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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大学校史馆的刘静女士问我是否有时间写一篇书评，我以为是她的博士论文出版了，便立刻答复有时间。当知道是要为她和乌鲁木加甫合作翻译的张光直先生的名著《艺术、神话与祭祀》写书评，我顿时紧张踌躇起来。 张光直先生是蜚声国际、备受尊敬的著名考古学家。1950年代张先生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后考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学习。毕业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和副院长。中、美、欧、日、韩、澳等国的老中青几代考古学家都对他推崇备至，其学术声誉、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我自然不敢斗胆给这样一位伟大的学者的著作写书评，只能谈一谈十几年来阅读此书的个人感想。  《艺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刘静、乌鲁木加甫译，北京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定价28元。 视野和方法 刘静和乌鲁木加甫两位女士翻译的《艺术、神话与祭祀》（简称“刘译本”），原是张光直先生1981-1982年为哈佛大学非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通选课程的讲稿，198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作Art, Myth, and Ritual—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China。这本书是他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综合性论述。当时在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者忙于整理基础材料和从事文化史编年研究时，张光直先生就已经着手进行综合多学科的材料、方法、理论、技术、思想去构建和讲述中国古史。作者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胸怀）使他能够在世界文明比较的框架中讲好中国故事，他深厚的中西方学术基础、驾驭多学科复杂材料的能力使这一著作非同一般，其叙述之宏大、视野之开阔、理论之先进、材料之丰富、立论之扎实、逻辑之严谨、观念之新颖、系统之完善、讲述之清晰，远非一般著作所能媲美，因此出版之后立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198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净和陈星先生的中译本《美术、神话与祭祀》（简称“郭译本”）。当时这本书就“以其独特的视角、多学科的方法及新颖的观点，在仍以文化编年和区系类型研究为重心的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年轻一代的考古学者所产生的影响犹为深远。”（刘译本《导言》） 我最初接触到这本书已是在2005年大学二年级上学期，讲授夏商周考古课程的老师推荐给我们。我从图书馆借到之后，捧起来便立刻被吸引进去，废寝忘食读完之后还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十几年来每有闲暇时常捧起来重新读过，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和灵感，至今仍受益无穷。我在学习过的北京大学和现在工作的山东大学也常常听到年轻学子们仍然在热烈地讨论它。从1980年代问世以来，张光直先生的这本书已经陪伴了整整三代中国考古学人，而且仍然在影响着更年轻的一代学子，这不可不谓是经过时间考验和广大读者认同的经典著作了。它的价值，正如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先生专门为刘译本所写的《导言》中所说：“经典著作是常读常新的。它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新知识、新思想，更为紧要的是贡献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这是张先生这本书近四十年来始终受到众多学者和学生们厚爱、被一代代学人追捧、持续畅销的根本原因。 张先生自己也曾说这本书是他在超出传统的专业局限、利用多学科的方法、角度和材料来从事中国古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试验中最彻底的一次。它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它既符合中国传统学术规范，也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但同时又在中、西方学术范式和研究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这一成功的获得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奠定的中国学术基础（既包括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中国考古学）加上在西方几十年学习、工作、教学、研究的经验和所处的位置，使他既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了然于心，同时又能够拥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熟稔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模式，长期跨文化生活的体验也赋予他独特的视角和多元、宽容的胸怀，能够真正海纳百川，融汇古今中外的学问，汇聚考古、历史、艺术、神话、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智识于一身，以独特的视角和多学科融合兼容并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真正做到了兼通中西、融汇古今。这也正是张先生个人及其著作的独特魅力。 道义和情怀 徐天进先生在为刘译本写的导言中说：“我们通过阅读这本‘小书’，不仅可以体会到一位学者对学术问题的敏感、求证过程的严谨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同时也不难感受到一位学者的责任和温情。”李零先生也曾说过：“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从这本小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对历史的敬意和温存、学术道义和担当，又拥有世界眼光和对全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关怀，使他能够出古入今，悲天悯人。 作者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时曾指出：“在政治权威（权力）演进是全球性课题的当下，针对中国的个案研究必将体现出超越其地域的价值。”作者的目的是希望在国际的视野中提供一种中国经验、教训、模式和路径，以供世界其他文明互相借鉴，希望“有一天，通过本书的研究材料，我们也会设计出诸如人类文明起源动因等问题的概括性理论。”