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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话语，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在迄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许多原来局部的地区性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普遍化、全球化了。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由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众多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以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为载体、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为标志的“现代化”必将被超越，作为这种世界体系和现代化继续的“帝国”和“全球化”也必将被超越。 在纷繁的历史与现实当中，诸如跨国公司与WTO，卫星通讯系统与互联网，温室效应与“京都议定书”，金融危机与难民潮，核泄露、核废料转移与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活动，从西雅图到罗马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针锋相对的“达沃斯”与“阿雷格里”，甚至恐怖袭击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禽流感与SARS，以及更多的英文缩略语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AI（多边投资协定），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性的词汇，数不清的各种系列丛书、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从而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歧义百出的解说纷至沓来。细心的研究者指出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等不同流派，辨析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趋同等概念之间的差别。但也有许多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用语含混，甚至把它（以及与它有关的“现代化”）当作方便贴、随意贴的标签，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ey（全球胡话）”。[①] 例如说21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国之内所剩下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②] 之类，大概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面对喧闹得让一些知识精英忘乎所以的全球化声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唤起人们对真实世界既有经验的记忆。 一 王思睿先生认为“全球化”应当与“现代化”同义，所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特定时段：“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王文以“人类文明主流”为利器，回答了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什么是“理想的世界秩序”（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等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③]王文提出要“以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取代静态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然而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些静态的指标体系所能涵盖的。现实中一国的现代化虽然以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等为指标（这也是追赶型现代化计划发展的产物），其首要目标却是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一般是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无论通过革命还是改革）。既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大体可以用两种索取或征服来概括：其一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或征服，其程度可以用一些指标体系（如生产力）来显示；其二是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强国对弱国的索取或征服，迫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所造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激烈国际生存竞争甚至生死搏斗，一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败，曾经演出并且仍在上演着无数令人回肠荡气、大喜大悲的活剧。这些都是难以用指标或数字确定的动态的历史进程。王文还提出：“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这“两个取代”其实是难以并列的。从现代主权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和国际法的创立者格劳秀斯开始，国际法就被规定为防止和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纷争的一整套规则。无国家不成其为国际，而有国家则必有国家法（宪法及相关法）。 “全球化”的本义和基本特征是“超越国界”，亦即侵蚀直至消除现代化的基本载体——国家，以及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侵蚀直至最后消除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这是“全球化”对“现代化”的否定，也说明二者不仅有时段上的差别。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早已为世人所憧憬。这样的全球化用一句中国老话说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然而直到今天，这些都还只是“理想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全球化。现实当中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削弱，甚至导致达伦多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有人坚决地转向追求比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更加狭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④]更不要说前苏联、前南联盟和非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带来的惨剧。 曹天予先生则把全球化看作是现实中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式。他强调：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扩张，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扩张，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部分都吃掉；然后向外扩张，先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在又有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确切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曹文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认为它只能为政治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张目，不利于汇入人类文明主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⑤]曹文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革命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为基础立论，立场可谓鲜明，但也有一些尚未解说清楚的地方：既然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继续，为什么不联合一切被剥削被控制者予以反对？