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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自产生之际就与自然科学有着不解之缘。作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的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是从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借鉴过来的。考古学无论是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在诸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都是与自然科学关系最为紧密的。正因如此，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之时，围绕考古研究所究竟是应归属于科学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本来就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考古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焦点。在中国考古学界，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被称作“科技考古”。根据我的理解，“科技考古”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古代的状况，如对古代的环境、农业、畜牧业以及冶金、陶瓷、琢玉等手工业工艺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各个环节中使用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如年代测定、物探、遥感、古代遗物中所含化学成分分析等。至少是后者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因此，我认为，“科技考古”最终将会完全融入到现代考古学本体之中，而不是作为现代考古学的分支而存在。 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在考古学上日益广泛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以前考古学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例如，对于考古学绝对年代家来说，最为重要也是在一般情况下最难以确定的考古遗存的绝对年代问题，通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碳十四测年方法的发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AMS测年技术的日益成熟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再如，对于考古学家来说，用传统的方法所难以直接了解的古人类的饮食状况、亲缘关系等问题，由于有了对人骨内残存的碳十三和氮十五等微量元素的分析来复原古人类食谱的方法和古人类遗传基因的分析而成为可能。总之，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中日益广泛的应用，极大地增加了获取考古资料的信息量，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学研究的手段，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我觉得，也许可以将其比喻为给考古学家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使考古学家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细，可以穿透时光的重重迷雾，帮助考古学家更加清晰地看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实，将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记忆恢复过来，将被后人所误传误记的部分纠正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又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一个历史久远、光辉灿烂的文明是起源、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怎样的内涵？作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是都取得了哪些成就，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些问题是研究中华文明不可回避的问题。鉴于这一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十五”期间，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探源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包括年代、环境、经济技术、聚落与社会、综合与总结等内容。经过参加工程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工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经济技术课题的成果尤为显著。本辑所收录的文章就是探源工程经济与技术课题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负责人，当我看到这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之后，回想起工程立项之前我们在设计课题的时候各个学科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商工程大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实践将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与考古学有机结合的理想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说心里话，当时我们虽然设置了这些课题，并商定了技术路线，但是对于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还是没有把握的。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这一课题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我们已经能够对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期间，农业、畜牧业、冶铜、琢玉、石器和陶器制作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对于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基础及其在文明进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很多方面是属于原始创新，属于突破性进展。我要感谢参加这一课题的负责人袁靖博士和课题组的全体研究人员，他们不仅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顺利开展，为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摸索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参加这本论文集编写的学者们基本上也是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经济与技术课题的主要力量。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经济与技术课题一定会取得比第一阶段更加辉煌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