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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胡文怡写的《认识夏鼐》的最后一节是《考古学泰斗的科技梦》，里面主要讲述了夏鼐先生领导创建碳十四实验室的故事。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创建碳十四实验室以来的20多年里，学科布局逐渐拓展，同时与其他科研和教学机构合作，在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陶瓷器的科技考古等诸多领域都有探索、有研究、有成果。1983年，夏鼐先生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6点期望，其中的第3点就是要继续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到考古领域中来，以解决考古学问题。夏鼐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规划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学科布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从理论方面论述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作为大学问家，亲自开展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结合的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一位学术大师的大思考、大决策、大举措、大手笔在此可见一斑。 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60多年过去，中国的科技考古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前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第三届“交流与互动——民族考古与文物学术研讨会”，给胡耀武教授做的《同位素视角下青铜和铁器时代新疆地区的粟作农业》、陈建立教授做的《早期秦与西戎冶金考古研究》、任萌博士代表杨益民教授做的《新疆吉尔赞喀勒墓地拜火教火坛内壁烧灼物的科技分析》、唐自华博士做的《帕米尔高原吉尔赞喀勒墓地的外来人口和文化交流》、蒋洪恩博士做的《早铁器时代中亚先民对大麻的认识和利用》等报告进行点评。上述这五个报告都是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最新探索。他们依据将今论古的思路，借助于科技检测和分析，有针对性地获取我们肉眼无法观察到的信息，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学背景，科学地研究农业传播、冶金术的发展、宗教信仰、人群交流等问题，这些都是与人的行为有关的问题，都是考古学的问题。把这些认识与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综合到一起，对于我们认识西北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古代文化都是十分有益的。考古学要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上述这些报告所代表的研究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从事科技考古的人员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考古学研究的思路指导下，开展自己的研究，把具体遗址或区域的各类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与这些遗址所属的考古学文化或这些区域所包含的考古学文化的状况结合到一起，归纳其特征并探讨其缘由，即围绕具体研究对象的出土背景及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综合思考研究结果，给出科学的解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力争知其所以然。 从边疆地区或西北地区这样一个地区着眼做研究是以地域为范围进行探讨，从秦人或西戎等一类人群着眼做研究是以族群为单位进行分析，这些研究都需要继续推进。要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2014年出版的《二里头》包含的应用科技考古多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聚焦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的实践和成果亟待推广。我们从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尝试着针对一个个具体遗址开展各个角度的研究。即探讨单个遗址的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状况、当时人的体质状况、健康状况、当时人的生业状况、手工业状况和上层建筑的相关状况等。在考古学研究中，这类科技考古的多角度的基础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多个遗址、多角度研究的基础上，再做更高一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才能取得更加科学、更加扎实的成果。 记得2016年9月参加北京大学的“考古与科学学术讨论会”，主题是考古与科学（科技），探讨这两者是与生俱来的盟友，还是若即若离的伙伴。主持会议的吴小红教授专门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国内长期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陈铁梅先生和王昌燧先生、国际考古界的两本著名杂志Archaeometry（《科技考古》）和Journe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考古科学杂志》）的两位主编和多位国外学者到会发表高论，中外学者都阐述了十分有见地的认识。我认为，“与生俱来的盟友”或“若即若离的伙伴”都仅仅代表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结合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一直局限在“与生俱来的盟友”的框架内，考古学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因为盟友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保持这种关系的各类研究人员不可能完全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按照考古学的思路确立的研究目标。而如果变为“若即若离的伙伴”关系，考古学是没有前途的，这种分分合合的状态必定限制学科的发展。我们今后的方向应该是科技考古逐步融入考古学之中，在考古学研究目的和思路的指引下，科技考古将成为进行各类考古学思考和实践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层次上考虑问题，在具体遗址开展工作的时候，顶层设计就十分重要。我们的考古研究人员要担当起总设计师的重任，除田野发掘之外，要针对遗址的具体状况，组织相关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人员，参与发掘和研究，这是当前正在形成的良好开局。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即从事科技考古的人员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在考古学研究中充分发挥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应该努力学习和完善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积极参与考古发掘实践。1996年我在胶东半岛进行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研究时，就是由我担任发掘领队，和焦天龙、梁中和、贾笑兵等考古研究人员一起，通过对一个个遗址的调查、试掘和关键柱采样等，获取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最终取得优异成果的。陈全家、何锟宇等不少学者都是自己主持工地或较长时间奋战在发掘一线上，同时也开展动物考古研究，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我的多位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国外合作伙伴，除了具备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独门功夫之外，自己都主持发掘工地，围绕本人的研究目的，从具体遗址的发掘入手，开展综合研究。当然，鉴于当前国内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以及繁重的科研任务，大多数研究人员还不是十分熟悉考古发掘的技术和流程，若现在就要考虑参与发掘，为时尚早，更不用说主持考古发掘了。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学习、实践和提高的过程。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以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思路为指导，开展自己具体的科技考古研究；认真探讨如何聚焦单个遗址，进行多角度的科技考古研究；展望将来能够参与或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始终思考如何在真正实现考古学成为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重任在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