作者相信这种理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活动提供崭新的视角，可以“指导那些社会政治活动家们去改造世界，他们所带来的效益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而当时学术界“现有的史学理论一般以西方文明史为研究基础……被用来解释所有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历史。”但是这些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一样强大而厚重，却没有人以同样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并总结普遍规律。”作者感叹道：“遗憾的是，不论马克思、韦伯或是魏特夫，都没有接触过三代时期的考古材料，他们对东方社会性质的描述以及对东方社会成因的推测皆由后期历史推演而来，甚至他们所掌握的后期历史资料也是二手材料。”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该书超越一般学术意义之外的目的是“以中国原始材料为基础……融会贯通中国的资料以建立新的概括性理论”来指导未来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们改造世界，融入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西方社会的古典时代是希腊和罗马，中国则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张光直先生这本书讨论的正是夏商周三代。该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古代中国的文明及其相伴相生的政治王朝是如何兴起的”这一基础问题。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之后近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国古代早期王朝形成过程这两大热点问题。对于前者，作者认为“文明是物质财富集中的表现，是政治权威崛起的结果和必要条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探索中国古代物质财富集中的起源。作者认为“在中国，资源的最初集中（文明）是通过政治手段（国家社会）完成的，而非通过技术进步”“政治文化在资源分配中占据首要地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乃是通过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实现资源的集中，而非西方式的通过技术进步、商业、市场等经济手段。前者天然地容易形成一种相对封闭、资源集中在政治统治阶层手中的发展模式，后者则可能更容易形成一种相对开放、资源共享和社会文明水平较高的普惠式的发展模式。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和路径。对于后者，作者认为“三代时期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在很多重要方面均趋于一致，甚至延续到了三代以后的时期。”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复原夏商周三代时期古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形态，即以氏族和宗族等血缘关系为纽带和基础，同时“使用一些更加实用有效的手段，主要为以下三种：道德权威（胡萝卜）、强制力量（大棒）、通过垄断交通神灵世界的权限而获得的独有智慧（宗教和仪式）”，以“维持各个村落、氏族和宗族旁支之间的相对政治地位的稳定。”这对于我们今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和国家治理方式都大有裨益。其立意之高，寓意之深，不可不察。 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挽联中曾总结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张光直先生的这本书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堪称范例。现在的中国考古学者，普遍日益沉迷于技术性事务的处理，学术发展碎片化倾向愈益明显，在视野、胸怀、创新理论、驾驭复杂材料、构建宏大叙事等方面的能力，相较于1980年代的张光直先生，仍是望尘莫及。这也不能不令人感慨，像张光直先生这样的学者，确是因乎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在一起才孕育出来的不常见的伟大学者。 刘译本的改进 1988年郭译本出版之后曾于2001年由三联书店再版。但是这个译本多采取直译的方式，翻译味过于浓重，语言生硬，未能做到信、达、雅，还存在不少问题，一般读者读起来难免吃力。这与张先生将该书的写作对象定位于非考古专业的一般读者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张光直先生对这个译本并不十分满意。现在我们看到的刘静和乌鲁木加甫合作的译本有很大的改进。这两位译者领悟原著精髓和语言表达能力确实更胜一筹。她们在真正领悟作者原意的基础上，以现代通俗易懂、轻松简练的语言翻译过来，文字更加简洁优美，表达也更加清晰通顺，读起来确实轻松很多。略举几例即可见一斑：其一，郭译本译为：“看来，有关以前1500年的历史至东周已经有了标准而公认的说法，这段历史的行为模式为学者们预见未来提供了依据。能预见未来自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目的。”（第73页）刘译本译为：“由此看来，东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关于东周以前1500年的标准通史，这些历史中的行为范例有助于人们鉴古知远。鉴古知远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核心目的。”（第85页）从“鉴古知远”一词即可立判高下。其二，郭译本译为：“从巫觋的角度对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所作的解释还告诉我们：商周时代以动物为助手或使者的巫师，的确还干着‘飞’往祖先或神灵世界的勾当。”（第65页）“勾当”一词有失雅驯。刘译本译为：“从巫术的角度对商周艺术中动物纹样进行解读也告诉我们，商周时期以动物作为助手的巫觋确实需要‘飞升’到祖先或神灵的世界来完成工作。”（第74页）其三，郭译本译为：“中国北方的大地上点缀着千百座这种城邑”。（第9页）刘译本译为：“中国的北方星罗棋布着成百上千的此类城邑”。（第11页）“点缀”与“星罗棋布”相较，后者更合适。其四，郭译本译为：“点布在三代政治地图上的数千座城市”。（第14页）刘译本译为：“三代政治版图上星罗棋布的数千座城邑”（第16页）。“点布”与“星罗棋布”、“城市”与“城邑”相较，后者更优。 凡此总总，不胜枚举，相信读者们读起来定会感觉到刘译本文字更雅驯，读起来更顺畅和轻松。对考古学家来说，深入容易、浅出难，能够雅俗共赏更是只有站在学科顶峰的大家才能够做到，张光直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现在有了更好的译本，相信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1日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