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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0年前的护国运动可以说是由两个师生领导，梁启超和其得意门生蔡锷。梁启超对护国运动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是护国运动的政治领袖；第二、他是两广护国运动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之一。梁启超主要做的事是推动旧桂系陆荣廷举旗反袁和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与中华民国军务院。 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共和确立，此时流亡日本被清廷通缉13年之久的梁启超也被解除了禁令。袁世凯认为只有和这位当年的“变法领袖”、现在的“舆论骄子”合作，政权才能稳定。他不断电请梁启超回国。梁启超经过天津回国，受到北洋大臣张锡銮、唐绍仪的隆重欢迎，各省欢迎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1913年，梁启超组建进步党，奉行改良主义，反对革命，主张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让国家走上健康民主的发展轨道。梁启超寄希望袁世凯帮助他实现这一建国纲领，因此而竭力维护袁世凯的中心地位。梁启超的忠心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在1913年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中，梁启超任司法总长。他踌躇满志写下了《治国大政方针宣言书》，阐述了他的建国纲领。 但是就在梁启超献计献策，积极参加袁世凯中央政权的过程中，他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野蛮政治思想，明白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温和民主派的开明专制思想也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尤其是，梁启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世凯并非只是想做一个大总统，而是在做着黄袍加身的春秋大梦。他假共和之名，行复辟之实。在用武力击败国民党之后，紧接着又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士赶出内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从袁政府的赞助者转化为袁政府的坚决反对者。他清楚地意识到，只要不推翻袁世凯政权，其治国大政方针就永无实现的可能。梁启超对过去“强调改良、反对革命”的进步党宗旨进行了深刻检讨，从改良党转向革命党。 1915年11月18日，梁启超在敦促党人熊铁涯、刘希陶在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书信中写道：“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修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斲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1915年8月杨度等人在袁世凯授意下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多次以看病为借口从北京来到天津，在“饮冰室”与梁启超商量讨袁大计。当时蔡锷已经被袁世凯密切监视，形同软禁。此次谋划，蔡锷后来言道：“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即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故补注以动天下也。”随后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论者》驳斥杨度等人，揭露袁世凯的野心。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知道这位“舆论骄子”的文章一旦发表的严重后果，花了数以十万计的重金“买文”，就是要让梁启超不发此文。但梁启超毅然拒绝，公开发表。它如一枚重型炸弹，重创袁氏。 二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梁启超草拟的《护国讨袁檄文》，通过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王某寄出，经越南海防、河内邮寄给云南巡按使署政务厅长陈幼苏先生收启后转呈唐继尧。文中历数袁氏罪状，声明：“袁氏对于国家，既悍然不自知其职责，对于世界，复瞢然不审潮流、事会之所趋。其政法上之效绩，受试验于我国民之前者，亦既有年，所余者惟累累罪恶，污我史乘，他复何有？……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剪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以徼福于国民，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这篇文章以《中华民国讨逆军檄告天下》为题，在云南公开发布后，犹如一声震雷，惊醒了世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又走到一起。 