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与技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自1995年建立至今已经15年了。中心先后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扶持学科和重点学科,于2003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为全院的六个重点研究室之一。 当年建立中心时,我们工作的方向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要在科技考古的各个主要研究领域里做好工作,提出新的认识,补充新的资料;二是要在科技考古的主要研究领域里逐步建立多种适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法和标准,做到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化;三是要在国内外同类研究的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15年来,中心一直在朝着这三个方向努力,为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现在,中心不但已经建成了涉及科技考古各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实验室,而且还建立起一支符合现代考古学发展需要、研究领域多样化、年龄结构搭配合理,以多名具备较高学术水平和研究创新能力的学术骨干为主体的研究队伍。中心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9名,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7名,助理研究员6名。10人具有博士学位,其中2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4人具有博士后经历。目前正有1名研究人员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古DNA研究。 10年来,中心编著出版了多部专著和论文集,这些书或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或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学科体系。例如,《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是中国第一本区域性环境考古研究专著,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方法及胶东地区的古代人地关系。《科技考古(第一辑)》全面展示了中心在科技考古多个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1位考古学家专门为此撰文,在全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科技考古(第二辑)》是中国第一本探讨中原地区技术、经济状况与文明起源互动关系的文集,填补了国内多年来研究史前特定时期技术与经济方面的空白。《考古与地理信息系统》是中国第一本将GIS的各种分析运用到聚落考古研究之中的创新之作。《考古测绘、遥感与GIS》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考古空间信息技术方面的教材,已被多所大学考古专业采用。《科技考古文集》是中国第一本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多个重要方面,另外还涉及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的多个研究领域的论文集。《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论述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包括10余处遗址的研究成果的论文集。 中心历年来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有350余篇,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在国内的《考古》、《考古学报》、《文物》、《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和国外的Antiquity、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和Dendrochronologia等一流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大致涵盖科技考古的各个主要领域,或是多种科技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遥感考古和地理信息系统、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定、人骨病理分析、树轮分析和木材鉴定、浮选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等;或是探讨了考古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例如,补充了史前和夏商周年代框架,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各地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人类体质特征变化与经济模式和营养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及多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演进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与路径,研究了与中华文明进程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心一直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系统的科技考古理论和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利用中心全面的学科优势,通过授课、合作研究等方式,努力参与推动多种科技考古新方法在全国考古学界的应用和推广,开拓了传统考古学无法涉猎的多个研究领域,获取了传统考古学无法得到的大量信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中心在方法论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心在标准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已经由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布,其他涉及植物考古、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绘图的规范也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课题,正在执行之中。方法论的创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考古学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也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与国际考古学界的发展接轨提供了保证。 中心承担了包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国家文物局课题等省部级以上课题以及中外合作课题共计40多项。在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中心承担了大量常规碳十四年代的测定工作,为顺利完成首个以国家工程的形式开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之后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2000年至2008年)的研究中,中心都是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如在已经顺利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的全部4个课题中,中心主持1项、参与主持1项、参加另外2项,成为在国内众多考古文博研究、教学机构中承担任务最多的一个研究室级别的部门。 中心的研究人员努力把最新的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美国、英国属于SCI和SSCI的杂志上发表多篇英文文章。Science杂志也对我们中心的一些研究成果做过专门报道。中心的多位研究人员还多次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希腊、墨西哥、日本、韩国等国的科研、教学机构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多位国外学者合作开展多个涉及动植物考古的课题研究。 中心还主办和合作主办多次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如2008年主办“东北亚早期农业的交流与传播”、2009年主办“第一届全国动物考古研讨会”、2008年合作主办第四届东亚考古学大会的“东亚植物考古的新资料和新问题分会”及“东亚动物考古学的方法和问题分会”,2008年合作主办“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合作主办“中欧生物考古合作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合作主办国际动物考古学会第11次世界大会的“动物考古学在南亚、东南亚与东亚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至前现代时期人类社会研究中的贡献分会”,合作主办“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和2010年分别合作主办“全国科技考古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认可,历年来获得或参与获得的各种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行业的全国性奖励有18项。如“政府特殊津贴”、“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全国优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青年”、“中国第四纪青年科学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中国文物报评选的“最佳考古发掘报告”、 “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文集”等。 2010年以来,中心的研究条件又一次得到极大的改善。如中心的加速器制样室、古DNA实验室、ICP-MS室、电镜室等基本建成,已经购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气相色谱质谱仪等多台大型仪器设备,这进一步为我们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开展科技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展望前程,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强与考古学的有机结合 科技考古要全面、系统地参与到每项考古调查、发掘中去。即在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开始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要共同参与设计和规划,结合不同的考古发掘实际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同时要一起开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结合探铲钻探,大致搞清楚遗址内的布局,为合理地布方、有计划地开展发掘提供思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要有计划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样品,保证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科学性。要对古代遗址形成及废弃过程中的自然环境状况进行研究,认识当时人的各种行为的自然环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动植物遗存,开展形态学、DNA分析和同位素分析,科学地把握当时人的形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现象在内的各种信息;认识当时人的食物资源的种类、比例及获取方式,了解当时人利用动植物进行祭祀、随葬的行为及利用动物进行劳役、战争的行为。要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内的残留物及特定环境里的土壤进行各种物理和化学分析,认识有关古代人类的生产工艺、原材料来源及当时人的一些行为特征等内容。上述的各项认识都可以利用输入地理信息系统,再结合考古学发掘、研究的内容,进行各种分类或综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学研究为主线,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古代社会。 (二)以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为指导开展研究 考古学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观点可以指导我们把对特定遗址的某个科技考古研究领域的具体结论,放到这个遗址所属的由多个遗址组成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上去认识。如果属于同一个文化的其他多个遗址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要把新认识和从其他多个遗址里已经得出的认识进行比较,把握他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以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遗址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遗址数量不多,我们则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属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遗址开展工作。从考古学文化层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结果,必须建立在对一定数量的遗址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统总结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某个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开展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文化间的科技考古同一领域的比较研究,从中归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关联性、变异性、差异性等,以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认识这一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如果其他考古学文化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我们则要努力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全国的范围内、在大跨度的时间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研究结果,同样要建立在对多个文化内的同类遗存进行全面、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之上。 (三)推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总结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形成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通过借鉴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和数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DNA分析、同位素分析、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研究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再一次证明科技考古的应用价值,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增强了考古学的科技含量,显示了考古学能够全方位地对古代社会开展研究的独到能力。科技考古对深入开展考古学研究是一个极大地促进,符合考古学发展的方向。科技考古的实践过程正在带动考古学方法的进一步多样化,我们要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为鉴,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识地完善研究方法,积极推进考古学方法多样化的创新过程。 总结过去,雄关漫道真如铁,展望未来,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