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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启超病逝前的数年间，带病超体力、超负荷地劳作，特别是一次误诊，大大缩短了他的生命。从肾脏手术至病故，只有三年多时间，梁启超却以惊人的毅力，创造出卓越的成就。 摧残梁启超身心最直接、最严重的，当属北京协和医院对肾病的误诊。 1926年初，困扰已久的便血越发严重起来。2月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的病还是那样，前两礼拜已见好了，王姨去天津，我便没有去看。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很多人都劝他去医院诊疗，他不以为然，还调侃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都没有，精神体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在动手术之前，梁启超始终没把疾病当回事。 1926年1、2月因便血加剧，先入北京德国医院诊疗，2月18日写信告诉孩子们：“我这回的病总是太大意了，若是早点医治，总不至如此麻烦。”3月，转入协和医院，诊断为“右肾生瘤”，遂于16日割去右肾。“然割后血仍不止。”到了8月，病情仍没有想象中的好转起来：“病虽未痊愈偶然便带哑色，但已非红非紫”，还安慰孩子说：“比前次确减轻许多，年余之痼疾，本非三数日所能全治，但药之有效，已灼然矣。” 伍连德医学博士很快就知道割去右肾是误诊引起的:“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了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伍连德对梁启超“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他还下了戒令：“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这次意外的误诊和医疗事故，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但无论病情多严重，忠告多严厉，真正的工作狂若无其事。自己说：“大抵我这个人太闲也是不行，现在每日有相当的工作，我越发精神焕发了。”在他给子女的信中，每每隐瞒身体每况愈下的现实，总以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来安慰儿女们。 身体稍有好转，便欣喜若狂，致二弟梁启勋信中说：“返津服药状况大佳，赤焰净尽，其清若镜，味甘如醴矣。”接着就是无休无止地工作。 繁忙沉重的工作，压得梁启超喘不过气来。1926年10月1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这几天忙得要命，两个机关还有两位外宾，一位日本清浦子爵（前首相，旧熟人），一位瑞典皇太子（考古学者）。天天演说宴会，再加上学校功课，真是不了。”繁忙中常常忘却自己有病在身，“天天被王姨唠叨，逼着去睡。现在他又快来捣乱了，只得不写了。” 同年12月10日《致梁思永书》说：“我近来真忙，本礼拜天天有讲演，（城里的学生因学校开不了课，组织学术讲演会，免不了常去讲演。）又著述之兴不可遏，已经动手执笔了，（半月来已破戒，亲自动笔）还有司法储才馆和国立图书馆都正在开办，越发忙得要命。”繁重工作拖累了未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时睡眠不足，小便偶然带一点黄或粉红，只须酣睡一次，就立刻恢复了。” 1926年末特别忙碌，“前两礼拜几乎天天都有讲演，每次短者一点半钟，多者继续至三点钟。”次年1月2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因为清华寒假后兼行导师制，每教授担任指导学生十人，大学部学生要求受我指导者已十六人，我不好拒绝。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燕京学生比清华多，他们那边师生热诚恳求我，也不好拒绝，真没有一刻空闲。” 1927年2月23日《致孩子们书》信末说：“今日我格外的忙，下午讲了两个钟头，晚上又讲了两个钟头，现在也有点疲倦了，下次再谈吧。”3月29日《致孩子们书》说：“我十天前去检查身体一次，一切甚好，血压极平均，心脏及其他都好，惟‘赤化’不灭。医生说：‘没有别的药比节劳更要紧。’”无论医生的劝告有多严厉，有多重要，都无法阻挡梁启超的工作进程：“近来功课太重，几乎没有一刻能停，若时局有异动，而天津尚能安居，倒于养生不益哩。” 至3月，肾脏手术满一年了，月底，梁启超去协和医院住院“切实检查一番”。1927年4月2日《致梁思顺书》说：“据称肾的功能已完全回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他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此亦老生常谈。”没想到这位大学问家，在医学、病理学、养生学等领域，知识如此贫乏。不遵医嘱，后果自负。几天后的信中 道出苦衷：“我近来旧病发得颇厉害。……本来近日未免过劳……在学校总是不能节劳的。”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清楚的，6月14日信中说：“你爹爹已经是上年纪的人，这几年来，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 1927冬季，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对身体伤害极大。11月14日致梁启勋函说：“日来旧恙微发，大抵因连作两文之故。（一、《〈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二、张子武《〈墨经通解〉序》）”12月12日，再次证实医生所说过劳的危害：“我的病本来已经全愈了，二十多天，便色与常人无异，惟最近一星期因做了几篇文章，（实是万不能不做的，但不应该接连着做罢了）又渐渐有复发的形势。如此甚属讨厌，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次日，给梁思顺的信说：“我的体气底子本来极强，这点小病算什么。况且我已经绝对采用你们的劝告，把养病当一件大事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又告诉女儿：“近来著述之兴大动，今晚本又想执笔，被王姨捣乱干涉。”看似挺矛盾的信前信后，实际不矛盾，梁启超“养病”只是说说而已，著书立说才是首要。病情无情地加重，梁启超没有预感到所剩余的时光不多，他劝在加拿大的女儿不要急着回国探亲，说：“外交部又不调动你们，你索性等到我六十岁时才回来祝寿也不迟哩。”一贯乐观的梁启超，认为再过五年才六十岁，过六十大寿是理所当然的事。 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12月17日致梁启勋函说：“昨又小小发烧，静眠廿余小时乃愈。老态渐露，动辄有小病，殊可厌也。”月底再函：“吾数日来旧恙又剧发。” 在国外或身边的子女无不规劝父亲以养身为重，工作的事可缓就缓。梁思成事后说：“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 梁启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清楚的，1927年7月1日给梁启勋的信说：“至于病的远因，恐怕总是因为一个腰子，分泌力到底差些，所以易出毛病。”