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亚非学院及其汉学研究
英国的汉学研究源远流长,就学术组织而言可以追溯到1823年成立的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细亚研究会(以下简称亚细亚研究会),赞助人为英王乔治四世;其1824年宪章声明其目的为:调查科学、文学、艺术和亚洲的关系;它早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度,这与印度为英国殖民地大有关系;1834年该会创办了定期刊物。研究会1900年年会确定的办刊方针是:“对人类知识无明显贡献之文一概不予刊登。”这保证了该会的学术声誉。 在该会成立96年之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英文简称SOAS)于1917年创办。应当注意到,两个机构的性质并不一样。可能说它们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更好些。因为如果说亚细亚研究会是一个研究型组织的话,那么亚非学院则是一个兼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其成立“为英国汉学家聚在一起进行长期的集体的工作创造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1917年1月1日亚非学院正式开学。其课程设置主要还是考虑商业需要,即: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则上要服从对实用的考虑和安排。直到1934年,学院本身仍非常重视“为帝国边远各地培养了既能经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员。”他们已开始意识到东方的重要作用和潜在力量:“文明的人类的未来主要决定于亚洲和非洲的人民,这三洲再也不能继续彼此隔绝了,昔日遥远的人们正在国际政治和商业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再也不能对正在东方和非洲发生的事件视而不见。” 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亚非学院的指导思想仍未完全摆脱殖民、英帝国这样的概念。但随着二战的发生、英帝国的崩溃,这种观念逐渐受到冲击和改变。1958年1月,亚非学院院长西里尔·菲利蒲斯在其关于学院在大学地位的演说中,说:“通过我们目前规模尚不大的活动,我们把注意力引向世界那一部分的人们的生活经验上去了,在那里世世代代为探索和健全人的精神世界做了如此巨大的工作。”亚非学院终于由政治而学术,由政府工具变为独立学术研究的机构。1947年,斯加勃罗指出:“亚洲学的研究必须在英国文化中占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这个地位还得不断扩大。”如果说剑桥大学以古代中国科学和文明研究而著名于世,牛津大学则以道教研究独树一帜,那么亚非学院在早期中国文化、近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则占据过领先地位。在英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中,仅亚非学院就占有两个,即《中国季刊》与《亚非学院简报》。前者为当今世界近代中国学的最主要刊物。今天的亚非学院在英伦大学中有其特殊地位,它是所谓“英国唯一专门进行亚洲和非洲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拥有200余名本领域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目前是世界上同类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亚非学院目前有3000余名学生,其中超过一半是本科生,本科生中有40%是21岁或以上才开始其学业的。目前学生来源于110多个国家,每4人中就有1人是海外留学生。师生比例为1:12。 目前亚非学院各学系设置包括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艺术与考古学系、发展研究系、经济系、地理系、历史系、非洲语言文化系、东亚语言文化系、近东与中东语言文化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法律系、语言学系、音乐系、政治系、宗教系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系科。系以下分专业。以东亚系为例,该系有三个专业,中文、日文、韩文。其中中文为大专业,当前准备从此中将藏文分出,单独成立专业。 东亚语言文化系汉学研究的教员的专业背景则充分体现了国际化的特色,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各有擅长:如教授兼系主任、专业主任Prof . Hugh Baker是伦敦大学博士,主要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与粤语)、中国社会机构;Mr.CaoQing则是东北师范大学学士、伦敦大学硕士,侧重研究文化中的语言运用;Dr Henry Zhao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在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中西文学关系等方面均有丰富著述;Dr Wang Tzi cheng是台湾苏州大学博士(Soochow),主攻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青年学者,傅熊是奥地利人(Dr Bernhard Fuehrer),他是国立台湾大学学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和哲学,具有相当深厚的汉学功底,目前兴趣是关于司马迁的研究;贺麦晓是荷兰人(Dr Michel Hockx),获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诗学、中国现代文学场,其理论创新视野值得关注。 相比美国而言,英国的汉学显然没有那么景气,尽管如此,亚非学院仍然有其独特之处,在国际汉学界仍享有较高的地位。但强调其成绩和可值得借鉴处,并非是说亚非学院没有问题,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其问题所在: 一是办学的规模格局相对较小,没有大学的那种气度。尽管亚非学院相当成功,而且学科分布也颇为全面,但仍然不具备大学的气度。因为其学科分类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就决定了这点。但作为专科性学院,它还是相当出色的。 二是经济利益过于看重,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其对学生收费相当之高故不待言,包括对外来的访问学者也要收取板凳费,与美国大学截然不同。这一点可能与英国发展“留学教育产业”的思路大有关系。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来此留学者仍络绎不绝。 三是汉学的发展后劲不很明显,将会制约其长远发展。就亚非研究而言,汉学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专业。从国际学术发展和汉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来看,中心无疑是在美国。但英国汉学研究源远流长,传统相当深厚,亚非学院作为其中重镇,自然扮演重要角色。就目前而言,该校虽然有一些后起之秀,但还缺乏像李约瑟那样顶尖型的大学者,能够决定一时的风尚所趋,倘要在国际上取得中心地位,恐怕还须加以时日。 尽管如此,从“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的角度来看,亚非学院的办学方式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尤其是对国内外语类院校来说,其类型有相通之处,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 |
文章出处: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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