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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考古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古代的人地关系。这个领域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各个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其他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对象中绝大多数来自考古调查或发掘的遗址，这些研究对象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背景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科技考古各个领域的研究，再结合考古背景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够围绕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涉及古代人类某些方面的活动提出自己的认识。而环境考古研究则需要依靠自己去寻找与古代人类活动相关的研究对象，并开展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和考古学结合在一起探讨古代的人地关系。 多年来，有关环境考古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古气候的变迁和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经过地学和环境考古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全国各地对数十个有湖相沉积的自然剖面进行研究，对于更新世以来各个自然区划内不同时期的气候变迁有了大致的认识。我参与编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刊登于即将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多卷本•新石器卷》）中就列出了对全国各地34个比较典型的自然剖面的研究结果，这些结果概括了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状况及其变迁，对于我们探讨当时各个文化的兴起、发展和衰亡是十分重要的启示。 在已经大致获得全国性的古代气候状况认识的基础之上，审视环境考古在考古学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对于各个遗址所在区域的古地貌、古水文及可能出现过的自然灾害的研究现状与考古学家的期待尚有距离。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遗址在被使用的时间段里，周围的地势如何？河流走向如何？从利用的开始到最终的废弃这个时间段里遗址周围是否有过包括干旱、水涝及其它自然灾害在内的环境变化？被当时人利用的以食物为主的自然资源有哪些种类？各占多少比例？当时人类的活动是否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等等？我们都还不甚了解。 考古学研究讲究的是多重证据法，在探讨古代人地关系时强调利用尽可能多的关于古代人类各种活动的证据及各种自然环境特征，对于特定时期内具体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环境状况做出描述和解释。探讨古代人类活动的特征由考古学家和从事其他科技考古领域研究的人员来承担，而探讨古代自然环境的重任则非环境考古研究人员莫属。 比如在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人工遗迹和遗物相当有特色，多个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种类和数量都是以家猪为主，其作为农作物的小米数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现象与处于同一时期的河南地区多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十分相似。但是到了龙山时期，关中地区遗址的数量明显减少，出土的动物骨骼多属于鹿科，证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变成以通过狩猎活动为主。而陕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种类和数量仍然保持着以家猪为主的特征。我们从整体上看，龙山时期的陕西地区与河南地区在文化特色和经济面貌上的差距明显，这可能也是夏商先后兴盛于河南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为什么陕西与河南这两个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大体处于同一水平，而到了龙山时期会出现差异，因为没有关于这些具体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做依据，我们就很难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再比如最近发现的浙江杭州附近先铺石块、再填筑黄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证明当时这个地方的社会组织可以调动大量人力构筑长达数千米的城墙。我观察过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骨骼，发现是以家猪为主，一改这个地区数千年来一直以狩猎鹿科动物及捕鱼为主获取肉食的习惯，加之水稻栽培技术已经成熟，当时的经济形态完全是以开发型为主。但是这个地区到了良渚文化以后的马桥文化时期，又变成以狩猎鹿科动物及捕鱼为主获取肉食。是否因为这个地区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环境的突然变迁，才影响到良渚文化没有持续兴盛下去，进一步创造辉煌。这也是考古学家正在思考的问题，希望环境考古研究能够在这个方面开展工作，比较客观地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 还有，辽西地区在夏家店下层和夏家店上层这两个时期的自然环境状况如何？从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转变是否也有自然环境的变迁在起作用？自然环境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消亡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华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是否对当地文化的特征起到了制约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点都是必须主要依靠环境考古研究人员去究明某个自然环境要素的特征或多个自然环境要素的特征。解决这些问题是对环境考古研究价值的考验，更是为环境考古研究施展身手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我们要在初步把握古代气候变迁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好研究思路，围绕具体的遗址、地区及特定时间段需要解决的具体的环境问题，设计切合实际的技术路线，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提出比较科学的认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更加紧密地和考古学结合在一起，为全面复原古代的人地关系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