面对“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某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不许它在一些地方造成诸如加强剥削、损害生态和人性、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后果，同时却默许它在另一些地方继续制造这样的后果，如果民族主义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那又如何解释某一个或一些群体“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正当性？一句话，如何利用将会造成上述直接后果的全球化来实现发展中的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在已经写了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笔下，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实是同义语。约瑟夫·奈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里则使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年间的全球化”等概念，并这样写道：[⑥] 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 来自美国农业大省北卡罗莱纳的考克莱尼斯教授也认为：全球化迄今也还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当时，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使得全世界的农业联系更紧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⑦]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16-17%；此外，19世纪末列强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军事基地，强权进入全球性争夺。[⑧] 鉴于上述事实，乔姆斯基的以下总结应当被认为是可信的：“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多么‘全球化’。”[⑨]这些史实和关于它们的论述，或许还都可以用来佐证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甚至本来就是同一过程。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在大英帝国一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化/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就已经遭遇强有力挑战。美国学者司马万以实例说明了当时自由贸易对德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威胁如何助长了容克地主的政治影响。[⑩]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英国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挑战，结果不仅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这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终止，而且是规模同样空前的世界范围的“30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身陷其中的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二 如果只是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如果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只为仅占全人类少数的“伦敦的居民”们所享用，这样的“全球化”自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就已有之。但这里还是有一个逃不开的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让我们先来回顾“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一段历史。 16世纪大西洋贸易随美洲航道的开辟而兴旺，很快取代地中海而居于日益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地位。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丧失以后，荷兰人主要依靠发达的大宗海上贸易、金融业和部分的工业化，在西北欧世界捷足先登，率先崛起。17世纪（严格地说是1580-1670年间）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其间荷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时就被称为“在后人看来也可能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1650年比之1510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翻一番；工业中物资资本和能源有可观的增加；17世纪头40年里，荷兰人和涌入荷兰的移民的各种发明创造，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创新爆炸”；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之和还高出30-40%；1700比之1500年，荷兰的船舶吨位增加了10倍，1700年的荷兰商船队超过50万吨，为同期英国商船队吨位的3倍，西班牙、英国、法国甚至意大利也要部分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船舶。造船业是这个时期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但荷兰也不乏其他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工业部门，诸如居于欧洲首位的亚麻纺织，造船业带动的帆布与绳索的制造、船锚浇铸、木材贸易等分支部门，酿酒、制糖、制盐、榨油、殖民地产品的加工，以及陶瓷、印刷、精密仪器制造、钻石切割与琢磨等需要专门技术的新兴工业和对能源——蕴藏丰富的泥炭的开采利用。 以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创立为标志，这个时期的荷兰还第一个进行了“金融革命”。各种银盾、金盾和外国货币的自由流通，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金融革命”领先于英国的同类变革（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随英-荷金融联系紧密而出现）几十年，更领先于美国200年（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出现）。正因为有如此辉煌的成就，1650年的阿姆斯特丹被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称为“世界的中心”。[11] 17世纪荷兰的发展则被认为造就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The First Modern Economy）”。[12] 荷兰的崛起与荷兰的独立和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紧紧相伴。“尼德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荷兰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13]跟其他国家一样，荷兰崛起的历史也是构建荷兰民族国家（nation-building）的历史。荷兰率先跨入近代世界始于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革命”。荷兰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时代”，很长时段由一场断断续续的“80年战争”(1568-1648)相伴随。1579年信奉新教的北部大部分地区和城市建立乌特列支同盟，1588年北部七省成立联省共和国，是为日后荷兰王国之雏形。尼德兰革命和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兴盛的基础，被称为“欧洲世界经济体发展的转折点。”[14] 与“联省”同时代的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583-1645）在他的《编年与历史》中详细记载了其过程。 围绕17世纪荷兰经济是否可以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荷兰民族国家建立与否或建立程度的认识上。发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荷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权性质，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核心问题。独立运动中建立的联省共和国不是一个集权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关注公民利益的反专制主义的政体”。正是这样一种既有分权又有集中的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对17世纪荷兰的崛起，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人评价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荷兰资产阶级将改革恰好进行到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过分中央集权化。”