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护国战争遂爆发。讨袁护国军立即组织了三支军队：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主力出征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向两广进军；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昆明和准备后援。随后，梁启超在上海频繁函电各省敦促响应云南反袁。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国民党，本应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军，但因“二次革命”失败受重创，孙中山、黄兴及国民党其他军事骨干均潜往国外，故难以起主导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原本主张保皇的立宪党人，反倒成为这场斗争的主将，因一篇《异哉所谓国体论者》而声名鹊起的立宪党魁梁启超，更一跃成为反袁护国运动领导人之一。难怪李烈钧曾问李根源：护国军举义，安用保皇党为？ 三 1916年初，护国战争主要在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与北洋军之间展开。时蔡锷的第一军共三个支队即三个团，仅五千余人，与北洋军数万人相抗，其战斗之艰苦可想而知。护国军第一军入川初期，北洋军尚未进入战斗状态，护国军尚能取得小胜，但当曹锟、张敬尧部署一定，护国军便只能在泸州、纳溪一带与北洋军对峙。主战场如此，贵州王文华率军的湘西战场同样艰苦异常。在战事已成僵局的情况下，梁启超内心十分焦急。他后来回忆：“自从云南起义后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公军又围困在泸州，朝不保夕。我们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觉着除了以身殉国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当时态度最不明了的，就是广西陆君荣廷，我们所盼望第三省的响应，也只有这一处。”梁启超的回忆，如实反映了他本人是如何企盼广西独立的，以及广西独立对整个护国运动所起的作用。因为陆荣廷是西南军阀的实力派人物。 不仅是梁启超明白广西独立对整个护国运动所起的作用。蔡锷曾派代表多次与陆荣廷联系反袁事宜。在云南宣布独立前夕，黄兴也曾致书陆荣廷，劝其“兴讨贼之师”、“救民保国”。护国军兴后，陆荣廷的老上司岑春煊也致书陆荣廷，劝他参加反袁斗争。革命党人林虎、钮永建两人也二进广西劝说陆荣廷反袁。陆荣廷对袁世凯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势力本来就不满。他出身绿林，为人豪爽，有江湖义气，对各派人物的劝说不会无动于衷。但他要窥测时机。当时他最重视的是袁世凯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的态度以及梁启超的进步党动向。当陆了解帝制图谋已引起段、冯的不满，梁已出京，并在天津秘密策动云、贵起义时，在上海频繁函电各省敦促响应云南反袁后，埋藏于心底的反袁之志终于转变为反袁行动。 贵州宣布独立后，袁任命陆为贵州安抚使，令其率部攻黔。陆乘机从武鸣北上柳州，假称率队入黔，调集军队集结于桂中、桂西北一带。他暗地派陈祖虞、唐少慧前往上海，迎接梁启超入桂。陈、唐二人见到梁后，说陆“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梁启超审时度势，决定亲赴广西。他在写给梁令娴的信中说道：“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1916年3月4日，他偕同汤觉顿等弟子及唐绍慧等一行七人，离沪赴港。汤、唐二人先取道梧州赴南宁。梁启超和其学生两人于3月12日从香港乘日本运煤船起航；16日夜间到达越南海防；由海防转移到越北帽溪山庄一日本人开办的牧场里住了十来天，然后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广西，于4月4日到达南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梁启超为避免护国阵营由于思想混乱发生动摇，急电陆荣廷，说明护国运动不专为帝制：“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今兹义军申讨，其大宗旨乃欲为中国服一剂拔毒再造散，不专为帝制问题已也”。梁以同样的电文发给云南、贵州、四川前线护国将领。 四 1916年4月4日，梁启超一行抵达南宁，陆荣廷亲自率水军到江边接船。当地报刊说“入城时全城军民狂涌，非语言所能形容。”当晚，陆荣廷设宴为梁启超洗尘。此时，广西已宣布独立。为何陆荣廷如此重视梁启超？固然是因梁为执牛耳的思想界领袖。但还有另一个原因，陆荣廷起义反袁目的就是夺广东，要夺广东，就一定要得到梁启超帮助。梁启超是广东人，在广东有极高声誉。1915年3月，梁为其父祝寿曾回广东，那时不仅康梁门人，全广东官、绅、商、学各界热烈欢迎之景象，陆荣廷不会不知。梁陆在以下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第一，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第二，逼迫袁世凯退位；第三，在南方建立军务院；第四，力主入湘北伐；第五，恢复《临时约法》。这次相见，陆荣廷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梁启超对陆荣廷评价极高：“陆督豁达诚挚，求诸古人尚未知谁可比，而又极粗细有条理，真国之宝也。” 