自1928年起，身体每况愈下，发病不断。 4月初，“头晕接连两日，呕吐只一次，今日已全愈了。原因是在四五日前，精神太好，著述兴味太浓，一时忘了形，接连两晚破戒，晚上也做些工作，以致睡不着，而早上又已起早惯了，因此睡眠不足，胃的消化力便弱起来（头晕全是胃的关系）。”过劳导致头晕呕吐，都是旧疾隐患、体弱多病的表现。 6月中旬，还是因过劳，“因为批阅清华学生成绩，一连赶了三天，便立刻发生影响，真是逼着我做纯粹的老太爷生活了。”万般无奈之下，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和国立图书馆的工作。 辞去国立图书馆馆长职务，还继续操劳《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1928年8月28日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这件事我本来做得津津有味，但廷灿屡次力谏我，说我拖着一件有责任的职业，常常工作过度，于养病不相宜。”此时的疾病已相当严重了，“一个不提防，却会大发，一次发起来虽无妨碍，但经两三天的苦痛，元气总不免损伤”，所以“已决意容纳廷灿的忠告，连这一点首尾，也斩钉截铁的辞掉”。 国立图书馆的职务是6月辞去的，同时，还辞去清华研究院的工作，在5月8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述说心中的极不情愿，想继续撑着。“清华研究院到底不能摆脱，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虽不能摆脱，亦无妨，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 仅过了四个月，10月17日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讲述自己因医治痔疮，却“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泄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两礼拜继续吃，若吃完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信中特别思念大女儿思顺：“我在病中想她，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到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这是《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刊载的最后一封家书，梁启超期盼的明年北戴河的家庭团聚，最终未能实现。 二 国内军阀混战，党派争斗激烈，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 梁启超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书》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 这些团体或个人，百般纠缠，耗时耗力，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梁的态度是：“多数人——尤其是南方的智识阶级，颇希望我负此责任，我自审亦一无把握，所以不敢挑起胆子。日来为这大问题极感苦痛，只好暂时冷静看一看再说罢。”过多的纠缠，使得梁启超身心疲惫。 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对儿女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梁启超对人对己都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国家大事：“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 在纠缠、烦恼、失眠、无奈中，梁启超并没有逃避，而是寻求解决办法，终于想出了应对方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确信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梁启超还是以他一贯的做法——以著书立说来“救中国”，他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 纵有众多事物纠缠梁启超，令他烦恼至极，可他还安慰子女说：“我虽然为政治问 题很绞些脑髓，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又要看学生们成绩……” 家事、同事，也是拖累梁启超身心健康的原因之一。 1924年9月13日，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悲痛万分。1926年9月26日，最小的儿子思同出生（王桂荃所生），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给梁启超打击很大。 1927年6月，清华研究院同事，同为导师的王国维因厌恶时局，含恨自尽，梁启超说：“竟为恶社会所杀……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为这伤心事，梁启超“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他本想在暑期做些政论文章，却遭到好友“蹇季常、丁在君、林宰平大大反对”。 可是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没有流露出丝毫地心情不爽：“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每星期有五天讲演，其余办的事，也兴会淋漓。”梁启超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事业：“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三 仅1926至1928年三年间，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有：1926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先秦学术年表》《荀子评诸子语汇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等；1927年《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书法指导》《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928年《辛稼轩先生年谱》等。 梁启超生命中的最后数月，“专以词曲自谦”，忙于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托人寻觅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回到天津，“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1928年11月27日再入北京协和医院医治，病情不见好转，又发现新病，加以身体虚弱太甚，遂卒不支，于1929年1月19日在医院逝世。 