[15]赞成“第一个现代经济体”之说者还可以提出很多理由，包括新教对统一尼德兰北部的作用，因为“宗教是16世纪民族主义的代名词。”[16]持不同意见者以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为代表。她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第二章以“17世纪的伟大例外”为标题，专门讨论17世纪荷兰“与欧洲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不谋而合”的“第一个经济奇迹”。但她坚决反对将联省共和国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理由是：17世纪以后荷兰经济发展没有能够持续下来，根源之一就是联省共和时期的荷兰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不具备整体竞争性，因而缺乏必要的支持现代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17] 尼德兰革命成功，对当时欧洲和海上世界的霸主——兼有西班牙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王（皇）位、领地囊括了除法国与意大利部分地区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外的整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损失。由于荷兰是个商业王国，对外贸易尤其是殖民地贸易极为发达，这就决定了独立的荷兰必将与哈布斯堡帝国发生商业竞争。荷兰夺取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当西班牙与丹麦密谋要封闭松德海峡时，荷兰海军派出50艘军舰为荷兰商船护航。荷兰还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在美洲、西非劫掠西班牙、葡萄牙（1580年以后西葡联合）的商船，驱赶其商人，仅据1602～1615年的统计，10多年里荷兰人掳获西、葡船只就达545艘。在“30年战争（1618-1648）”期间，荷兰海军多次击败西班牙舰队，确立了荷兰在英国之前的海上第一强国地位。1621年新建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是大打出手，派出成百上千的武装商人，协同荷兰舰队骚扰西班牙海军，抓获西班牙的商船，侵吞其巴西殖民地。荷兰把战争与商业竞争合一，不断扩大海外权益，很快成为世界贸易的霸主，至少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建立了“荷兰统治下的和平（Pax Netherlandica）”。[18] 西方学界曾经有关于祛除“国家”范畴的讨论，但随即听到了“招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声。沃勒斯坦和吉登斯在现代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前者强调世界性的阶级结构和等级劳动分工，强调体系与反体系运动；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它只是世界体系的诸多结构之一，是全球性单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那些“正在现代化的国家”系由全球经济关系所塑造。后者强调世界体系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强调各民族国家“内部”关系的独特形态，批评沃氏没有解释现代国家如何形成。[19]这个争论富有启发性，但在本文的论域内似可存而不论。本文作者只想以史实说明：在众多民族国家先后形成并随即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而世界秩序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代大背景下，贸易战、关税战、海外殖民利益的冲突最终只能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霸权的争夺和战争，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1609年以后，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荷兰度过了30年左右比较顺利的发展时期，经济出现“奇迹”。但率先革命和崛起的荷兰马上面临继起革命和崛起的英国的挑战。1651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旨在对付荷兰中介贸易的“航海条例”，随即爆发英-荷战争，而且接连打了三次（1652-53，1665-67，1672-74）。1672年英法联合入侵荷兰，法-荷间的关税战也达到了高潮。这个时期的荷兰实行了被当代人称为“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法国人为抑制荷兰造船业而停止出口帆布。荷兰人短期内生产出足够的亚麻帆布，满足了自己的需要，甚至取代法国占领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市场。17世纪最后30年，在英-荷激烈的贸易竞争中，荷兰人凭借高储蓄率和低利率等等，仍然保持了对英国人的优势。[20]威尔·杜兰在他的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给这个时期的荷兰以极高评价：从1555到1715年，荷兰先后抵抗了西班牙和英国的进犯。在列强侵略的重担之下，它仍旧继续不断地发展商业、科学和技术。[21] 三 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在几百年间充斥着国家之间流血和不流血的冲突，继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总是要从经济、政治、军事上挑战既有的霸权。这些在历史记录上都应当是没有异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框架里被表述为和平与战争、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国家兴衰与霸权的周期性更替。金德尔伯格等则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表述了这种不平衡性：领先国家在某个时间被他国在“赶超”过程中赶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考虑的是世界经济是否必然逐渐形成等级结构，是“国家生命力”的类似个人生死的周期，而不是谁现在位居“第一”。[22]霸权是如何更替的，为什么一些挑战者成功而另一些挑战者失败——这些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要提出的是，在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际体系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在仍然由“丛林法则”支配的大国、强国激烈争夺之下，看不到出现“理想的世界秩序”的希望。如果非要把强国对弱国、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的“边缘”地区民众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全球性的霸权、对峙、战争等等也说成是一种全球化，那只能是霸权和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imperialism），即帝国主义从地方性势力演化成世界帝国，演化成对整个世界的统治。 1997年，针对美国国内民主衰退和总统主张由美国主导世界的“新秩序”说，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茨·舒尔曼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要人们警惕美国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和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更早些时候，还在两霸激烈对抗的1974年，他就著书提出：世界正在走向一种由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中心所控制的全球秩序。[23]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两霸对抗结束，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状和未来持乐观态度者开始高扬普遍主义和“历史终结”论，以经济、文化和学术的全球化为当今世界顺之者昌、拒之者亡的大趋势。悲观者、保守派则大讲“文明的冲突”，甚至认为今日人类已经进入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告终，但它并未如人所预料的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或许进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更为危险的时代。[24]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扩大，为了平衡既有的纯粹归结为资本与商品流动的失衡的全球化，如何建立全球性伦理或具有普遍性的全球行为规范问题也受到普遍关注。[25]这又引起对全球性伦理的多样解释。例如，从“软权力”角度研究全球化新秩序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名家约瑟夫·奈就认为：“软权力”由控制全球信息流动的社会所控制，其他社会则都要采用该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行为规范。