两广相邻，并有西江横贯其中，交通极为便利。广东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就会给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护国事业留下无穷后患。因此，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梁启超极为重视解决广东问题。陆荣廷一方面电促广东都督龙济光独立，另一方面派大军集结桂粤边界，摆出进攻广东的态势。至3月底，他见龙“依违不决”，毫无独立表示，遂任命朱超群为司令，率部进攻廉州灵山县，迫使该知县宣布独立。接着，钦廉镇守使隆世储也迫于压力“率其部下三千人响应广西军”。同时，广西独立还刺激了广东民军的发展。他们纷纷举行起义，造成了浩大声势。又由梁启超亲笔，以陆、梁二人的名义向广东龙军中的数千云南人发出《广西护国军檄广东境内云南将士文》：“……诸君与袁氏何亲何故？袁氏于诸君何恩何德？乃至今犹在梦中为拼死，死为逆鬼，所为所来？本总司令、总参谋所率雄师，已压全粤，一旦交绥，胜算立见。所以暂不猛攻省城者，一则顾全地方，不欲糜烂；二则念诸君俱属好男儿，将来可以为国家大大出力，不忍遽加鏖杀，同气相残。为此切切檄告，即日缴械投诚，他日之功名未可限量，如或执迷不悟，始终从逆，国法所在，本总司令、总参谋不能为汝等容赦也。”同时发出《广西护国军檄广东军民文》：“……我全粤父老子弟，深明时势，忠义性成，当谅吊伐之苦心，乐扶开济之元气。仰各照旧奉职，毋得荒弃。全粤将校士卒奉职民国，禄养有年，当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正我军人励节救命之日，仰各辨明顺逆，慎择从违。其驻屯省城外各路军队，有保卫地方之责，万勿擅离防地，致酿变端。其城厢内外军队，宜激发天良，去逆效顺，万勿抗敌义旅，荼毒生灵。倘能卷甲来归，自尔同袍济美。”梁启超大名尽人皆知，陆荣廷为中华民国赫赫上将，檄文一发，广东各地几乎沸腾起来，民军蜂拥四起。潮汕等地纷纷宣布独立。广东的中华革命党人活动也十分激烈。龙济光只能龟缩在广州城，就像坐在火山口一样，连连请袁世凯调派北洋军来广东助他平乱。但袁世凯也是坐在火山口上，自顾不暇。4月6日，龙济光只好宣布广东独立，以缓和陆荣廷和民军的进攻。但通电中既不责备袁世凯，也不支持护国军。 五 1916年4月初，梁士诒来电以帝制已经取消为由劝护国军息兵，梁启超在复电中断然拒绝“试就四年来所蕴毒所造孽以推例，将来岂犹谓有一线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四暮三，何关大计”。 龙济光独立后，广东战事暂停。梁启超开始筹划军务院。此时正是护国战争的后期，袁世凯已被迫撤消帝制，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为何还要成立军务院？有三个原因：第一、早在护国战争前，梁启超与蔡锷、唐继尧等人就有成立军务院的初步设想，梁启超与蔡锷在天津密商时就曾设想“侯云贵两广独立，观形势如何，即先组织一临时政府，戴黎公元洪为总统。盖袁氏即以叛国失去大总统资格，依约法由黎公继任也。”袁氏宣布撤消帝制后，唐继尧在致梁启超函中与梁议道：“溯自滇军举义，原以俟袁逆推倒即举黄陂为总统行内阁制，以先生为总理，届时发表，庶不失先后程序。”梁启超以为然，随即四方奔波，致电独立各省总督商讨成立军务院的具体问题。就军务院设立地点、组织条例、人员安排等问题进一步进行详细、具体的商讨。第二、护国战争虽已取得很大胜利，但形势上未必乐观。首先，袁氏取消帝制是迫于形势的缓兵之计。根本目的在于取消护国运动攻击的目标，平息国内外的舆论，以便卷土重来。其次，北洋军3月上旬先后攻占四川叙府、纳溪、紊江一带，并进抵滇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四川战场双方一直处在僵持状态。在军费、弹药、给养等问题上，护国军此时也存在严重困难，单是军费一项，就有燃眉之急。蔡锷在给梁启超的电报中说“前示南洋募款，务恳速予运济百万，以舒眉急”。第三、随着独立省份的逐渐增多和反袁护国力量的扩大，如何协调和指挥各派反袁势力，集中力量，对袁迸行政治讨伐和军事进攻，也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第四、外交方存在着不利因素。云南首义之后，日、英、俄、法、意等国对袁称帝提出措辞严厉的警告，表示反对，但其中各国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它们对待袁氏复辟的态度是以中国不发生内乱为宗旨。因此，对护国战争的支持是有限的。 从上述形势看，袁世凯虽已宣布撤销帝制，但摆在护国军和各派反袁力量面前的任务仍是艰巨的，他们必须要粉碎袁氏妄图东山再起的计划，解决如何协调和指挥护国军以及各派反袁力量，解决如何争取和扩大反袁力量、使尚在拥兵观望之省起而响应的问题。他们还必须稳定外交局势，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否则“反袁护国、迫袁退位”的任务就会前功尽弃。可见，军务院的诞生实乃护国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 六 1916年5月1日，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故址在今肇庆中学)，公布《都司令部组织令》和《都司令部暂行办事细则》。规定两广都司令统率广东、广西两省军队，管理一切军务，兼筹政务、财务。都司令部置参谋部，设都参谋一人，协助都司令掌管军政、军令。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任都参谋，李根源任副都参谋。显然，这主要是针对龙济光拒不肯让出广东都督一席而设置的。