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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这个概念最早出自皮埃尔•布迪厄的著作，布迪厄引入惯习这个概念的目的在于认识一种有利于人类行动的属性或是资源。其含义是指人类行动具有某些特殊的属性，而且人类行动因此才有别与动物行为。我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如下可能性：人之意识、复杂的联系方式、人在文化与种族上的差异都与人类丰富多彩的行动密切关联，而且人类丰富的多样性也正标志着人类在动物界中的独特性。无论我们怎么说，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差异性是人类生物特征与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换句话说，从达尔文以来，人类被视为自然与进化的产物。然而，现在我们必须同时接受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经历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形成机制不同于自然界，即它离不开社会制度与文化习惯。 因此这里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然/文化二元论的两面是否包含独立的实体呢？形成文化的历史条件可能需要通过形成自然的过程起作用。这让我们想起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性之间的类似的矛盾二元论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其中社会制度又人类的行动来支持，而个体所呈现的日常行为又受到社会习惯与规范的约束。人们常常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假定二元论的一面能够还原成另一面，换句话说，即文化可以还原为自然，人类能动性能够还原为社会结构。但是这样一种还原论是难以成立的：人类能动性表现为一系列文化实践，正是通过文化实践，社会结构才得以形成。如果说文化是自然的产物，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是人类唯一的属性。 布迪厄提出“惯习”这个概念与自然/文化、社会结构/人类能动性二元论难题有关。引入这个概念的作用是它奠定了我们思考这种二元论的基础，以及它所导致的无关紧要的循环性。这就告诉我们人类特性依旧需要通过物质来体现，人类的能动性还要通过身体来体现，而且尽管体现本身可以说是自然的产物与文化的载体，但是它难以用二元论来解释。 考古学家只能通过残留下来的物质材料去研究过去，正因为如此，考古学的主要问题一直是要解释考古材料与过去人类行动之间的关联。然而，认为惯习必定会在考古材料上留下明显的印迹并没有什么意义。惯习表明一种存在的方式、它并不表现为人们行动与其物质结果之间的机械联系，同样也不是某种思想的象征表达。对考古学来说，过去人们生活的背景联系就是我们研究的物质材料的背景联系。这里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基本价值，从荣耀到低贱，从信任到疑惑，以及指导如何生活才有安全感，如何植根于我们研究的物质材料之上。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