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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革命家，又是共产党人之挚友。他的爱国主义包含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近代化建设思想，及对社会主义前途之探索等内容；其48岁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主要以广州作为驰骋之政治舞台追随孙中山跨越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旧新两个历史阶段，其间曾为中国的共和革命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值此廖仲恺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其奋斗史，就会发现他在民主革命之每个阶段，都有供后人缅怀的不朽勋业，及值得人们学习与弘扬的崇高精神品德。 为创建民国和巩固广东共和政权而奔忙操劳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中的人生成长道路是：由留日爱国志士进步为革命党人，再从同盟会骨干成长为一位职业革命家。这是他紧跟孙中山，在反清救国征途上初显身手——为创立共和民国奔走呼号，及在粤省开始执政、为巩固与建设广东共和局面而奋战建功的时期。 廖仲恺在东京留学初期，曾受孙先生关于广为结交有识之士，“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之重托，为团结与壮大留东学界的革命派力量作出过积极贡献。他于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后，“时与同人讨论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办法”，而成为“奉行（孙）总理主义，努力奋斗之人”。廖在任该会本部之外务干事、会计长及天津分会主盟人职务期间，一方面奉命只身潜往天津设立秘密机关，以联络发动长江流域各有志之士准备义举，另一方面又在《民报》上陆续刊出9文，积极宣扬三民主义。由此可知，其当时为国求学而不忘革命，努力地参与了孙中山和同盟会为创立民国而开展的斗争。 廖仲恺对创建共和民国的重要贡献，尤表现在他积极协助胡汉民等开创广东民主共和新局面的工作上。他在广东省军政府草创之际，“常入都督府计事，至深夜而出”，为政府各种机构之设置或完善出力甚多。其当时实为开创广东政坛共和新局面的有功之臣。 廖仲恺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后的近两年里，先后担任过财政司副司长、司长兼省国税厅（处）长等职，肩负起了为共和革命政权当家理财之重任。他以致力于恢复粤省财政金融，稳定“广纸”信用以安定人民生计，及力求本省收支平衡以奠定建设基础等项理财工作的出色成效，保证军政府在袁世凯辈已窃取了革命果实的政治逆境中，仍能正常运转并有所作为，而为巩固广东地方共和政权再立新功。 在此应指出是，民初之广东军政府是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之重要组成部分。廖仲恺当时站在巩固共和民国的高度，努力攻坚克难地为它当家理财，且工作卓有成效。这足以说明他对辛亥革命运动——特别在民国初年广东政坛上之建树与贡献，及其早期努力为民主共和事业奋斗的精神风貌。 在创建广州护法与统一基地的战斗中愈挫愈奋 在1917-1923年间，孙中山曾三度开府于广州，进行旨在维护民国“临时约法”与合法国会，及重造南北共和统一的护法斗争。廖仲恺此间紧随孙之鞍前马后，为广州护法与统一基地的开辟、重建和巩固，及南方各省捍卫共和制斗争之开展，殚精竭虑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其成为“孙中山荷包”——重要经济助手的阶段，也是他在艰难顿挫奋战中与时俱进，政治上走向成熟之时期。 在1917-1918年孙中山为讨伐段祺瑞专制卖国，而首次南下广州开府进行第一次护法的斗争中，廖仲恺为广州护法基地的创立出过大力。他在1917年夏间，一方面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另一方面又以孙中山名义作担保向外商借入现款计1392700元，供海军舰队及大批护法议员南下之用。这才保证了国会议员护法舰队官兵，能于8月如期在广州集会，拥戴孙中山在9月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开展护法斗争。 广州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廖仲恺即应孙电召由沪返粤，于9月25日出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并代行财政总长职，担起了筹措政饷等费以支持孙政府护法的重任。他此间多方设法筹款拨充政费与军饷：如其继续动员南洋华侨饶潜川等捐款助饷；其协助军政府外事部门与沙面领事团交涉，争得每月盐余税款约40万元收入；其呈请非常国会批准，由财政部筹饷局发行公债券获款1555万元。廖的这些理财举措，有力地撑起了孙中山主持之第一次护法斗争——广州护法政府有此财力支持，不仅能保证机构有效地运转，而且还得以唤起粤、桂、湘、滇、川、黔等省党人进行护战斗争。这期间，廖还拨款资助孙先生创建了一支“援闽粤军”，而使西南各省之护法香火得以延续下去。 第一次护法于1918年月5日失败后，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抵达上海，积极为重建广州护法基地出力。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曾几次从财力上支持陈炯明壮大驻在闽南的粤军，并奉命往返于沪漳间、敦促陈部及时从漳州回师西进收复广州。