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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的楼道，陈旧的水泥地板，老式的三居室，不足十平方米且被军用折叠床和书桌挤满的书房——这个房间堪称“陋室”。只有堆积在书房各个角落、不同领域的书籍，才隐隐暗示了主人的身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他就是何兆武先生。 何先生居住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已经快三十年了。几年前，清华大学曾想为他换一套大点的居室，结果先生拒绝了，因为书太多，搬动起来太麻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进入何先生温暖朝阳的小居室，几张椅子，一壶清茶，满墙书籍，恭听何先生畅谈他对读书、对学术、对人生的感悟。 自由发掘潜力 “自由”这两个字是交谈中何先生提到最多的字眼。每当提起年轻时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他的脸上就会挂满微笑，陷入对那些老师、同学，以及那段充满着自由氛围的时光的回忆之中。“那时的特点是自由度大，学生有充分的自由。”这是何先生对他年轻岁月的总结。 “自由”在何先生身上最直接的体现是，他在大学期间连换了四次专业。从工程到历史，又到哲学，在一年后又改学外文。这种转系的自由，让何先生对多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了了解，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何先生渊博的学识、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以及今年获得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都应该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有关。 当时，学生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何先生说，他对西南联大时期两位老师的课印象深刻，一位是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一位是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先生。前者教授政治思想史，后者在课堂上讲述二战中的科学应用。虽然何先生并不是这两个系的学生，但出于兴趣，他把两位老先生的课都听了个遍。“是张奚若老师两门政治思想史的课启发了我对思想史的兴趣和重视。”六十年后，何先生在《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这篇文章里充满感情地写道。 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哪怕是专业课，学生也可以不去上。何先生说，他有很多同学，都是选了课，然后到外面去做个兼差，或是做点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到了考试才去借同学的笔记看看，临时抱佛脚，也“有个学分可以毕业”。就连他自己，也常常逃掉专业课去看书，“到了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看一下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去应付考试，老师也给你及格”。何先生每次谈到这种经历，都会笑得尤为开心。空余出来的时间并没有被荒废，而是被何先生用来更好地提升自己。 这种“自由”，充分发挥了个人的兴趣，发掘出个人的潜力。何先生认为，要培养出人才，“不一定要采取严格的形式”。 兴趣指引方向 谈到自由这一问题，何先生同时也指出，自由太多了，“也是不好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定来自外界的压力，“有的人，你不管他，他就什么也不干了”。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担忧的，人们不再自愿读书，而沉溺于“无聊繁琐的世事中”。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何先生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有兴趣。“有兴趣你一下就学进去了。”这是何先生的切身体会。他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但是“根本就不想学，也不听”。结果到了初中一年级，“26个字母我都不认得”。真正引起何先生学习语言兴趣的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一部《翠堤春晓》。何先生极为喜欢里面的插曲《蓝色多瑙河》。“我们就跟着唱，一唱就唱会了。你唱了以后不就把词都背下来了吗？那就学得特别快。学了五年英文连字母我都不认得。看了一年电影，好多歌我都会唱了。”从歌曲入手，他对电影整体的把握也逐渐加深。 靠着这种兴趣，何先生学会了英语。同样，靠着对小说的兴趣，他也很快地学会了德文和法文。“没有真正地去学，都是凭着自己的兴趣，找点小说，找容易看的拿来看，小说本身吸引人，所以学得快。”当人们面对何先生翻译的《历史的观念》、《历史哲学导论》等几十本哲学、史学著作，为何先生翻译作品质量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而惊叹时，何先生总会笑着讲述他的经验——“凭着自己的兴趣是最有效率的。” 何先生对教书育人提出了建议，即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培养兴趣还是重要的，不能强迫。如果老师很严厉地强迫学生，那他就吸收不了，要让他觉得好吃才行。” 同样，针对“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充分挖掘潜力”的问题，何先生也语重心长地指明了道路：“你最好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再顺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有成绩。不过兴趣是重要的，一定要在某个方向有自己的兴趣，那样效率就高。” 基础铺就道路 与何先生的谈话时间有些长了，他的嗓子已微微沙哑。但他仍旧不停地、笑呵呵地讲着，正如他在无数个课堂上所做的一样，想要把自己一生所学所知都交付给后辈。 谈及青年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形式，何先生认为，年轻人应该打好基础，才能坦然面对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学期间，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岗位还不能确定，可是，你要把基础打好，基础打好了总会有用。所以，做学生的时候是打基础的时候，无论将来做什么，你的基础好，就会提供有利的帮助，基础不好，就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