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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文献记载，先秦时期曾初封于夏代，亡于东周时期。学界关于古曾国地望探讨涉及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等省，族属有姒姓、姬姓、南淮夷等不同认识。随着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学界屡现破解曾国之谜热议。笔者试对周代有关文献、考古材料予以分析，略述学习心得，求教于专家学者。 周文献“缯”、“鄫”与金文“ ” 《春秋经》《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周代文献， 记有“ 曾”“ 缯”“ 鄫” 事迹。其中“缯”“鄫”多与国（地） 有关。 缯 《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 《国语·晋语》：“申人缯人召西戎伐周”。（约公元前771 年） 《战国策·魏四》：“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越人亡缯”。（约公元前404 年） 上述周代文献显示西周晚期缯为周代封国之一，与申国关系密切，至战国初亡于越，族属不详。因考古发现南申在今南阳市一带，据此判断缯国地望当位于周王室王土的偏南部。 《左传》哀公四年：“楚人……乃谋北方……致方城之外于缯关”。（约公元前491 年） 这条周代文献记缯关当指周代缯地所设关隘，位于楚方城之外。因此时为楚所控，判断其地望当位于周王室王土的偏南部，与楚疆域交界之处。 考古发现在今南阳—方城一带发现有楚长城及关隘遗存，据此判断至少在春秋时期，在豫西南及鄂西北交界地域存在缯国（地） 的可能。 鄫 《春秋经》僖公十九年：“鄫子会盟于邾”。（约公元前652 年） 《左传》襄公六年：“莒人灭鄫……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约公元前567 年） 上述周代文献显示鄫为春秋时期周代封国之一，族属不详，为莒人所灭。因文献所见鄫与邾、莒两国发生联系，判断地望与之相距不远。 《春秋经》昭公四年：“九月。取鄫。”（约公元前538 年） 《春秋经》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约公元前488 年） 上述周代文献记鄫地与鲁、吴发生联系，据此判断其地望与之相距不远，应位于周王室王土的东方。 缯、鄫关系 《左传》宣公十八年：“春。齐侯会晋侯盟于缯。秋。邾人戕鄫子于鄫。”（约公元前591 年） 这条周代文献涉及春秋时期齐、晋、邾、缯、鄫等国，因文中记缯、鄫字形事迹有别。应考虑两者为不同的国（地） 的可能性。 周金文“ ” 考古发现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青铜器铭文有等不同字形，隶定为曾。出土地点主要见于： 湖北省襄樊，谷城，枣阳（段营、东赵湖、郭家庙），随州（东城区、义地冈、东风油库、文峰塔、擂鼓墩、万店周家岗、均川熊家老湾、安居汪家湾，涢阳鲢鱼嘴），安陆，京山苏家珑等地。铭文记事显示有曾侯、曾伯、曾叔、曾公子、曾子、曾孙、曾孟姬、曾大保、曾少宰、曾大司马、曾都尹、曾工尹等称谓。 河南省淅川（和尚岭）、新野（小西关）、桐柏（平氏张相公庄）、上蔡（郭庄）、潢川（高稻场）、罗山（高庙）。铭文记事显示曾侯、曾大师、曾子、曾姬、曾季等称谓。 另外，安徽省寿县（李三孤堆，铭文记曾姬）、山东省临朐（泉头村，铭文记上曾大子）、江苏省六合（程桥，铭文记曾子）、河北省怀来（甘子堡，铭文记曾子）。 结合周代文献与出土金文记载，判断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山东省临朐县出土上曾铭可视为探寻位于周王室王土东方鄫国（地） 的一条参考线索。随枣走廊出土曾铭，可与位于周王室王土的偏南部的缯国（地） 联系。其他地域所见曾器属与他国（如楚、蔡、黄、羕等） 交往发生的遗存现象。 考古所见曾文化现象 以随枣走廊出土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周代自铭曾器为线索观察： 两周之际至春秋中期曾文化在城址、墓葬构筑形式，随葬品组合，卜骨制作方法等方面都强烈的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和约束。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以红褐色居大宗和流行体高与宽大致相等造型的鬲。墓葬东向，随葬品组合中，鼎以及配鬲、甗等可谓是本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讲，似可考虑把这一时期分布于随枣走廊地区的这种既受到来自中原地区周文化影响，又有自己独特文化特征，铜器自铭为“曾”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称为周曾文化。 自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文化因素主要保留在随州很小的地盘之上，除自身文化特征中如墓葬构筑为东西向，头向东；流行体高与宽大致相等造型的陶鬲，铜鼎（盂型） 以及组合中配甗等传统得以延续外，楚文化因素在这里已经具有影响和约束力，如出现南北向墓葬，构筑台阶状墓壁，弧形棺，随葬器物中出现鼎（锅型、盏型）、簠、缶组合，失蜡法铸铜工艺等，曾文化因素则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判断，这一时期本地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由周文化范畴转入楚文化范畴，或可称之为楚曾文化。 商代金文“ ”与西周早期金文“ ” 商代甲骨文（1—4 期） 有等不同字形，隶定为“曾”，卜辞中“往曾”“取曾”“祭于曾”等辞例，显示具有地（族、国）意，但地望不详。 考古发现，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墓地，出土铜器铭文表明该墓地为“史”族墓地。其中属于商代晚期的M127 出土青铜爵、觚铭文中有“ ”，学者隶定为“曾”，显示史与曾发生某种联系。因该墓方向（北向略偏东）、结构（长方形竖穴土坑，二层台）、随葬品觚、爵组合符合商文化特征，判断其文化性质属于商文化。有学者对其铭文释读，将所释“巳”作“姒”解。（董珊，2013） 考古发现，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青铜器铭文有形，隶定为“曾”。多例曾铭（包括曾侯） 的出现，确定这里是一处西周早期国墓地所在。这是以出土文献与考古遗存结合确认西周早期古曾国地望的一个例证。 