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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发现了一件长方形青铜大鼎。该鼎通高133 厘米，器口长110厘米，器口宽78 厘米，重832.84 千克。器腹每面上下和四足均饰兽面纹。两耳外侧浮雕虎吞噬人首。腹内壁铸铭文三字。出土半个多世纪以来，业已证明，大鼎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仅见的，受到格外瞩目，是为瑰宝。 近年海内外学者对大鼎的研究探索始终不断，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到大鼎的多维层面。包括出土情况、铸造工艺、合金成分、造型装饰、铭文释读、器物年代、器物称谓等等，在诸多层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进一步认识了大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笔者认为，在对大鼎的多角度研究中，对其称谓，即大鼎的名称问题，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确定，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古文字中“司”字与“后”字迥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内涵博大精深，其中青铜器定名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铜器确定名称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器种名称，器上如无铭文，则要依照器物本身的造型或主要装饰特征，将其置于器种前，予以定名。铜器上如有铭文，一般则采用作器者或被祭祀者之名定名，将其置于器种名的前面。 关于大鼎的称谓，依铭文定名，较长时间内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即“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笔者认为，从科学角度分析，大鼎称“司母戊鼎”是准确恰当的。下面将通过参阅古文字资料、经典文献、祭祀礼俗、考古资料等多维视角来论证大鼎称“司母戊鼎”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大鼎不能称为“后母戊鼎”。 大鼎铭文字“司”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其结构“司，从反后”，用通俗语言解释，即“司”字为“后”字的反写。对许慎的解释，如单纯从“司”字的字体建构上看，此说法似无差错。但他在这一名著中，对“司”字的解释仅仅是从字形结构上予以阐释，并未提到“司”字有“后”义，说明了“司”字与“后”字，非同义，两字也不可互训。音读上“ 司” 为“息兹切”， 读“司”音是很清楚的。而《说文》解释“司”字字义时， 云：“臣司事於外者”。在对“后”字解释时，并未提到“后”字结构为“反司”。“后”音为“胡口切”，正是“后”音。以上表明，“司”字与“后”字完全是形、音、义迥异的两个字。进一步解释，两个字的意义不同，不可以相互为用，不是转注字；两个字音不同，不相近，互相不可假借。 商、西周甲骨文金文以“毓”为“后”字 《说文解字》将“后”字与“司”字分别列出，分属“后部”和“司部”。不少资料证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后”字的写法，一般则写作“ 毓”， 不写“ 后”。“ 毓” 即“后”字，甲骨文与金文有较多的例证： 商代甲骨文毓（后） 举例： （殷墟书契前编：二·二四·八） （殷墟书契后编：上二〇·二） （殷墟书契前编：三·二八·一） 商、西周金文毓（后） 举例： （商后期毓且丁卣） （西周前期班簋） （西周中期史墙盘） 应强调的是，据前辈学者研究，“毓”“育”“后”在早期甲骨文、金文中为同字。还要明确的是，甲骨文、金文的“毓”作“后”时，其义多指先公先王。而经典多写作“后”，如：《尚书·盘庚》：“古我前后”；《诗·商颂·玄鸟》：“商之先后”。卜辞“多后”之“后”字，以“毓”为“后”，如：《甲》2905：“癸亥卜，古贞； 年自上甲至于多毓（后），九月。”金文中，商晚期毓祖丁卣铭：“用作毓（后） 祖丁阝尊”。西周穆王班簋铭有“毓文王”，“毓”即“后”。《尔雅·释诂》：“后，君也。”后文王，即指文王。“毓”为“育”义时，如西周恭王史墙盘铭：“甄毓（育） 子孙“，“育”有“教育”“化育”之义。应指出的是，“毓”在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字的初文结构基本雷同，而隶定为今字的“ 毓”， 写作“ 毓”， 音、义多为“后”。王国维曾指出，最早的“后”字写作“毓”，毓写作：“ ”“ ”等，谓像妇女产子之形。毓为“后”的初文，“后”为毓之后起字，所论甚切。这也确切说明了，不但“司”字较多资料证明，“司”字非“后”字，而“后”字写法在金文中出现，从金文资料考察来看，要到东周时代。 