正如《时报》)菊庄通信中所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广东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设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节制，此提高一级以图可以驾驭，特一委曲求全之术而已”。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吴贯因说：“首持此议者为广西军界，而广东各独立地之司令和之，龙氏见桂军及广东独立军皆推戴岑、梁，不敢立异，亦赞成此议。”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成立为军务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鉴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的问题，而其他独立的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的机构，为此，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并草拟《军务院组织条例》。经过多方的活动，滇、黔、桂、粤四省的护国军代表于5月8日在肇庆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的精神，宣布“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所在地暂定在广东。以袁世凯称帝已丧失大总统资格，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但又由于黎正蒙难，应由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然国务院已遭废止，重设须经国会通过，而国会亦不存在，故暂设军务院，主持全国军事、庶政。 据《军务院组织条例》，军务院直隶大总统，统筹全国军机，施行战时及战后一切政务。大总统不能亲临军务院视事时，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以军务院名义行之。军务院实际具有临时军政府性质。军务院设抚军若干人，名额不定，凡独立各省都督、都司令、都参谋及独立各省确已成军有两师以上的总司令，均为抚军。军务院设正副抚军长各一人，由抚军互选产生。军务院内设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参议厅、编撰处、两广都司令部等，关键者为政务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分掌外交、财政、法制等各项事务。由抚军会议裁决庶政。 军务院抚军长为唐继尧，抚军副军长为岑春煊，秘书长为章士钊。因唐继尧不能离滇赴粤，由岑春煊摄行抚军长职权。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梁启超。梁启超成为军务院政治领导人。从军政府公布的组织条例来看，军务院相当于国务院。军务院为各派反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松散结合，也是与袁世凯政府相对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说，军务院的成立实现了各派讨伐袁世凯的力量联合，壮大了护国军的声威，推动了全国反袁护国运动的高涨。 军务院把云南和两广的军队编成护国第一至第六军。总司令分别为蔡锷、李烈钧、莫荣新、李耀汉、谭浩明、林虎。蔡锷第一军和黔军戴戡部已入川，下一步就是大举北上，以实现会师中原的计划。军务院命令驻两广的护国军均归陆荣廷节制，于是陆荣廷以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出征令，分湘、赣、闽三路，加紧对袁世凯进行军事“围捕”。5月7日，陆荣廷乘湖南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之机，亲督陆裕光、马济、林俊廷、汰鸿英等部三十余营入湘北伐，由祁阳进迫衡州(今衡阳市)。为配合陆、望作战，岑春煊命龙济光驻粤北连县、乐昌、阳山等处军队移扎出境，向郴阳、桂阳方面前进。两广护国军数万之众辚辚发动，征尘弥漫，誓灭独夫国贼，豪气万丈！ 七 5月11日，军务院发出第一号布告，开始对未独立各省进行政治攻心：“本院非以现在已独立之各省为范围，而以未独立之各省立界限。此次为国讨贼、实全国民心理所同然，独立之迟速后先，不过地理上一种方便，虽未独立省份其敌忾之心，早已为独立省分一致。故本院组织不采分部主政之形式，惟就军事上之职掌规定抚军资格，一省继起独立，则增加抚军员数。”在军务院致未独立各省的公函中，又进一步力陈袁逆罪孽，号召各党派齐心协力，共济艰难。 在对外方面，军务院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争取各国在外交上对军务院的承认和支持，逼袁退位。军务院成立时，于5月9日通告各国公使、领使“以后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该省军民长官，与各国驻近该地各官厅就近办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务，一概改由军务院办理。”在举国舆论压力下，在军务院的外交攻势下，帝国主义各列强看到袁逆大势已去，不得不忍痛抛弃了袁世凯，美国也停止了向袁政府支付借款。各国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军务院成立后，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袁的亲信陈树藩、陈官、汤多铭等入也宣布独立。