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年前6月的一个午后，我从湘潭大学毕业，挑着铺盖来到位于湖南省博物馆办公楼二层楼梯口左侧第一间何介钧所长办公室报到。那个时候的长沙上大垅一带，街道不宽，车不多，天空很蓝。政工科负责人徐杏国同志领着我从省博物馆出来，去到500米以外的单位新址——东风二村21栋，经过狭窄的东风北路，沿途有绸厂门口的露天菜市场、煤场、面馆和一些色彩斑驳的小商铺。由于新办公楼尚未启用，便给我这个新来的人员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宿舍。 从此，作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考古人生。 我在湖南的考古生涯，第一次下工地是1990年9月份去大庸邮电公寓工地，发掘工作不到一个月即结束。随后是10月份去五强溪水电站淹没区沅陵县太常乡窑头村、木马岭村，抢救发掘那里的古城和墓葬，这里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年。1993～1994年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1994年以后，在城头山遗址工地参加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此期间，也发掘了湘潭堆子岭遗址、沅陵高坪、老爷台遗址、云溪道人矶遗址、澧县鸡叫城遗址、零陵泉陵侯墓、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等，并在湘黔铁路复线、衡阳开发区、沪昆高速醴潭段工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主持多处基本建设工程调查勘探。截至2007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主。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得益于这段宝贵的经历。沅陵考古发掘时跟着胡德兴老师傅学墓葬发掘技术，认土、找墓、清理器物，手上的功夫全是从他那儿学到的。遗址发掘水平和整理能力的提高，得益于田野领队班的训练。堆子岭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也从研究室裴安平主任那里获益良多。而真正对自己田野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是连续多年在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那是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理论方法的觉悟，是蜕变。在这之后，虽也有诸如澧阳平原考古调查与杉龙岗遗址发掘，但长时间下工地的机会不多了，尤其是承担行政工作以后，就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检查工地了。 我的研究，最先是从楚文化入手的，因为沅陵窑头发掘之故，早期的研究方向集中于楚文化。后来的转向，则又与工作经历有关，城头山的发掘使我将研究重点转向新石器时代考古。对于个人而言，并非我决定研究方向，而是工作岗位及考古材料牵着我的鼻子走。我的学术研究，何介钧老所长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的不少习作都请他过目审阅并提出意见，受益良多。后来学术的提升，当然是在北京大学从赵辉师那里得到的培养。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自我回顾，主观上是想从我个人的历程来反映我们单位的历程。我们考古所的每一位成员，如同我个人的成长一样，与单位的发展和成长是息息相关的。从第一任所长何介钧，到第二任所长袁家荣，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个人，都竭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互帮互学、耳濡目染的环境，对彼此都很重要。久而久之，这样的环境逐渐形成一种学术的传统和营养，反哺和滋润着我们的团队，而个人与集体，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承担湖南境内大型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所谓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考古工作来实施的。建所三十年来，抢救性考古工作占了全所总体工作的绝大部分。湖南境内的交通、能源、水利及其他重点建设工程都需要实施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作为考古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全体同仁的主要工作方式。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在基本建设抢救性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如五强溪水电站工程的沅陵窑头古城与墓葬发掘、碗米坡水电站工程的龙山里耶古城古井和秦代简牍发掘、二广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澧县优周岗遗址发掘、城区改造工程的益阳兔子山遗址发掘，以及其他建设工程中的虎溪山沅陵侯墓、泉陵侯墓、五里坪墓地发掘，等等。这些工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考古发掘，还是重要的科研和学术工作。田野考古的操作，不是挖土，也不是工程，它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技术与方法，考古工作又与文物科技保护密切相关，任何一项考古工作离开了科技保护都会寸步难行，所以考古实践又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工作的实施，既需要理论方法的指导，又需要科研和学术人才的支持。另外，考古发掘还需要公众参与，考古工作的成果还需要公共传播，这正是当前大多数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学科背景和专业方向复杂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仅仅承担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科技保护，作为一个科研单位，还要开展科学技术的攻关与创新，在构建湖南人文学科体系和湖湘文化研究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所以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填补了湖南历史的大片空白，极大地促进了湖南考古学研究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构建湖南远古历史为己任，因为古代湖南留下的文献史料并不多，湖南开发的历史比较晚，单靠文献，无法说清楚湖南的过去。通过考古工作，我们找到了距今50万年前人类活动留下的工具，从那个时候起，数十万年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湘北澧水流域和湘西潕水流域有着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不仅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形态，还有人骨、牙齿等对研究人类进化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标本。在中国南方地区，还没有哪个省有着如此清晰完整的旧石器时代区域类型和考古学文化序列。通过考古工作，我们还找到了人类文化发展中的许多关键节点性遗存，呈现出重要的历史价值，如道县玉蟾岩遗址为稻作农业起源和新旧石器过渡提供了重要材料；洪江高庙遗址提供了距今7000年以前人类信仰和文化的生动证据；澧县城头山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炭河里遗址是南方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弥补了秦朝地方历史研究的阙如；楚汉古城的发掘，则为我们找到了解读帝国文明进程中边缘与内陆嬗变的轨迹；湖南简牍作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湖南占有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60%以上，也使湖南简牍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热点。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成果对研究中国文明进程有重大意义，如长沙铜官窑作为中国釉下彩的发源地，也是中国大宗外销瓷器的原产地，同时还是反映晚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南北社会交融与动态发展的重要证据；永顺老司城则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和国家治理智慧的有力体现。这些掩埋于地下的历史，完全是通过我们的考古工作才得以重新认识。 通过考古研究，我们了解到湖南历史的源头，要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其后薪火传，绵延不绝。远古的湖南人到底是何种群，现在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湖南就逐渐形成两个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其分野就在华容—南县—沅江—益阳—邵阳一线。也就是从东洞庭湖开始，沿赤山—雪峰山一线，分为东西两块，西与江汉平原联系紧密，东与鄂东及赣皖联系紧密。这两个区域从史前到商周，再到战国秦汉，乃至六朝隋唐及明清、现代，其分野都依然存在着。在文化上，是湖湘文化和溪蛮文化的分野；在语言上，是西南官话和湘方言的分野；在历史上，是楚国、秦朝洞庭、苍梧的分野，也是汉代长沙、武陵二郡的分野，更是后来常德、长沙两大行政区的分野。