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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学”著作何以会形成这样独特的魅力？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做了总结：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他同时提醒，西方“中国学”著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忽视主流历史文献的引证，论述不完整、不深入等。这些缺陷在学术界和大众的一味吹捧中被忽略。正如他在《缺席的中国》一文所说，中国人对于西洋的理论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采取双重标准，仿佛洋人拥有“治外法权”。 这种心态折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研究的过度推崇，也反映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研究上的创伤。 他者之眼：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与书写由来已久 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就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早在元代，马可·波罗亲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见识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与富有，“中国热”在西方逐渐形成。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在书中描摹他们眼中的“中华帝国”。 清末民初，中国门户洞开，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相继发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最先确立汉学研究的是法国，1902年12月4日，法国在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出席者有法国、奥地利、德国、挪威、日本和中国的代表37人，共103人参与大会。这次会议的重要决议之一，就是对中国边疆进行考古探险。 其中，有位名叫沙畹的功莫大焉，后继者称他为“开创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他曾于1889年来华，任职法国公使馆。1907年，他开始在北方进行考古考察，深入中国社会，发现了大量此前没有人注意的考古资料。继之而起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法国汉学家，借用中国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历史与埃及、印度等进行对比，将中国放到世界史的序列中进行考察。 历史学者桑兵认为，近代西方形成的“汉学”研究，是由四裔逐渐向本土转移，即根据边疆的考古资料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研究。这一套研究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他们在感叹西方学者的研究优势之外，也生发出了自身沉重的危机感。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发表《史语所工作旨趣》，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使东方学中心可以从巴黎或者京都移到北京。1929年，陈寅恪在写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赠诗中写了：“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希望新一代学生一洗在西方学者的阴影下进行中国史学研究的“耻辱”。 现在，很多人都推崇民国学者并感叹是“大师以后再无大师”。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背后都有着想要跟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相比肩的责任意识，这其实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学跟随海外汉学研究路径的基调。 西学新风：通俗历史写作冲击本土的空洞论述 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的交流受到阻碍，但在五六十年代也出现了针对西方理论形成的“五朵金花”史学话题讨论，即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古代史该如何分期、汉民族如何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五朵金花”的共同特点是“以论带史”，用中国的史料与事实来印证西方历史模式或理论的某些论断，将西方模式看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而将中国历史和史料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 此后的七八十年代，中国刚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社会秩序、学术研究等都亟待重建，在史学领域，人们早已看腻了由政治主导的空洞的史学论述，急需一股新鲜的空气。 《万历十五年》应时而来。1982年，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有人将这一年成为大众历史出版的元年。在开篇里，黄仁宇以颇具画面感的方式叙述了1587年3月2日早上的情景：“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然……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 学者易中天至今还记得初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撼：“啊！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正是这本书的触动，最终让他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不过，在学术界的某些学者看来，这本书出现了很多事实错误。史学家陈梧桐认为，它对史料进行了篡改，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至今，公众在讨论明史时仍会将《万历十五年》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一位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著作在国内同样畅销，也说明了中国读者对于历史的内在需求。史景迁把断裂的历史资料，通过想象进行整合，将其变成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学者郑培凯所言，史景迁的著作有一种“对人类文化的深刻了解”。 自80年代以来，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引进。汉学研究的书籍也以丛书的形式纷纷出版，其影响至今的就有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等。其中一些著作，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已不仅渗透学界，也成为了大众谈论历史的重要依据。 内外之辩：在外观与内省中重新诠释历史 客观评价百年来，中国从西方以及日本引入的通俗类中国史著作，它们确实有显著的优势。 这些著作都由专业学者撰写，历史撰写也并非目的先行，而是允许历史学者在擅长的领域里尽可能自由地发挥。而且，西方学者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之所以研究中国，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如《哈佛中国史》中有关唐帝国的描述，就将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关注其对外交往和战争的情况。而类似这样的论述以前在中国人的历史叙事中通常只是几句话带过，西方学者却会研究这些事件对于唐帝国和世界的影响。 但是，中国学界和知识界该如何借鉴西方和日本汉学的研究尤其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却值得深思。 比如，开创美国汉学的费正清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冲击——反应”说，现在，这一学说仍旧是很多大众历史著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支撑。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改变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本身并无变化的动力，只有在受到西方入侵打破了传统的平衡与恶性循环后，才觉醒起来，并按西方形象塑造近代中国。但中国学者杨念群注意到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官方史”色彩。它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如此不难理解，为何费正清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府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 早期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近年来内藤湖南的著作在国内广受关注，但史学家张广达认为，内藤湖南所提出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即“唐宋变革论”，其目的在于证明近代中国已经落后，如今日本该对东亚起到领导作用。 诚然，现在欧美和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已经不再明显地牵涉政治，也不会过多从现实问题出发确定学术研究题目。但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这些重要观点，仍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客观性。 时至今日，西方的汉学研究书籍出版数量更加庞大，内容更广博，每个月，中国图书市场都在见证着十几本海外汉学新译本的出现。回望陈寅恪、傅斯年的期望，当代人在心态上已失去了追赶西方思想理论的意识，逐渐在其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但同时，学界与公众的警醒反思与独立思考也已有萌芽。在这场已开启近百年的外观与内省之拉锯战中，中国学者要如何开创出原创的理论资源，对本土的历史进行重新的诠释？大众读者要如何在接受与祛魅之间摆正求知、读史的心态？在下一本海外汉学译本到手之前，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和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