[26] 不管是“软权力”还是硬权力，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看来都得承认：作为历史与现实进程的全球化，跟一个控制全球秩序的“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中心”关系密切。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心：是理想的“全球共同体主权”？还是历史与现实中的大国强权？上述弗兰茨·舒尔曼的演讲还反复谈到：2500年以来由大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这暗示某些新兴帝国可以延续并成为长久的世界秩序——世界王国（world realm），用中文表示即“天下”。这些话和前引“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说，使笔者不由地想起了一段关于中国从战国时代列强并立到秦灭六国混一天下的野史。场面宏大的中国影片《英雄》，讲了两个胸怀亡国破家之恨的赵国剑客从千方百计刺杀秦王到主动放弃刺秦、最后双双舍生取义的故事（秦王不因其放弃暗杀活动而赦免他们，同伴也不会原谅他们）。放弃的原因不是仇恨消解，而是他们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粹——书法当中直接或间接地悟出了剑术的最高境界——“心中无剑”和“不杀”的道理，此外还有明显地是秦人的后代强加于两千年前的两个普通复仇者的“天下”观念。这当然不是信史，但不妨当作一个耐人寻味的隐喻：一统天下其实是可以有不同方式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文化”，攻城略地杀人如麻以求造成“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琅琊台刻石）是“武化”。这“两化”其实在当代世界一直并行也一直冲突着。如果说古时还没有天下大同和平达成的条件，古人还不懂人类社会平等合作和平发展的道理，积两千年的智慧、理性和数百年（特别是近百年）大规模战争造成巨大破坏伤亡的惨痛教训，人类还能让以武力和霸权凌驾于一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吗？“春秋无义战”。当今的罗马帝国和某些依附于帝国的国家所发动的难道都是“正义之战”？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难道不是美国介入中东的首要战略目标？连年的巴以流血冲突中以色列的强霸作为，不是连美国也时有批评吗？ 说白了，今天的全球化也存在着不同路径的对立和冲突，存在“两种全球化”之争。在两个对立阵营与两个平行市场早已结束、现代世界体系无孔不入、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回到跟世界经济与政治隔绝的状态。但全球化如何“化”，由谁来“化”，仍旧是一个一切关心人类和地球未来的人们都应深长思之的问题。 四 有人形象地描绘了“全球化的颠峰状态”：前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因司机醉酒而亡于车祸。司机是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人。骑着日本摩托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他们到一条法国隧道里。车祸发生以后，抢救者是美国医生，用的药则来自巴西！[27]由于现实中“国族认同”(nationalism)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还没有被另一个仍处于想象中的全球共同体认同所取代，许多人心目中的全球化还只限于经济领域，因而以各种方式强调“经济全球化”。[28]但“全球化大叙事”的全部内容显然不是全球经济或者世界市场所能涵盖的，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和面向全球化的各国首脑高峰会议议程，也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即使仅以经济论，实际进程中的由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众多亚非拉国家当下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亚洲内陆和海岛的许多地界正在恐怖与反恐怖的战火中颤抖，经济情形不说也罢。仅以非洲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压力下，大部分非洲国家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依照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结构调整”的改革方案，走上了市场化和全球化之路。由于背离国情，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在此形势下，60年代已经走向低潮的、强调恢复“自信”、“自强”的泛非主义重新兴起。[29]笔者曾于1996年9月赴桑给巴尔参加“南-南发展历史研究交流项目（SEPHIS）”年会并顺访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发展研究院，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结构调整”方案的负面评价、对政府官员、跨国公司乃至提供调整方案和贷款的世界银行、IMF的批评。年会上的一些发言则很像车祸发生以后人们对醉酒司机和“狗仔”追踪者的训斥，还包括对无力回天的医生和所用药物的指责。借用《帝国》的一个隐喻，“正是药品本身威胁到病人的生命。”[30] 联合国在1974年就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要求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以保证持续的稳步加速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随后，一个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领导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在比较了全球巨额军费开支和少得可怜的发展援助、列举了遍布世界的贫困和饥饿以及环境灾难、恐怖主义之后，呼吁正视“危险和挑战——战争、胡乱、自我毁灭——的全球化”，正视“毁灭还是发展”这一紧迫的人类前景问题。[31] 但根据联合国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分别占世界人口1/5的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的人均GNP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0的60：1，1997年进一步扩大到74：1；而这几十年正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32] 将这类言辞借用于今日世界，不是太平盛世学者优游偃仰之余故做的“危言”，而是对现实人类生存状况和危机的至为贴近的描述。斯蒂芬·克莱斯勒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中，以墨西哥为个案分析了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困境和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国内状况和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很脆弱。市场导向的制度虽能给它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全球经济的波动会威胁到它们的国内政治稳定。[33]乔姆斯基也以墨西哥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华盛顿共识实验失败的最新例证。这个国家曾被视为他国应当学习的榜样，而今却有一半人食不果腹。1994年元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同一天，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印地安农民揭竿而起。《协定》被起义者称为是“给印地安人判了死刑”。起义者的要求具体而明确：“为了争取工作、耕地、住宅、食品、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平和和平”。[34]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比墨西哥更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由魏地拉政变（1976）开始的7年是面向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在阿根廷盛行的时期，其“成果”却是对阿根廷财富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开放商品市场，造成许多民族企业破产；开放资本市场，纵容了国际金融资本在阿根廷的猖狂投机活动。1983年恢复民主制度，经过几次“正统的”、即新自由主义的调整之后，经济形势再次失控，资本加紧外逃，国际金融机构又见死不救，以致造成超高通货膨胀，国内局势空前混乱。1989年正义党梅内姆政府上台执政，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提出了一套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由于“世界生产体系全球化阶段的内在逻辑是非调控和向世界贸易开放的持续不断的进程”，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发展战略已经行不通。