梁启超留下许多未尽手稿，一部分是在患病期间起草的。梁思成说父亲“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虽至临终之前数日，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画”。《饮冰室合集·专集》目录中，列有《残稿存目》，达二三十篇之多，有目无文。笔者在整理编纂《梁启超全集》的过程中，努力追踪梁启超的残稿及佚诗佚文，终于看到部分残稿的“真相”。 《梁启超年谱长编》称：1904年“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中说：“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接先民謦欬，深为所感。动为史裁所限，不能悉著录也。乃别著《中国之武士道》一编，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 梁启超自1901年起“有志于史学”，作《中国史叙论》一文，次年作《新史学》一篇，“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中国通史》的准备和指导思想。他在《新史学》里面的主张，多采西学新说，加以先生的识见超卓，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至1904年，《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这是梁启超早先计划编著的《中国通史》，曾改名为《中国民族外竞史》现又改为《国史稿》，并准备付印。在给蒋观云的信中说：“拙作今题曰《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日间亦将印第一编，待丛稿就理，更当亲赍记室，乞先生一叙，乃付梓人也。”尽管这样说了，但没见《国史稿》公开发表。在残稿中，发现的情况是这样：《国史稿》，是“残稿”中的“长篇”，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书写，共四十四叶，每叶正反面，每面十三行。首叶署“新会梁启超述”。 笔者所见《国史稿》共四十四叶，列出： 第一编：上古史。 第一卷：华族东来时代（自开辟讫洪水）： 第一章：传疑时代（神农以前）：第一节：悬谈；第二节：神话；第三节：东来最初之伟人。 第二章：初有史时代（自黄帝讫尧舜）：第一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第二节：黄帝；（第三节原稿缺）第四节：尧舜。 第三章：华族东来时代形势总论：第一节：华苗竞争大事表；第二节：地理开化之次第。 第一编后是第三编（缺第二编），与《残稿存目》同。第三编题为：发展时代。 第一章：春秋概观，与《残稿存目》所示“第三编：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不同；第二章：国土沿革；第三章：霸国政治；第四章：周室略纪；第五章：外族略纪；第六章：楚之勃兴；第七章：齐之勃兴；第八章：齐之霸业。全稿至此结束，全稿约三万余字。 此外，《残稿存目》所示《霸国政治》和《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均找到，前者共六叶，后者共四叶，都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稿纸，据《残稿存目》称：“亦《国史稿》之又一稿。”《国史稿》第三章“霸国政治”，残稿中又发现一份“霸国政治”，两者内容不同，究竟有无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1927年3月10日《致孩子们书》：“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1927年3月21日《致孩子们书》：“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若风声加紧，我便先回天津；若天津秩序不乱，我也许可以安居，便屏弃百事，专用一两年工夫，做那《中国史》，若并此不能，那时再想方法。总是随遇而安，不必事前干着急。”梁启超与梁思永谈论的《中国史》，是否就是残稿中的《国史稿》，或是其增补，有待进一步研究。 《残稿存目》中有两篇年谱初稿，一是诸葛亮，一是曾国藩，特别引人关注。两者皆用“饮冰室著述稿本”纸，与《国史稿》稿纸同。《诸葛亮年谱》共四叶，正反面，每面十三行。年谱起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止于“后主建兴十二年”（234）。《曾文正公年谱》，共三叶，起于“嘉庆十五年”（1810），止于“咸丰三年，公四十三岁”（1853），距离曾国藩卒年尚有二十年，是真“残稿”。 四 梁启超身患重疾，仍然乐观向上，是坚强的信念、对国家和子女的爱支撑着他，他告诉孩子们：“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 在1927年8月29日信中，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在国外学成后早日归国，“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此时思庄正在攻读生物学，一年预科读完，升二年级，梁启超非常高兴，因为此前“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归国，与女儿共同探讨、研究学问。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57岁。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中，重病缠身，又备受工作、党派纠缠，但他仍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三年间著述何止一二部，只是拥有的时间太短，不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年仅51岁，梁启超曾悲叹道：“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若再延寿十年”的话语，同样适用于梁启超。丁文江说:“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他“文名满天下”，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音韵等学科，甚至各类自然科学，他的论述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影响是巨大的。 因此，梁启超的家书——《致孩子们书》，不是一般的家书，而是充满爱国爱家情感的家书。在“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只有祖国强大，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他的“著书立说”，正是为了救中国。 本文引文所涉文献包括：《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世界书局1959年4月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