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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起，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关于斗争的主要方式，人们注意比较多的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相关一些方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于其他努力方式，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应该怎样看待、怎样评价，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本文拟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探讨教育救国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对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试作分析。 近代教育发展历程及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19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改革派发起“自强”新政，倡导改革，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洋务运动初期，改革派是以进行军事工业方面的建设为先导的。同时，他们非常可贵地意识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洋务派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这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是近代新教育的起点。创办学堂的同时，洋务派也注意翻译西学著作。据夏东元先生所著《洋务运动史》记载，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在约40年里共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和教材150多种，颇有影响；京师同文馆初期也组织翻译了西方法律、外交、算学等方面的著作几十部。这些对于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经历了30余年，其自强努力虽然取得相当成效，但是中国却未能避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受惨重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仍是许多人关注的热点话题。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呼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认为这是拯救民族危机，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梁启超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一些官员也中肯地指出教育的重要作用。1895年7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认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同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认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仅十余年，灿然大备。” 这一时期，由于教育的重要性得到更多认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一个高潮： 1895年，在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提议下，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后来的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1897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该学堂是1896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办的）。同年，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设立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与此同时，康有为等改良派还通过办学堂、建学会、办报刊、译西书等方式启发民众，宣传变法救亡，形成较大声势。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旨准颁布的新政中不少是关于文化教育改革的，如废八股改试策论、改革科举制、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新式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允许开办报馆等。可见，甲午战后几年中文化教育改革的势头不错。然而很可惜，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场变革不幸夭折，中国近代化的努力遭受了严重挫折。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略的空前浩劫和灾难，蒙受了巨大损失。灾难之后，国人救亡图存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一时期，一些官员成为教育救国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行者。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书认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能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教育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01年9月，清政府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此后几年中，仅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京师大学堂重新正式开办外，江苏、山东、浙江、山西、湖北、江西、陕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直隶、甘肃、广东等省相继设立大学堂。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又制定并正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制定系统的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05年9月，清政府终于下令废除科举制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1905年12月，清政府中央设立学部，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随后各省设提学使司，各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以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此外，清政府在扩大派遣留学、兴办师范学堂、兴办女学、统编教材、实行强制教育等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此时已临近末日，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以及同时进行的“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被一些学者称作“最后的变革”。不管清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其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 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和评价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教育历程的回顾可知，教育救国是贯穿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既与近代教育发展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对反帝反封建斗争和近代社会变迁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教育救国思潮具有促进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关于反帝方面：由于中国是在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遭到侵略和压迫，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能否顺利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近代出现的新式教育，总体上看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教育，即“西学东渐”。这种新式教育培养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促使人们更新观念，势必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这样就在客观上为反对列强侵略创造了物质条件。“外交以实力为后盾”， 这是古今不易之理。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揭示了只有学习西方、加快发展，才能有效反对侵略的浅显而深刻的道理，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本质的高度概括。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促进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有助于加强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关于反封建方面：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使中国人逐步接受新教育、新文化，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人民的思想观念一旦有了进步，封建制度的弊端就会被发现、被揭露，人民就会提出变革的要求，这就导致社会变革。近代几次大的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事实上都与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水平的提高有必然联系。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新民”说很有创见、很有见地，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举例说，清朝末年，曾经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以留学日本为例，1903年有1300余人，1906年达到12000余人。清末大量的留学生和国内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新的知识结构和新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开展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贡献。教育的发展，人的觉悟素质的提高，绝对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二，教育救国思潮具有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反帝反封建，一个是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就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变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客观的、必然的要求。近代化包涵许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人的近代化总是具有先导和决定作用。任何方面的社会发展，根本上看都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是人在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下不断提高素质，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教育救国思想和实践培养了人才，转变了社会风气，提高了人的素质；人的素质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更进一步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又会继续推动社会进步——这就形成连续的、递进的互动和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变迁，就是近代化。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人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同时，近代化又反映和影响了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变迁都是巨大和深刻的，为社会近代化作出诠释。因此说，近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特殊阶段。 第三，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过去一个时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近代社会的主题只有反帝反封建，因而革命救国被视为至高无上，其他的努力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被认为是价值不大的或者是不宜提倡的，这其实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有社会进化和社会革命两种基本形式，社会进化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影响下经常发生的渐进的过程；而社会革命是在社会进化到了一定阶段，社会矛盾集中和激化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社会进化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前提，社会革命则是社会进化积累的矛盾的集中解决。从经历的时间看，社会革命往往进行时间短暂，因而其变化剧烈，成果巨大且明显；社会进化则是长期缓慢的变迁，其成果不如社会革命那样直接和显著。但是，社会进化和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这是无论如何必须肯定的。而且，无论社会进化还是社会革命，本质上都是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以人为中心，人的素质状况归根结底决定社会的水平及其进程。人的素质从何而来、受何影响呢？既受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也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所以，教育作为提高人的素质的根本手段，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作为社会文明水平的基础和标志，其作用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人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秋基业，教育为本，”这无疑是不刊之论。当我们重视社会革命时，同时应该知道，如果没有先前的社会进化，就不会造成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如果没有教育的功效，没有民众的觉悟，没有民众的自觉参加，社会革命就难以正常开展；一旦社会革命已经发生，那么革命将怎样进行，将取得什么样的结果，革命后的社会怎样建设、如何发展，还是与社会状况、与人的觉悟素质状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这样说：教育的水平决定革命的水平。假如社会革命在是社会进化不充分条件下发生的，是在民众素质未达到应有水平条件下发生的，它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极有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的东西；因此，社会革命结束后必然要求补原来欠下的课。只有补上了，社会才可以继续顺利前进。这里不是怀疑社会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要理性地指出：社会进化也绝不能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承认、必须遵循。列宁在《做什么》文中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由此可见，教育的作用，觉悟的力量，是再明白不过了。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进行了长期的谋求近代化的努力，包括教育救国努力。总体说来，革命救国也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也好，各有侧重，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形成一股合力，推动社会发展；既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近代化的目标，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奠定了必备的基础，显示了历史递进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可以救国，教育已经救国，教育也是中华民族未来不断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