为了“适应以美国霸主地位的确立和经济体系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国际现实”，梅内姆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放弃过去的国家工业化方针，按比较优势原则把农牧业食品专业化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以此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分工体系。结果却是：曾在20世纪初位居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6位、人均GDP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80％的阿根廷，在一个世纪后成了一个“灾难国家”——经济负增长；高达1500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人均GDP降至2100美元，比近1个世纪前的3 797美元几乎减少一半；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阿根廷不但不像世界银行几年前曾经预言的那样是“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而且正在沿着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仅仅好过拉美5个最穷国。[35] 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常常有人祭起“贸易自由主义”的旗帜，攻击“贸易保护主义”。且不说“贸易自由”作为一种“主义”的普世价值几何（恩格斯就曾指认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惟一大工业中心这种假设上的”[36]），如果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现实中，其实很难找到纯然的两种“主义”者——向往自由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受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威胁的领域，不得不实行或者要求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而高唱“贸易自由”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发达国家，也常常对自己的某些部门高筑壁垒。日美之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法国农民将拖拉机停在高速公路上示威反对削减农业补贴，所争的都不是什么“主义”，而是各自在国际贸易中的现实利益。无数事实证明，那种只要求别人遵行的贸易自由“主义”，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强大的金融业为武器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迄无明显成果。支配整个世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乔姆斯基和他的朋友称之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事实世界政府”的核心）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的一系列理论，一种背弃古典自由主义的起码的“结果平等”要求、如不加以限制将会导致永远的状况不平等和民主终结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37]遵循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所有经济体（特别是所有发展中的经济体）都应当向整个世界（可以读做“发达国家）全面开放，允许资金、商品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仅看今日世界市场的区域性分割，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狼烟四起的关税战、贸易战，就可知道这些在眼下还做不到。其中，一种必要然而特殊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全球自由流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自由流动，其实现更是遥遥无期。即使“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也势必超出经济范畴，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问题。而在由发达国家指定规则和基本上由发达国家国界所限制的劳动力要素非自由流动条件下，理论上的“贸易自由主义”是很容易演变成为实际上的“贸易帝国主义”甚至“经济霸权主义”的。 五 如前所述，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跟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并驾齐驱甚至更早。然而，“全球化”成为“在任何讨论中都显然无法避开”的一个“幽灵”（乌尔里希·贝克语），毕竟是最近10多年来的事。正如贝克所指出的：[38] 制度转变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全球化。宣传制度转变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或者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对立力量的不自觉的、隐蔽的、世界范围的联合：跨国康采恩、跨国的社会运动以及跨国组织中的跨国活动的专家。90年代的制度转变甚至使主张改善世界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大行其道。……下述思想或许是全球化大叙事的出发点：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乘着“一如既往的”现代化的风帆，我们启程向“印度”航行，到达了一个世界（社会），那里存在着尚不熟悉的、尚未探讨的、“非领土化的”社会领域的制度，…… 先不管贝克是如何质疑“全球化大叙事”本身的，这一“出发点”已经把问题摆到历史学研究者面前：新千年之交的世界历史真的又一次出现了“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的大转折吗？进一步的追问是：从现代化到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巨轮是如何在连续与断裂之间运行的？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有关论述。 巴勒克拉夫强调：必须把当代史看作是一个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独特的历史发展时代。他以1890年（标志性事件是俾斯麦下台）至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之间的70年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水岭。分水岭的一边是“现代”，另一边则是尚处在开始阶段的“当代”或“后现代”。为了说明两者的差别，巴勒克拉夫引述罗素的话“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并宣称“我对历史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他甚至提出“在我看来，连续性决不是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历史因果联系方法或发生论方法就不是一种适合于作为研究当代史的工具，而当代史学家则谋求确定当代史的特性，并确立当代史有别于先前时代历史的准则。”[39] 帕尔默、科尔顿用“大灾变”概括20世纪世界的大变革。“大灾变”指的是“一场猛烈的变化，使地球表面突然地、广泛地改了模样，因此它就是一切剧变，特别是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化。”《近现代世界史》的这两位作者强调：1914年以来人类世界就一直处于这种大变革的支配之下——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大萧条，纳粹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核能的发展，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帝国的衰亡和新国家的出现等等，“改变了人们还认识不到的现代人类社会的海岸线。就此而言，使用‘大灾变’这个词并不为过。”[40]吉登斯对20世纪的观察则强调战争和核威胁等“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阴暗面”。例如，20世纪到八十年代末为止，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比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都要多得多。据此，他批评了此前的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乐观态度。[41] 贝克所谓“尚不熟悉的、尚未探讨的、“非领土化的”社会领域的制度”，在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近年风行全球的著作《帝国》中变得清晰了。种种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后现代”论、“灾变论”在这里也有回应。早就有人说过：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则是美国世纪。现在又有人说：“现代是英国的，后现代是美国的。”[42]不管是赞美者还是诋毁者，人们都把美国看作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的主宰。