这使孙中山能于1920年11月返广州第二次开府。廖在此间先后受命担任过广东省财政厅长、民国政府财政部次长与署理财政总长等职。面对广东财政这个烂摊子，他知难而上、努力工作，陆续采取了稳定金融、筹措政饷等费的多项应急措施，如整顿广东银行以统一纸币，并维持兑换券的信用；以告令条例规定：各县的田赋、厘金及税款等项，应“随征随解，一俟月终核结，即行扫数清解”；拟出整顿田赋办法，核定各县之赋税后一律招商承投；以及发行广东善后公债券500万元，并借入少量外债，供政府收束军队和整顿财政急用等。廖部长的上述各项理财举措实施后，终使全省之金融财政得以恢复，广东的政局也因此趋于稳定。同时，他还为孙中山发兵讨桂和北伐，提供了数以千万元计的军费开支，进而扩大了护法革命基地。然而可恨的是，这一切却被陈炯明部1922年6月的叛乱断送了。 第二次护法夭折后，廖仲恺再次离穗抵沪与孙中山会合。他此间先后携款前往福州与泉州，积极协助孙发动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联合由滇、桂军等组成的西路讨贼军，东西夹击叛匪陈炯明，以为再规复广州出力。当1923年1月西路讨贼军杨希闵部火速驱逐陈贼、捷足占领羊城后，孙中山遂于3月在广州第三次开府执政。廖仲恺在日后孙先生宣布抛弃护法旗帜，另谋以俄为师、重新开展救国斗争期间，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左右，一道踏上了迎来新民主革命曙光的革命新征程。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廖先生在大力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护国，尤其是长达六年的护法斗争中，的确建树了可圈可点之革命勋业。孙领导进行的护法运动，既是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尾声，又延伸到新民主革命的发轫。廖这时深刻体认到孙先生的护法要旨，成为协助其反对南北军阀、捍卫共和与统一民国的得力助手之一。他以长期的不懈奋斗，既为力争完成旧民主革命进行了最后拼搏，又在新时期紧随时代步伐前进，决志再为国民革命建功立业。 为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高潮之勃发忘我奋战 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和国共联合战线领导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廖仲恺先后出任广东省长、大本营财政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工农两部部长及黄埔军校党代表等十几个要职，积极领导与组织党、政、军、群各方力量“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在竭力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之同时，又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勃发做出过全方位的重大贡献。这是其由孙之重要助手与战友，成长为民主革命领袖和导师，一生中建树之革命勋业达到光辉顶峰的时期。 对于廖先生这一时期之重大贡献，此谨举其荦荦数大端以飨读者： 第一，廖仲恺晚年的伟大功绩，首在赞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联合战线，并使之日趋巩固而成为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有人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固为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中山先生所决定，然助此事业的完成”“不辟劳怨用了十二分的努力赞助孙先生的，廖先生实为第一人。”的确，廖作为孙的第一助手，参与了此改组工作之全过程，并在关键时刻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如他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对大会通过宣言、党章和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28日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之会上，其以一锤定音之发言，保证了这允许中共党、团员跨党的新党章获大会一致通过，而使国共合作成为定案。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又始终站在左派立场上，为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和捍卫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终于努力地开创出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新局面。 第二，廖仲恺此间的第二项重要功绩，是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和建立党军。有人指出：孙先生“决心创造党军和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当时为这事出力最大、功劳最高的，实为廖先生”。这完全是实情。