独立省份己达八省。未独立各省的护国军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如奉天有辽东护国军的起义，东北有东三省护国军举义，山东护国军组织都督府。 八 为了与冯国璋等势力协调反袁运动，梁启超于5月21日抵达上海，旋赴南京。冯等乃在南京举行会议，谋劝袁退位。袁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然而，5月24日，梁启超在上海给岑春煊写了一感情真挚的信。信实质为一封表明辞职意图的信。梁启超被举为政务委员长及抚军之后，时论或有梁启超钻营官位、怙权贪位之传言，沪上人士颇多攻击者，梁遂写此信向岑春煊表达反袁决心。 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达反袁的决心，也有对人事纷争的担忧。当时广东诸军人事纷争。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但与护国军仍不友善，并在4月12日，发动海珠之变，设伏诛杀前来与会的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其中汤觉顿当时是梁启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视为心腹与臂膀。梁启超在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实在不愿意去贪图什么权力，即便是自己愿意，也没有这个能力。梁此意是为了消除广东诸军的疑虑。揆诸当时情境，对梁有这一疑虑的，或绝不止龙济光一人。从梁启超这些书信来看，护国军内部纷争正多，正如梁启超所抱怨“人之难相与也！吾避世之想益浓矣”。因此，梁启超在书信中，表露出当时已有退隐之心，并且在护国运动尚在进行之时，便屡屡声明此役结束之后，将退出政坛。 当然，这种声明除部分表现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为了免除护国军中要人的猜疑。为了表达自己的反袁决心，梁启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将自己说成是贪恋权势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节，他梁启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说自己“千万死罪”，既“钻营都参谋”，“又钻营政务委员长”，这还不知足，还要“钻营办外交”，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投机钻营的政治小人，梁启超如此自我解剖，自我嘲讽，实在万不得已，他并不是出于谦逊，而是为取得护国军诸将领的信任。意思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被你们任意利用，只要能反袁，你们怎么看待我都行。也正是有鉴于此，梁启超才要在信中表态，等护国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即辞去全部职务。 九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军务院内部就军务院的存废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梁启超认为目前大局已定，当务之急在于巩固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领导地位，要稳定大局就必须结束南北军对峙状态。 他一面督促北京政府尽快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一面主张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度妥协，即撤销军务院。他重申了军务院撤销的条件，即按照《护国军军政府第四号宣言》第十条的规定“军务院俟正式国务院成立时撤废之”。梁启超一向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地方势力过度膨胀妨害中央权威。 为了尽快结束动荡的时局，他极力主张西南地区采取同一立场，支持中央政府。7月2日，梁启超则直接劝说陆荣廷，认为从道义角度出发，肇庆方面应向北京方面做出适当的妥协。地方实力派是军务院存在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就实力和当时的影响而言，实力派中以唐继尧、蔡锷、陆荣廷为声望卓著者。他们的态度对军务院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军务院的存废问题上，唐继尧态度暧昧：时而支持保存军务院，视段祺瑞政府的表现优劣而有所进退；时而主张维护中央政府地位迅速废除军务院。陆荣廷与唐继尧一样为地方实力派，不过他对军务院的态度却更接近梁启超，认为“此次我辈举义，拥护共和，目的均已全达。请由蓂公领衔通电京省，将军务院刻日撤销，使国权统一，恢复和平”。 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正式宣布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等13人联名通电全国，正式宣布撤销中华民国军务院和两广都司令部，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林文俏，学者，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