《帝国》的立场则与既往者皆不相同。 既然资本主义如世界体系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开始就在发挥着世界经济的功能，强调全球化的新颖性是否误解历史？《帝国》的回答是否定的：“对资本主义根性中的普遍性和普遍化维度的适当注意不应蒙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对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中全球权力关系中发生的转向或断裂视而不见。”[43] 全球化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帝国主义方式支配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延续，或者叫“帝国主义的自我完善”吗？也不是。当今世界正在向“帝国”靠拢，全球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向。“竞争和冲突已为一种单一力量的思想所取代，这种思想控制、决定了它们的全部，赋予它们一致的结构，并以一种普遍的、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的权利观对待它们。”[44]这样一种全新的权利观，既是《帝国》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帝国》的基本假设就是“帝国”的出现。它不是国际社会科学界早先普遍接受的、以那个建立在传统合法性上而其解体曾导致西欧漫长“黑暗时代”的罗马帝国为原型、疆域广阔而又有一个生杀予夺皆属的权力中心的“帝国”概念，[45]而是一种崭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殖民制度已经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障碍也最终坍塌；国家主权正不断衰落；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已经过时。“帝国”才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秩序。帝国没有中心。它的权威模式是卢曼的系统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混成品，或者叫做“没有政府的统治”。帝国拥有普遍价值观。伦理、道德及正义都被投入新的维度之中。帝国没有疆界，因而也没有边境。与帝国相伴的是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容易地越过国界。这是一个为资本所建造的流畅的世界，“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之为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46] 依《帝国》所说，帝国——这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真正统治了整个文明世界。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一个位于历史之外或历史终点的体制；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寻求直接统治人性；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最后，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帝国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帝国——尤其是古罗马的帝国权利传统——之特殊，在于它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帝国境内天下和平，帝国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公正。帝国概念被发展成一部在指挥指导下的全球交响乐，一种维持社会太平、产生伦理真理的统一力量。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必要时惟一的权力者被授予必要力量发动‘正义战争’，在边疆上打击野蛮民族，在境内镇压反叛。”“从任何意义上讲，正义战争都已不限于自卫或抵抗，……它已变成一种自己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活动。”[47] 本书的主题是“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具体论及“正义战争”时却一再提到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美国。但这里更像是在说美国最近这次以反恐和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尽管它是本书出版两年多后才发生的事。这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约瑟夫·奈批评“单边主义”危害美国霸权的一篇文章，标题中就有“新罗马帝国面对新野蛮人”。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一场战争中，美国就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第一次全面行使老罗斯福早就声称的“国际警察力量”的职责。“9.11”以后美军更是“单边”地“依照个人主义方式”[48]承担起追剿恐怖主义的正义之师的角色，甚至将其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命名为“无限正义行动”。问题出来了：一个超级大国独行其事地发动罗马帝国式“正义战争”、成为在全世界“打击野蛮民族”或“镇压反叛”的“惟一权力者”，需要不需要得到某种全球或国际律法程序的授权？如何保证“正义战争”不会变成非正义战争？连原则上并不反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认为只有美国才是今日世界毫无疑问的主导力量、而且“我们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和金融上，也体现在军事和科技上，没有哪个国家堪与我们匹敌”的金融“大鳄”索罗斯，都批评美国现政府里“极右派理论家”主导的战争决策，担心“两种设想——美国霸权和美国作为开放社会的领导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它们之间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我担心一旦美国谋求霸权失败(这也是注定会失败的)，追求国际开放社会的努力也会被放弃。”[49] 一边是“永久而普遍的和平”，一边却有大量无辜者在不断地浴血——难道真如塔西陀所说“他们制造杀戮，还称之为和平”？回头看看冷战结束以来的整个世界吧！看看前南联盟各国的战争、连年的以巴冲突、“9.11”以来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看看非洲的种族仇杀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一边是世界市场凯旋式的扩张，一边是连天的炮火。这哪里像是“一场和谐的音乐会”[50]？而被许多善良的人们寄予和平和正义希望的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是这一“全球交响乐”的指挥！“9.11”以后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义，对外将美国至上的一国利益打扮成普世利益，对内则削弱“四大自由”和社会公正，将支持它的部分国内利益打扮成国家利益，甚至助长白人种族主义抬头。难怪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谴责“美国与帝国”的特稿，认为美国不仅多年来就是一个帝国，而且具备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征；认为“9.11”以前美国就出现了要求采取激进的对外政策的“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帝国主义者”，“9.11”以后在新的氛围下产生了更为武断、更愿意单独行动的民族主义。[51]在国家林立的现代世界，如果依照罗马帝国的传统，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对帝国的潜在威胁，而威胁就足以成为帝国对其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理由，那么，这个据说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回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从今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决策层的言论来看，越来越多的这类对美国帝国的批评或疑虑，并非空穴来风。[52] 面对这些，我们是否还应对全球化的现状和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或者充满信心？《帝国》回答：是。因为应当向前看！尽管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尽管这无疆界的帝国和有边界的美国有些让人分辨不清，但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已经走到头的“现代性的美好年月”感伤怀旧。现代性的遗产是自相残杀的战争、无法想象的暴力、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等等数不清的悲剧。帝国的构建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拒绝一切重温旧梦式的政治策略，比如试图复活民族国家以抗衡全球资本的努力。不能以保卫地方性的左派策略去反抗全球化。