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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人类社会，就其规模与组织程度而言差异巨大。全球范围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居住方式具有惊人的多样性，从狩猎采集者的临时营地到早期农业者的村庄，再到古代世界的宏伟都市。考古材料显示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规模与复杂程度逐渐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联姻支持跨社会的比较研究，期共同的目标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并且回答社会如何改变以及为什么如此等问题。英国“社会考古学”的实践者同样寻求重建古代的社会制度，以理解长期的社会变化。 美国人类学家艾尔曼•塞维斯提出的分类方案最有影响，被广泛采纳，虽然有许多批评，但至今不到，他把人类社会分成四个进化阶段：游群、部落、酋邦、国家。 作为一个新进化论者，塞维斯希望证明人类社会组织跨文化的规律性。他强调生态关系，认为社会进化将会发生在特定的生态地带，这里需要领导权来监督来自不同生态带的产品的再分配。按照他的观点，领导权的出现是为了因应社会发展复杂化之后的协作与管理。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人类学家默顿•弗里德把对生态的强调转向政治关系，他提出一个三阶段的方案，包括无等级社会、等级社会与分层社会。 最近，不仅在英国，而且包括美国，社会组织的研究都已经拓宽，以应对各种批判。塞维斯自己也承认“部落”这个概念有点大而无当，批评者一般认为这个分类过于简单化。他们认为把一个社会分成酋邦确实模糊了我们应该研究的独有的变化。更糟糕的是，过度关注分类的研究者可能带着先入之见来研究考古材料，只寻找能实现自己期望的材料。学者在举例证明的时候，也引用一些不适合某一阶段或类别的社会实例，如复杂的酋邦，其已发展处某些更多见于早期国家中的政治制度。 美国民族学家艾伦•约翰逊和他的同事、考古学家提摩西•厄尔在寻求克服这些缺点的同时坚持进化论的观点，他们提出人类社会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他们把社会按照规模与复杂程度连续的序列排列，其间有一些关键门槛——也就是新的社会形式出现的关键点。他们把人类社会分为三类：家庭层次的群体、本地群体（包括大人物集体）与区域政治体。 其他不满进化论方法的学者寻求更激进的替代方案。比如，实践或能动性方法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进化不足以解释我们在人类社会中看到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还有一些学者质疑社会复杂程度与规模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央化或具有等级结构的政治体。随着考古学家日益转向研究权利关系，在社会组织研究中将会不断出现新的思想。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