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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就是辛亥革命期间一个很重要的革命团体，它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之际，由在东京和上海的一些浙江籍革命知识分子发起和成立的。光复会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对近六十年来有关光复会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全面回顾其成果，展望其研究趋势。 光复会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对近60年来有关光复会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全面回顾其成果，展望其研究趋势。 光复会研究的文献定量分析 以“光复会”题名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可得，新中国成立后光复会研究的学术论文共计79篇，在核心期刊（北大版）发表52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发表46篇，年论文分布数量见表一。从研究时间上看，1981年、1984—1985年、2004—2005年、2011年—2012年发表的研究论文超过5篇，为光复会研究的热点时期。年研究论文数量占比见图一。  图一 从文献来源的数量分布看，见图二，《浙江学刊》发表16篇，占比20.3%；《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和《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共发表9篇，占比11.4%；《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学术月刊》发表3篇，各占比3.8%；《鲁迅研究月刊》、《民国档案》、《探索与争鸣》、《安徽史学》等发表2篇，各占比2.5%。从来源分布看，《浙江学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等浙江地区刊物发表相关研究文章最多，这与光复会主要活动在浙江，光复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浙江人，核心人物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章太炎(自述祖籍绍兴)、鲁迅、许寿裳、范爱农、马宗汉、陈伯平均为绍兴籍人士，绍兴文史研究繁荣的当今，光复会研究理所当然成为绍兴研究机构和学者最为重要的研究的对象，产出成果也最为丰富。  图二 从研究机构和作者籍贯地域分布来看，绍兴文理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及历史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重要研究机构，三个机构就贡献了34.2%的学术论文。见图三。据文献统计，研究光复会的学者共64位，以胡国枢（5篇）、欧阳云梓（4篇）、潘鹤松（3篇）、姚辉（3篇）、周雷鸣（3篇）、朱顺佐（3篇）的研究成果最显著。胡国枢着重论述光复会核心成员情况和历史功绩，欧阳云梓着重论述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关系；潘鹤松着重论述光复会的地域活动情况；徐嘉恩着重论述光复会的事权迁移；姚辉考证和论辩了光复会的创建；周雷鸣着重论述绍兴籍革命人士与光复会的关系；朱顺佐着重探究光复会群体的思想与风范。  图三 光复会研究文献的文本内容分析 从近60年的光复会研究文献的文本内容来分析，可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光复会基本理论研究；第二，光复会与同盟会关系研究；第三，光复会个体研究；第四，光复会的区域性研究。 1、基本理论研究 基本理论研究上，光复会的性质是研究热点。罗耀九在《光复会性质探讨》（1960）、《光复会性质的再探讨》（1961）中指出“光复会是一个地主士绅领导的反满的革命组织”。作者考察了光复会的领导层与会员成分，认为“光复会的领导层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向资本家转化中的地主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光复会的其他会员以及与光复会有密切关系的群众中也有不少是地主绅商”。作者认为“反满的种族主义观念是光复会的主导思想，也是光复会领导层与会党群众能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李时岳在《论光复会》（1959）中提出“光复会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的观点，认为在民族问题上光复会与同盟会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政体问题和社会改革问题上意见是很不一致的。指出“孙中山对欧美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抱有很高的信仰，而章炳麟却极力抨击代议制度”，反映了光复会领导成员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的立场和观点。 谢一彪《光复会,点燃辛亥革命的星星之火》（2011）、黎霞《辛亥时期暗杀活动与光复会的关系》（2005）回顾了光复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欧阳云梓《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建》（2008）、《革命潮起——光复会的诞生》（2011）、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2012）、谢一彪《再论光复会重组的原因》（2010）、钱茂竹《关于重组光复会的几个问题》（2011）等考证光复会初创和重组的背景和成因等问题。 2、光复会与同盟会关系研究 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关系上，这些研究甄别了两者不同思想来源和文化基因。杨天石等提出同盟会分裂与光复会重建的真正原因是“双方对帝国主义和对民主立宪的态度以及对土地问题和革命策略的看法都存在分歧”的观点。