全球化帝国同过去相比所具有的先进性，正如马克思宣称的资本主义跟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相比所具的先进性。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全球化并非是单一的事情，而是多种类型的进程—— 这些进程不是统一的、单一的。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一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再次引导它们通往新的目标。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的交流的政治组织。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以及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物的斗争，将因此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发生。通过这些斗争和许多酷似它们的斗争，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53] （以上《帝国》引文中的黑体着重均为引者所加。） 强调在“帝国”范畴内构造“反帝国”直至“穿越和超越帝国”，这是《帝国》超越过往的种种全球化论述和反全球化论述之处，也是它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通过这些论述，《帝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新趋势，世界历史的某些部分（全球权力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剧变或质变，或者叫重要的转向或断裂。然而疑义也在这里出现了：如果说原先在现代时期主要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建构的世界，创造和加强了不同的全球空间的僵硬的分界，阻碍着资本劳力与货物的自由流动，并由此而必然妨碍了全球市场的充分实现，那么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国家与国家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真的就要消失了吗？“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真的已经“清楚地互相融合”为“一个平稳的世界”？[54]竞争和冲突已经为一种“单一力量的思想”所取代了吗？当年康德所憧憬的世界永久和平即将成为现实？全球性的“一致结构”很快就会形成？——答案可能都是否定的。赫尔德等就指出了新千年之交的全球政治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世界秩序，与中世纪跨国家和超国家的权威结构有相似之处，是“一种现代的、世俗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某种普遍的政治组织的对应物。在那样一种体系中，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或国家在统治某一部分基督教众的意义上拥有主权；每一个统治者或国家都必须与下面的诸侯和上面的教皇及神圣罗马皇帝分享权威。”[55]回想以下欧洲中世纪史就可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一个充满变数的不平稳的世界！ 对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称之为全球化的障碍。然而，以相互对峙竞争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索取为标志的“现代化”必须被超越，作为这种现代化的继续的“全球化”也必须被超越。否则，人类社会无法摆脱遭受毁灭性破坏的风险，地球的未来没有希望。理想的全球化状态应当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地球村里各个角落的发展如同百川汇海，人类利益的获取与欲望的实现如江河在疏浚的河道里轻松自然地流淌。迄今已有的现代化进程和我们已经遭遇的“全球化”，却是继续进行着早已为中国古代仁人所厌恶的“以邻国为壑”。国与国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份额的争斗未见减少，人类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破坏也未见变弱。相反，许多原来局部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普遍化、全球化了。对这种“问题的全球化”，赞扬之鼓吹之或者企图阻挡之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开阔视野，着眼于那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面纱尚未完全揭开，两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就开始告诫人们要充分认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批评各种前资本主义的怀旧情绪，并预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将在反抗和颠覆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们的预言尚未实现，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形成了新的全球化趋势。21世纪依始，两个分别来自欧、美的学者发表了《帝国》。影响广泛的《帝国》已经被称为“新《共产主义宣言》”或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56]《帝国》寄希望于帝国内大众（multitude）的创造力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提出了“反帝国”、“穿越和超越帝国”的历史任务。虽然如何组织如何斗争如何超越如何使理想变成现实都还是问题，无论如何，对于期盼未来“大同世界”的人们，这里还有一线光明。 19世纪下半叶的旧金山湾东岸，一群美国学者准备为一所新生的大学的所在地起名。正在众人或凝视大洋或注目海湾踌躇苦思之际，突然有人想起了百余年前英国大主教伯克莱（G. Berkeley）的一句话：“帝国的疆界正无限延伸！”。于是，大主教的名字也就成了大学所在的地名。“帝国的疆界正无限延伸”——当年曾经以芝加哥和敖德萨为其粮仓、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为其牧场、印度和中国为其种植茶叶、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木材、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送来黄金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现在已经是明日黄花，成了经常要被带头大哥拍拍肩膀的小兄弟。19世纪“英国支配下的世界和平”，也早已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轰得烟消云散了。继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是正在或已经变成类似于当年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一个自由、民主、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界确实令人向往。但是，在《帝国》承诺给人类的全球化新希望变现以前，人类社会还要享受多久炮声不断的“美国支配下的世界和平”？历史不能无端被遗忘，严酷的现实更不容无视，否则人们只会沉溺于空想或听信于“胡话”。比之希望何时变现，这历史和现实似乎跟世人的眼下生存关系更密切。 引用文献：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主办的“2004北京论坛”历史分会上的发言，《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第6期连载。） ------------------------------------------------------------------ [①] 参见彼德·A·考克莱尼斯：“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参见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 [③] 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④] 乌尔里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12页。 [⑤] 曹天予主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3页。 [⑥] 约瑟夫·奈 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1-42页；各时段的“全球化”见60页注3、注6等处。 [⑦] 彼德·A·考克莱尼斯：前引文。马克思恩格斯语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 [⑧] 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32-135页，218-219页，267-275页等处。 [⑨]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4页。 [⑩] 司马万（Mark Spaulding）：“1890-1934年间德国农业对世界市场的拒斥”，《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Mark Spaulding ,Osthandel and Ostpolitik. German Foreign Trade Policies in Eastern Europe, 1890-1960, Providence, RI, 1997. [11] F. Braudel: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Life and Capitalism, 1977, p.91. [12] Jan de Vries &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 [14] 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25页。 [15] 参见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 242页。 [16] I.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240页。 [17] 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115-129页。 [18]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6页。 [19]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00-210页；伊·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卷1，23-24， [20]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前引书， 148页。 [2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9，卷8·上，217页。 [22]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前引书，导论。 [23] 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钱俊译，《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Current, and Contradictiona of World Politics, NY: Pantheon, 1974. [24] Arthur Schlesinger,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f Multicultural society, NY:Norton & company, 1992.转引自任军锋著《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20-21页。 [25] 参见赫•施米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附录：世界人类义务宣言”。 [26]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27] 沈宏非：“全球化的颠峰状态”，《三联生活周刊》2004 16期78页。 [28] 随便翻开一本有关的著作就能发现诸如“全球化定义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全球化主要是指商品、资金、信息、人员（部分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合理配置”这样的解释。参见查理•隆沃思：《虚幻乐园：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应小端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0，第6页；约瑟夫·奈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译者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常志霄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一章。 [29] 舒运国：“从结构调整看经济全球化对非洲的负面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0]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16页。 [31] 《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公司翻译出版，1981，8-14页。 [32]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7页。 [33]斯蒂芬·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53页。另见郑振成对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分析，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出版。 [34] 诺姆•乔姆斯基：前引书，12页，97-98页。 [35] 详细的分析请看曾昭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的挑战”，《现代化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出版。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29页。 [37] 诺姆•乔姆斯基：前引书，第4，24-25页，导言第3页。 [38] 乌尔里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3-5页。 [39]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9，15-16页。 [40]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杨慧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下册，1158页。 [41]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页。 [42]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序言，第3页。 [43]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第6页。 [44]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第7页。 [45] 参见S. N. Eisenstadt,“Empir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V.41, NY,1968. [46]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序言第3页。关于“生态政治的生产”见该书第二章。这里的表述多来自福柯：首先是从迫使人们服从的规训社会向控制机制越来越“民主”、控制实现于灵活多边的网络系统之中的“控制社会”过渡。新权力范式即生态权力追随社会生活并吸纳和重新表述之。在生态权力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日益趋向于契合。工业和金融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生产者，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产品与生产者互为因果。 [47]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第8-10页。 [48]《美国传统英语词典》“unilateralism”释义：a tendency of nations to conduct their foreign affairs individualistically, characterized by minimal consultation and involvement with other nations, even their allies(国家依个人主义方式开展外交活动的倾向，以尽可能少地征求他国甚至盟国意见和让他国参与为特征).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the 4th e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 [49] 索罗斯：“美国的世界角色”，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20日，（《银行家》杂志）。 [50]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第1页。 [51] “命定扩张论死灰复燃？——美国与帝国”（英国《经济学家》2003年368卷8337期特约稿，马志良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2]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层新保守主义阵营的谱系及其言论，参见崔之元：“布什原则 西方人文传统 新保守主义”和崔勇烈：“‘民主帝国的多重协奏”，两文均刊于《读书》2003年第8期。 [53]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序言第5页。 [54]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前引书，316-318页。 [55] 戴维•赫尔德等：前引书，121页。 [56] 参见乔万尼·阿瑞吉：“帝国的谱系”（《视界》第10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周穗明：“‘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以及众多文章的分析和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