春秋时期金文始出现“后”字的写法 前已指出， 商与西周金文内尚未出现“后”字的这一写法，也不能将“司”释成“后”字。基于此，简略解释几个相关问题。 1976 年12 月陕西扶风县庄白家一号窖藏发现的铜器不少都有铭文，其中属西周早期的商尊、商卣铭文内容相同。铭内有“帝司赏庚姬贝卅朋”，释文一般很容易将该句的“帝司”释成“帝后”，将两字误作一个复合词解释。笔者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两字应分开解，“帝”为“君王”称谓，如，四祀其卣铭：“阝尊文武帝乙宜”；犭首钟铭：“其严在帝左右”之帝。“帝司”之“司”在这里非“后”字，有“主持”义，属动词谓语。《说文解字》：“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古至今，“司”的解释，均有“掌管”“操持”“主持”等含义。“帝司赏庚姬贝卅朋”为全句宾语，该句呈双宾语结构。1975 年6 月陕西省扶风县白龙村出土一件方形铜鼎，内壁铭文四字。对这几个字，学者有不同解读。应释为“司母（姒） 康”。此处之“司”字应与“司母戊”鼎之“司”字，其义相同。 从金文资料考察后，“后”字这一写法的出现，要到春秋战国，举例如下： （春秋晚期吴王光鉴铭文） （战国中期中山王兆域图后铭文） 前一例之“后”，全句“虔敬乃后”所指为“君后”，即“君王”。后一例之“后”，兆域图铭文有“王后堂方二百尺”句，“后”指“王后”而言。至于战国印玺等也都沿袭了“后”字这一写法。 在出土或传世的文物中，“后”字写法的出现，离司母戊鼎的时代商代后期已经相当遥远了。 从典祀礼俗看“司”字的正确解释 安阳大鼎铭文的“司”字不可作“后”解，还可以从使用大鼎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76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在出土的铜器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铭文，经学者从甲骨文、金文、考古学、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考察，证明了“司母戊”鼎之“戊”与“司母辛”鼎之“辛”同为商王武丁王配偶。进一步确立了两鼎的年代属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按此，“母戊”应是商王祖庚和祖甲之母辈。“母戊”称谓清楚地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与祭祀人的辈分关系，以及被祭祀者的日名。“母戊”既为祖庚、祖甲之母辈，祭祀者应为祖庚或祖甲。“司”字音转为“祀”字，可以从上古音韵的理论与实践来考察和证明。《尔雅·释诂》云：“祠，祭也”。对有祭祀意义的“祠”字，其音韵内涵主体也须进行比较。先谈“司”字与“祀”字，上古韵部二者均属之部韵，两字声母为心母和邪母， 同属齿头音。再说“ 祠” 字与“司”字，二者同韵，同属之部韵，而声母亦是齿头音类的邪母和心母。“ 司母戊” 之“司”与祭祀之“祀”字，声音相近，“司”字无疑可假借为“祀”字。《尔雅·释诂》：“祀，祭也”。商周青铜器作为重要礼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纪念死者的祭器。 金文有祭祀之义的“祠”字，前已谈到“祠”字的声韵，金文如禺邗王壶有“以为祠器”。《尔雅·释诂下》：“祠，祭也。”《说文》：“祠，春祭曰祠”从示司声。“祠”字从示司声，“司”又为祭祀义，因而也不能排除安阳大鼎名的“司”字也通“祠”字。“祠”字的声韵即是明证。众所周知，卜辞有“司室”一辞，“司室”即“祠室”，即宗庙内的祭祀之所宗祠。还应指出，对大鼎的“司”字，可以作这样理解，实际上是“祀”或“祠”的简化字，从声韵上看，更贴近于祀字。笔者认为，大鼎的“司”字，解释成“祀”字更科学、更合理、更准确。 “司”字，在音、义上既与“祀”字相通，“司母戊”三字即可直接解释和破译了，即：“祭祀母亲戊”。如果把“司”字作为“后”字解，试想儿辈怎能将其夫武丁王的配偶在祭器上直接称其为“后”呢？从典籍看，这也完全不合商周时代严格有序的礼仪制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司母戊”大鼎形体之硕大、铸造之精良、装饰之诡谲、铭文之宏放典雅等特点看，体现了商代后期高级贵族对祭祀礼仪的重视和隆重程度，对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上古祭祀文化内涵有着重要意义。 从以上分析研究看，以青铜器定名原则为准则，多角度研究考证了大鼎铭文的形音义，大鼎称“司母戊”鼎是恰当的。“司”字和“后”字应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大鼎的“司”释成“祀”“祭祀”义。如此“司母戊”三字也就冰释了。对铭文的理性认识，与大鼎的礼器性质和祭祀典礼功能也完全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礼仪的规范和社会文化风俗状况。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5日第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