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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是对人类历史的逆探索过程——已经消失的历史，通过对其物质性遗存的考古学处理，可以重建、复原并进行研究，这是现代科技赋予人的独特能力。张立东先生的《手铲释天书》，以访谈的形式披露一批著名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夏王朝与夏文化考古的心路历程，孙庆伟先生最近所著的《追迹三代》，将其扩展到夏商周三代，从中可以窥视并体验考古学的这些独特性质。 考古学所重建的过去，是通过古人所遗留的物质性证据链条攀援而上的。为此，考古学发展了类型学和地层学及一系列关于古代物质遗存的结构化模式与方法，使物质性遗存的信息、价值，包括其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精神等方面的意义，得以不断呈现。 考古学尤其依赖田野发掘。传统考古学中发掘与揭示古代遗存的主要手段就是地层学，现在则更加重视埋藏学。如果说地层学还主要是解释遗存的相对顺序，从而可以作为重建其相对年代的依据，那么埋藏学则是真正的逆过程，从考古遗存被创造、使用、废弃到埋在地下，再到被考古学家发现和发掘，是这么一个全过程的反方向，埋藏学可以为考古学家提供更丰富的关于古人遗存的相关信息。 1989 年，我有幸聆听尤玉柱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史前考古埋藏学》课程，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已经引发了对考古埋藏学的浓厚兴趣，并写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对考古学的第二次启示——读《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文博》1993 年3 期）的体会，然后还有机会在俞伟超、帕蒂·沃森等先生指导下，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发掘中进行实践，草拟了具有埋藏学性质的工地发掘操作原则等文件（《班村考古的思考与体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1 期），并在遗址内外探索网格式区域调查，在探方中探索量化采样，以及以筛选和浮选法进行动植物资料回收等等，就是希望将遗存置于一个相较于地层与年代更细密的背景中进行解读。 考古学家犹如现代社会派往古代社会的侦探，总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古代的信息。从地层学为指导的发掘到以埋藏学为指导的发掘的转变，正是年代学或者说文化谱系重建的考古学向人类行为或者过程主义考古学转变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考古埋藏学有着超越发掘方法的更广泛的内涵，可以把它理解为研究遗迹、遗址形成过程的一门学问，或者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陈胜前先生在信息论的框架中将埋藏学上升为遗址考古学就很有道理。陈先生指出，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由多个环节构成，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研究流派，但不同环节之间缺乏理论上的关联。考古遗址学是一个沟通不同环节的理论框架，以考古信息为媒介研究其传递过程与变化，从考古信息的形成直到最后考古知识的公共化。这一框架完整地包含了考古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环节，它也是考古学的基本认识论。曲彤丽和陈宥成则较系统地梳理了史前埋藏学的研究和探索历史，并从自然与人为动因角度对其运用和分析进行了探讨。钱耀鹏和毛瑞林以甘肃临潭磨沟遗址为例，探讨从埋藏学角度揭示遗迹现象成因、获取更加丰富的相关信息和认识并谈了自己的体会。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包括遗址，作为古代遗存，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相关信息，而其成为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则取决于其能否被发现，能否被解读，也取决于建基于遗存判析基础上的信息的准确性和清晰度。因此，这既是一个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信息学的问题。 遗存及其形成过程是客观的，信息的编码也是客观的，但是今天的人们能够发现它们则有其偶然性，提取过程有其或然性，解读更有其主观性，因此需要考古学家具有方法论的自觉性和追寻探索的能动性，以不断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和接近历史的真实性。 在资料与方法的互动中，考古学家可以借助理论方法与科技手段，发现和提取更多的信息，不断将未知信息转化为已知信息，将非结构性非模式化信息转化为结构性和知识性的信息，从而实现人类知识的增长与学术、文明的进步。对于改变和扩展人类的知识结构，考古学是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无论微观考古学还是宏观考古学，都是为了将古代遗存看得更清楚，同时能看到表面背后的规律。在看见物本体，看见信息及其背后的模式方面，埋藏学较之于传统的地层学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一些。埋藏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扩大考古发现信息、逆向还原已逝历史的过程中更接近信息学中的遗存编码与解码过程，尽管可能我们仍然需要剥除诸多的信息噪音乃至冗余信息，才能更加清晰地聚焦于古代人类行为与文化等考古学的焦点问题，但是，如果承认考古发掘具有某些破坏性，那么这些冗余信息也是有价值的，考古学应该向全息考古学方向努力。考古资料、考古信息以及考古发掘应该保持开放性，成为多学科的真正平台。（此文为《南方文物》2016年2期一组谈考古埋藏学的文章所撰导读修改而成）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