就字形特征而言，西周早期沿袭商代字特征。其随葬部分铜器如长方形鼎、方座簋及陶器罐（M27：118） 等器类造型特征符合周文化同类器造型特点。东西向墓葬、褐色大口陶鬲则是为地方特色。据此判断，该墓地以周文化因素为主导，部分继承商文化因素（如文字），吸收和融合了一些当地文化因素，形成以周文化为主导的周曾文化。 学界对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的族属存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是夏代延续姒姓诸侯曾国后裔（杨升南，2011 年），或商代姒姓方国（李建生，2012 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姬姓曾国（黄凤春，2013年）；有学者认为以目前材料还不足以确定族姓（朱凤瀚，2013 年）。 上述现象表明，商代与西周早期，既有文化传承因素，也有文化性质的变异。即前者属于商文化的范畴，后者属于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周代文献所记夏代曾国 关于夏代曾国的探讨，目前暂缺少共时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材料。在周代文献中有一些记载，写作缯、鄫： 缯 《国语·周语中》：“杞缯由太姒”。 这条周代文献记数百年前夏代“缯”为姒姓封国之一。地望不详。 鄫 《世本》：“夏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鄫”。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 上述周代文献记数百年前夏代“鄫”事迹，显示鄫为姒姓封国之一。地望不详。 按周代文献记夏代姒姓缯、鄫，为夏禹之后。以此为线索，或可在与探索夏文化有关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内去寻找。探寻条件是，遗址性质属于二里头文化，具有二里头文化地方聚落中心地位，具有方国都邑级别的文化内涵。 据此判断，学界有关夏代姒姓缯国山东说，因山东境内夏代主要为岳石文化分布区，学界视为东夷古族遗存，目前尚无考古学材料支持。 综合周代文献和出土金文记载判断，周王室王土的偏南部存有缯（曾）国（地）。值得注意的是，夏时期属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南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如湖北省枣阳墓子岗、襄阳王树岗等），其中有的遗址具有地方聚落中心地位，符合方国都邑的级别（如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存在文化意义上探寻夏代古缯（曾）国（地）的可能。 几点认识 探寻夏商周曾国 周代文献记载与出土文字材料结合，论定周代曾国地望在湖北省随枣走廊，其考古学文化属于周文化范畴，可能为文献所见周封国汉阳诸姬之一遗存。 出土文献材料显示曾与周代文献所记的随，作为周代居汉东的封国，有学者曾推测两者为同一个古国，认为金文曾即文献记载中的随（李学勤，1978 年）；或认为曾、随原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或因某种历史原因合而为一，出现一国两名的现象，比如姬姓随灭姒姓曾，迁都于曾的国都，改称为曾（于豪亮，1979年）。或认为国号曾，迁地随（胡淀咸，1988 年）。或认为国名曾，都名随（梁柱，2000 年）。也有学者认为曾、随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曾昭岷、李瑾，1980 年）。周代鄂，将同为姬姓的随迁来管理原、鄂之地，事发西周中期以后（笪浩波，2012 年）。 随州文峰塔春秋至战国时期曾国墓地发掘以来，部分学者以为出土曾侯與钟铭文涉及吴、楚、曾的一段历史与文献有关吴楚之战涉及吴、楚、随记载相符，证明以往学界有关金文曾即文献所记随的推测是正确的（黄凤春，2014 年）。但也有学者认为，文峰塔墓地“曾”器（如曾侯與钟）、随器（如随大司马戈）共存，表明曾、随不应是一个国家（张昌平，2014 年）。 笔者以为，周代文献记春秋时期缯（鄫）、随事迹，显示缯（鄫）、随不是一个国家。具体到有关曾、随两国的记载，失于佚略。近年考古出土周代金文兼而有之，参照新蔡楚简有关“随侯”的记载判断，至少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随两国名并存。从周代文献和出土文字记载内容来看，两国均与楚国有密切联系，所在地望当与楚域相邻。由于曾、随两国均属汉阳诸姬，文化性质相同，文化特征相近，除非有确证族属的文字材料标示随国都邑、墓地所在地望，否则以目前考古学材料仍难分辨曾随文化与国别关系。目前尚缺春秋中期以前有关随国出土文字材料，因此，学界所谓曾随之谜仍处于学术探讨之中，以目前材料难以结案。 商代之曾，虽然有卜辞和金文的记录，但地望不详。山东滕州前掌大商代晚期墓葬属于商文化范畴。其中出土青铜器铭文“ ”，可以作为探寻商代曾国地望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也有学者循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将探寻商代曾国寄希望于附近的庙台子遗址，这还有待日后考古工作检验（李伯谦，2014 年）。 夏代之曾，出自周人文献记夏代姒姓缯、鄫。还需日后发现夏代或时代相近的文字及相关考古学材料检验。 探寻方法启示 传世文献是探寻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需要对相关文献时代等次、内容可信度作认真的比较分析。 出土文字材料是破解历史遗谜的力证，需要对文字字形的时代演变规律，载体的时代与地域传播，记载内容作综合分析。 由于文献的可信度与考古学科本身的局限性，致使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对应关系至今仍然是考古学者思索与探讨的问题。 考古材料的新发现，推动学术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问题。同时也会带来诸多新问题，这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检验过程。 相信经过代代学人的努力和传承，有关探寻古曾国的学术研究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本文为参加“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29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