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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经常使用“文化进化”这个术语，习惯上是指人类历史上可以视为长期趋势的历史：从采集到农耕；从农耕到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化乃至如今的后工业化社会；与之相应的人口增多，社会日益发杂与不平等扩大，以及技术进步。 人类思想中社会进化的方向问题由来已久，至于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改变则有所差异：按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人类从早期的黄金时代开始不断衰落，与之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基督教的观念，人类将走向末日，需要得到拯救。但是最有影响的思想还是19世纪提出来的，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他们深受摩尔根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 进化具有方向性的思想是19世纪后半叶考古学背景知识的核心内容，20世纪上半叶它还不那么突出，但是也有例外，其中最杰出的要数柴尔德，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认为古代近东文明刚开始时时不断进步的，后来由于独裁统治与控制，社会发展停滞，日益僵化。而其他地区有了新的进步，他认为青铜时代近东把技术发展的接力棒传给了史前欧洲社会，而欧洲青铜时代的金属制造者独立发展出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并最终创造了工业革命。 北美地区两个重要任务把文化进化的观念带回了舞台中心，一位是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他强调解释特定社会的适应变迁；另一位是莱斯利•怀特，他恢复了基于世界范围的广义的进化观点。怀特的文化进化论思想立足于不断提高的能量生产水平，而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思想与单个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确定它在进化路线上的位置。艾尔曼•塞维斯提供了答案，他提出可以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结构社会的能量投入水平来测量一个社会所能利用的能量。他用四个连续的不断走向复杂的社会类型来代表社会结构，他们分别是游群、部落、酋邦与国家。 塞维斯的观点以及类似的看法对考古学家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扼要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关键形态，并且提供了对考古学来说合适的解析度。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考古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古材料来分析古代人类社会复杂程度发展的形态，然后去解释所观察到的形态变化。然而这个方法招来了不少的批评。 一些试图修补这些缺陷的研究已经开始了，我们应该继续运用文化进化论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宏观模式。其中最有前景的一个方向是运用某种形式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又称为“基于主体的模式”；与之相对的是传统文化进化论方法的精英社会控制模式，前者强调不同实体都在试图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的行动与关联导致在更大时空尺度上结果变得难以预料，包括社会制度新形势。因此，文化进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