创风气”，亦仅局限于“官绅”阶级，开启士大夫“合群”（结社集会）的风气，参加“学会”的成员，无一不是士大夫和绅贵。因此“戊戌”启蒙的范围仍是有限的，同时为了争得士大夫或绅贵的同情和文持，又不能不偏离启蒙的真义。“五四”虽是继“戊戌”以采的启蒙之业，但它大大地前进了，它显示了比“戊戌”更彻底、更全面、更系统的批判理性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五四”已不像“戊戌”一代知识分子那样局部地反传统，而是把中国既深且久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他们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礼教掀起了最猛烈的冲击，给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以强有力的震撼。“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是同宗法等级观念互为冰炭的；科学则是同封建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蒙昧主义相对立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正是以民主来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以科学来反对封建迷信和盲从，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用科学的精神打破“宗法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义、不合理的信仰”的。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天经地义”，“振古如斯”的“万世之至论”——以家族、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以无情的打击，“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即是这个时代精神的最集中体现。“民主”与“科学”的提出，是五四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真理、探索中国致富致强之道所达到的最高成果，也是对前此的启蒙要求的总结，它真切地反映了“辛亥”后的时代焦渴与需求，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横扫专制与愚昧的两面所向披靡的旗帜，对中国人民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的作用，无疑是“戊戌”难以伦比的。 “戊戌”而后启蒙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场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变革，它在思想上的宣传也是围绕着争取政权，所以文化上的启蒙工作，同盟会的《民报》还赶不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那时的学堂、报刊、著译等启蒙要著，革命派也比立宪派做得少，如“戊戌”时期创办起来的作为新文化教育事业重镇的京师大学堂和商务印书馆，大抵仍是以立宪人士为核心；又如梁启超的论著，严复的译书，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启蒙意义，也是革命派所不及的。把启蒙运动推向较高的形式，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不只是广泛地输入新学理、新文化，而是在打破重重旧枷锁，为新文化的传播铺路；更重要的是竖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一切以此为准则，合乎民主与科学的则提倡、推广；反乎民主与科学的则批判、摒弃，为建立近代国家、近代民族和做一个近代人找到了奋斗目标。然而我们并没有能够实现它，想做得更多一点也不可能。其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又有新启蒙运动的提出，除了对“五四”要求的重申外，并没有增加什么，而且更多地着眼于政治上的启蒙。 三 启蒙运动是近代化的精神准备，是推动近代化的精神力量。中国兴起了多次启蒙，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的断续与艰难，同其近代化的曲折是相倚伏的。十八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迎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完成欧洲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势如破竹的。日本从兰学、洋学的启蒙到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虽也经历了若干风浪，但总的说来，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与政治、经济的近代化是相伴前进而步步实现的。东西比较，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经历了“戊戌”的倡导，经历了“五四”的激扬及其明确的航程，终未底于成，蒙仍然很多。除了千百年小农经济的积习和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梗阻外，有两点明显地抑制和阻滞了启蒙的普及和深化。 （一）政治的冲击。启蒙是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又是与政治变革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但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每每为满坑满谷的旧势力所敌视，也往往为正义而盲目的民族仇恨与民族■愤所排挤、所淹没。这说明近代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群并没有能够跳出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彻底地反省、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认同，又必须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自尊心；一方面要反抗外来侵略，阻遏接踵而来的外力扩张，另一方面又必须向西方学习，迎着时代的浪潮迈进；这的确是深刻的矛盾和冲突。