他们在文化和族群上各具特色又密切相关，远古的苗蛮、夷越、百濮，秦汉六朝的五溪、蛮夷、峒瑶，以及晚近的汉、土家、苗、瑶、侗等，各据其中。颇为奇异的是，历来以汉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和少数民族占多数的西部在语言的分区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汉化程度高的东部以地方土著的湘方言为主体，而土著少数族群占多数的西部却是以中原华夏化程度较高的西南官话为主体。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这是对湖湘文化历史地理的一个基本概括，而湖湘文化的源头，总要回溯到远古，需要考古来实证。 考古是为了解我们湖南的过去，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因为任何现象和问题，任何人与事，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又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如何判断它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是一门关于历史和时间的学问，历史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就像我们和我们祖父辈的关系，也是通过时间传递下来的。认识考古就是认识历史，认识历史就如同认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一切，包括生命、思想、知识和智慧都是历史、时间和祖先赐予的，这就是考古构建历史的价值所在。譬如，我们今天谈湖湘文化，是因为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湖湘文化的历史里，我们的现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沟通过去与未来。湖湘文化就在湖南的历史里，就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祖祖辈辈的血液里流淌着。 湖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考古工作不仅要揭示湖南的考古与文化，还要在研究湖南的过程中认识中国。湖南是我们的湖南，中国是我们的中国。湖南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湖南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从古代到今天，共同演绎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湖南旧石器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湖南新石器文化和江汉、中原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湖南地区最先出现的水稻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粮食作物，距今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与淮河上游地区的贾湖文化有着交流，湖南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印记。这些都明确地证明：湖南自古以来就与华夏文化有着血脉关联，及至楚文化南渐，秦国统一郡县建置，西汉帝国开拓疆土，魏晋侨郡设立，晚唐中原人南迁，宋元时期民族融合，湖南敞开怀抱接纳外来移民，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湖南文化和族群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苗蛮血液里有源源不断来自中原的血液，加速了族群与文化的变迁。 不忘初心，是为了延续我们血脉中古老的基因，通过考古重建我们民族的历史。建所三十年来，我们围绕着这样的初衷，砥砺前行，继往开来。大致构建了湖南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域类型，基本构建了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时空框架，完善了商周时期区域文化序列，重建了战国秦汉时期湖南地方史，弥补了六朝至隋唐历史时期文献的缺失，填补了宋元明清时期考古遗存和民族遗存的空白。这些材料不仅为续写湖湘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资料，也为构建中国地方区域史提供了重要素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的研究、整理和保护、展示利用，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考古是人民的事业，文物保护、整理研究、展示利用贯穿考古的整个过程，考古不唯单一的田野作业，而是一项复杂的科技和学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工作者是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的排头兵。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加大科技保护和文化传播的力度，在文物保护规划、保护方案设计及保护工程实施等方面发挥考古的优势和特色，实现考古与科技保护、展示利用的全面融合。承担了湖南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我们也注重考古成果的转化，开展公共考古，走向人民大众，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在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湖南的考古工作永远在路上，建所三十周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湖南史前考古虽然已建立了基本的时空框架，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突破。除澧水和潕水流域外，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还不清晰，现代人及其文化遗存目前还只是在南岭山地找到一些线索。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狩猎采集向稻作农业的转变，或许经过了相当长的进化程序，从地理位置和考古证据来说，湖南都有望取得突破，遗憾的是这些年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较为完善，但其他区域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社会复杂化进程与文明起源问题还需开展更加精细化的聚落考古工作。湖南史前复杂社会的崩溃以及后续青铜文明的出现，到底经过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又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以及最早中国的形成发生了怎样的互动？这是湖南作为南方地域在其华夏化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时期的考古也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但总的研究目标应该是全面考察湖南作为中华帝国的一个地方政体、湖南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湖南特色区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和这种价值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总体而言，未来湖南考古学研究中，有三大学术重点，即以稻作农业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为重点的史前考古；以华夏化进程为重点的商周秦汉考古；以湖湘文化为重点的历史民族考古。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当然还有很远的距离。此外，单位在硬件、软件方面的建设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人才建设方面期待机制创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前路漫漫，我们深知，唯有脚踏实地一往无前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978-7-03-051097-6 （本文由孙莉、王光明摘编自 郭伟民 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之“序”。内容略有删节、调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成立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在田野考古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使湖南迅速成为全国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重要省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集收录的34篇考古论文内容涵盖湖南考古历史、湖南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植物和动物考古、陶瓷考古、简牍研究、考古科技、文物保护、对外考古和数字化考古等多方面的课题，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体考古同仁多年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