首先，廖在蒋介石于1924年2月21日擅辞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后之关键时刻，毅然受命挑起了筹办黄埔军校的重担，因此而保证了全校师生能于6月16日举行军校成立典礼。其次，廖在军校党代表任内，切实贯彻军事教学与政治教育并重的办学方针：他在实际工作中，既依靠共产党人周恩来等，抓好军校的政治教育与法规建设，又大力提倡师生开展对军事科学之研究。再次，廖于1924年9月，遵孙的指令着何应钦等着手组建军校教导团事宜。当11~12月第一、二两个教导团相继成立时，他亲自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为它们选配了各级党代表。还有，廖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后，更尽心尽力地关怀这支党军的发展壮大：他在教导团于4月扩为党军第一旅时，亲自兼任党代表；随后其又促使该旅相继扩建成党军第一师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此可知，廖仲恺从黄埔筹备直至党军成师，实始终综其成。正是由于他的培育，这支以黄埔教导团为骨干而扩建壮大起来的军队，才能在日后的东征、北伐战斗中，以鲜血和战功谱写出国民革命史的新篇章。 第三，廖仲恺当时的又一功绩，是其在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及广东省长等职任上，大力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为唤起、领导和支持广大工农群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倾注了很多心血且贡献巨大。他为使国民革命运动有坚实之群众基础和努力奋斗的主力军，从协助孙先生制定与颁行大政方针，及身体力行地进行组织发动等方面入手，全心全意来扶助和奖掖广东的工农革命运动。国共人士对此有口皆碑，或谓：廖先生“成了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第一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奋进”；或曰：他始终“秉承总理的农工政策，努力于农工的组织、训练、指导……从而使农工在革命政府统治下，得以积极（参加）革命。”刘少奇更因此而称颂说：“廖先生之所以伟大，实即如此。” 第四，廖仲恺的再一大勋业，是他先后参与领导并组织广州革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战斗，以此沉重地打击了内外敌人。《广州国民日报》刊文列举出七项“廖先生革命事迹之最著者”时，其中有四项属此范畴，即“（三）平定商团之变，（四）肃清东江，（五）削平刘、杨之乱，（七）……此次帮助省港大罢工尤力。”注重开展对敌斗争，的确是他晚年在革命舞台上领导与组织演出的重点与精彩剧目。这些反对英帝国主义等，及其在中国之代理人买办阶级与西南诸省军阀的战斗，皆获得了胜利。它们在给了内外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同时，还对促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及其后将之建成为国民军北伐之后方基地，起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综观以上的论述可知：廖仲恺的一生，是爱国革命和与时俱进的一生：他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对祖国始终饱含着深情的爱，并将心怀国事、情牵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化作了救国拯民的革命践行；他作为杰出之民主革命家，一直认为“革命实在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并因此积极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和国民革命中，而在征战中屡踣屡起，愈挫愈奋，从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挚友，在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坚定地与中共党团员及广大农工携手并肩战斗，开创了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运动勃发的崭新局面。总之，廖先生20多年的革命实践活动，皆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紧密地联在一起；他在此奋进之过程中，由孙中山麾下的一员骁将而进为其得力助手，最后成长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指导者和杰出领袖人物。因此，人们在其身后皆称颂之曰：“廖先生实为国民革命之柱石，反帝国主义之导师”，他是“我们最勇敢、最忠实的革命领袖”。总之，廖的确以毕生之奋斗，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建树了不朽的勋业。我们今天来纪念廖先生，既要缅怀其伟大的革命勋业，又更应学习与弘扬他的爱国革命、忠诚坦荡、勤政实干、廉洁奉公及俭朴亲民等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因为这些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政治财富，至今仍激励着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而奋发向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