戴学稷等认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阶级局限性。欧阳云梓认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同盟会和光复会围绕着建都地点、政府首脑人选以及筹款方案，发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在于对“三民主义”思想的不同见解。钱茂竹认为“光复会的大本营在越地，领导者大多为越地人士。光复会的奋斗目标、政治纲领、斗争方略和行事风格，光复会人士的人格品质都可以从几千年越文化发展史上找到传承关系，是越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 3、个体研究 光复会个体研究占有较大的篇幅，主要研究成员的活动、思想及其关系。朱顺佐在《略论光复会领袖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梳理了光复会领袖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认为“光复会的成员们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反满的特色十分明显!”罗福惠《陶成章、章太炎革命思想合论》将光复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和章太炎的革命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二人的革命思想异同之处。关于鲁迅与光复会的研究较多，倪墨炎在《鲁迅加入光复会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鲁迅传、鲁迅研究著作、近代史研究著作等文献考证了他加入光复会时间、介绍人等一系列学界争论的问题。赖晨在《鲁迅与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中指出陶成章是鲁迅的革命导师，深刻影响了鲁迅的思想与革命实践。徐锡麟、陶成章、秋瑾、蔡元培、沈复生等光复会成员以及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入研究。 4、活动区域性研究 光复会活动区域主要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以及日本东京和南洋，涉及光复会地域活动的研究较多。潘鹤松、汤仁泽、汤仁泽、王逍、徐嘉恩、屈凤锐在《光复会和浙江》（2005）、《光复会的据点—大通学堂》（2011）等文章中分别剖析光复会与浙江辛亥革命的关系，普遍认为没有光复会的前期失败教训和后续革命就没有浙江光复。 周雷鸣认为“在江苏光复过程中，无论是苏州和平光复，或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即武装起义光复上海、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民军北伐进入徐州，光复会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汤志钧在《光复会和上海光复》（2005）中厘清了上海光复会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关系，指出“上海光复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共同策划，于1911年11月3日举行武装起义，攻克制造局，组织沪军都督府的”，并描述和分析上海光复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的倾轧史实。安徽也是光复会重要的活动地区，张湘炳在《光复会与安徽》（1989）一文中阐释了光复会的著名领袖陶成章与重要成员刘光汉的在安徽的革命轨迹，如在安徽公学期间与李光炯等人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暗杀组织“黄氏学校”，发展了会众；介绍了光复会在安徽曾领导了两次震撼全国的武装起义，即1907年5月26日徐锡麟领导的安庆巡警学堂学生军起义，1908年11月19日熊成基发动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潘鹤松指出光复会在日本东京主要发展成员，而在南洋的活动主要是为了筹措经费。“光复会人到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华侨慷慨解囊，资助革命；光复会人克勤克俭，廉洁奉公，把钱汇到上海，作为起义经费。在江浙光复前夕，陶成章恐经费不定，遍电南洋各埠光复会筹集巨款，接济军需。” 以上这些研究全面系统的反映了光复会在主要根据地和周边省份的革命活动，为光复会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史料。 光复会研究的展望 从光复会研究文献的定性定量分析来看，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颇多，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取得很大进展，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光复会这个革命团体的重要价值；但较之其他革命团体研究，仍显得较为薄弱。将来的研究应该从三个方面去拓展延伸，以期获得更多研究成果。 第一，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大多数作者采用文献分析法，少部分运用比较分析法，而几乎没有采用定量分析法和图像分析法。 第二，拓宽史料来源。进一步发掘资料和广泛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问题。资料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文集，而应包括浙江的地方史料，如族谱、家谱、日记、信札之类，更应包括中国近代众多的报刊杂志和海外史料，主要是近代中国人在海外办的报刊等。 第三，创新研究思路。在研究思路上应尽可能考虑如何“不重复自我”，超越既有的研究，从基础文献入手，从不同学术角度去发现史料的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比如，光复、同盟两会之间留下的一些历史公案，既合作又斗争的历史渊源，光复会诸领袖行事风格和思想认识的异同，研究者不应回避，不为尊者隐，不为亲者讳，只根据经过检验的史料说话。为此应该多比较国内同时代的革命团体，比较革命团体领袖、革命纲领、行为事功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