民族情感、民族义愤与启蒙运动的展开，与资本主义近代化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相反，深深扎根于传统小农社会土壤之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大树之上的义愤往往淹没启蒙的声浪；由救亡图存引发的民族主义的高扬与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的民主主义的结伴而行，其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这严重干扰了启蒙运动的正常航程。西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一巴掌把维新派打下去，也遏止了思想上的启蒙运动，这是势若汪洋的传统势力对方兴未艾的启蒙的反动；而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满怀怒火，罪及一切西事西物，则几乎扼杀了启蒙的生机，这是正义而盲目的民族义愤对启蒙的排拒。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突出的政治使命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使如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这样充满战斗激情的政治启蒙读物，在其高于一切的反满反帝的政治口号下，也掩盖了对文化启蒙的热忱与追求；同盟会宣言及其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文字，无不反映了对文化启蒙的淡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军阀们拾起孔学的反击，固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考验，但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它还来不及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前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破旧仍有兴趣外，解放个性、追求理性的启蒙要求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而以后的“突出政治”对思想文化的启蒙就更为虐待了。政治需要智慧，有时又纵容愚昧！ （二）所有站在思想前哨的猛士，从“戊戌”到“辛亥”到“五四”及以后的岁月，只有极少数的个别人能坚持韧性斗争、始终不懈；大多数人都由激昂而冷漠而回归，回归虽不无矫枉之处，但大多是何必当初的忏悔。他们激昂得快，在政治的冲击下，在外界的迷惘和诱惑中，他们的落差也很大。这除了说明儒学传统无孔不入的侵蚀力外，还说明了启蒙者本身摆脱不了传统的束胸绑腿的羁绊。过去我们对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和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已经谈了很多，其实何止他们！这里我想举一个不太典型而意味深长的事例来说一说。1917年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而名噪一时的胡适，也算是站在新文化运动前列的人，“五四”运动后不久，在学术上便拉起“整理国故”的旗号，继而又创办倡导整理国故的《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不仅自己埋首于故纸堆中，去发见文字的“古义”，而且引导青年置身于国事之外、躲进“国故”的蜗庐里。六年之后（1923年），他应人之请，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有工具、思想、文学三类书二百部。二十多年前作过《西学书目表》，说了“古之人惟恐变夷，今之人惟恐不变夷”的梁启超，嫌其不全，跟着也开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比之胡适的书目有增无减。一个说是“最低限度”，一个说是“入门书”，可谁要想读完读懂这些书，只能做“髫年识字，皓首穷经”的老儒生。单以他们两人都开了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精装四厚卷）的字数来说，就足以压倒梁启超那个《西学书目表》的三百多种书。继胡、梁之后还有别的人提出的国学书目，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开列国学书目的旋风。风自何来？请看朱启钤当年写的一段文字： “欧战告终，美故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主义，和平之声，充塞寰宇，欧陆士流，追恫战祸创夷之巨，亦颇歆羡东土礼让之风。法故总揆班乐士（Paul Painlene ）者，素尚儒术，尤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已任。”这就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的西方科学破产、等待宁静的中国文化去医治创伤，去拯救、超拔大海对岸那边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好几万万人。这几乎成为中国人士一时乐道的国际要闻，大开国学书目的活动即由此而来。从梁启超的西学、国学先后两个书目不难找出其心态变化的轨迹。 由于上述的政治冲击和人物落差很大，无论“戊戌”后或“五四”后，都出现了启蒙的间歇状态。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的研讨中，许多年轻学人提出了文化断层或断裂说，而以“五四”后作为显著的史例。所谓文化断层或断裂，就是新陈代谢中内因在和外来的干扰所产生的历史“返祖”或新陈错位的现象。 “戊戌”早过去了，“五四”也早过去了，现在已进入了历史的新时期，已在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但我们是在没有取得或完成启蒙运动的胜利踏上新的征途的，启蒙的任务仍十分繁重，中国的大地上还有许多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心态和行为，文盲、半文盲就有二亿之多，抵得上一个超级大国的人口；单以《解放日报》发行的《报刊文摘》而论，刊录的仅是部分报刊披露的世态，已有多少因愚昧造成的罪恶使你惊心动魄，尚有多少正在被愚昧和迷信捉弄的人们，从乡村到城市又有多少愚昧的网络在包围着不愚昧，不要说“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远是我们的未竟之业，就是“戊戌”的“开民智”也仍是我们的严峻任务。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一个伟大的新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是政治运动，抢救教育、爱护教育、发展教育是现代启蒙的基石，它需要的是物体自身的经常运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不是社会主义。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