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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一些互相关联的争论与发现奠定了环境考古学的基础。首先，考古学自身拥有的漫长时间尺度削弱了历史解释的可能，这也为人类多样性的生物学解释开辟了道路。其次，19世纪工业与技术的进步对《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上的作用》的争论推波助澜，这是乔治﹒佩肯斯﹒马什讨论文集的题目。再次，19世纪60年代中期夏季的干旱降低了瑞士湖泊的水位，暴露出来的遗存表明史前时代直接的生物证据可能保存下来。最后，赫伯特﹒斯宾塞提出了“环境”这个精致的概念，并赋予它具体而科学的新意义。 环境考古学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发展迅猛，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考古学”的推动，它吸收了系统思考与生态考古学的思想。实际上环境考古的根源还可以追溯到达尔文时代的讨论。19世纪末这门分支学科的基本研究脉络已经明晰，包括研究脊椎动物遗存、昆虫、软体动物、植物大化石、泥炭地层遗迹冰川地层学。1916年，一项核心的方法把所有这些研究联系起来，互相补充，构成了环境考古学，这项方法就是孢粉分析。当代环境考古学研究种类纷繁的材料，它们并不都与人类活动相关。它们不是“人工制品”，而是“生态材料”。其形式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气候、天气、生物以及地形，而非与文化的关系。边界远不像当初所想的那么清晰明了，因为所有考古材料来自于自然，同时又是文化的产物。最近考古学家就发现可以把陶器制作视为在收获泥土，把一日三餐视为人工制品，这样的看法别出心裁，自然与文化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与遭到颠覆。广义上的环境证据的确对人工制品的说法提出了挑战，但是环境考古学毕竟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它们与人工制品研究的概念平行且关系密切，这不足为奇。 这一套概念包括：“层位、形成过程与关联”，环境考古学不只关注沉积物以何种顺序堆积，而是首先考虑沉积物来自哪里。如果没有首先了解层位关系，就不可能了解环境考古学的内涵。“环境参量与指标”，我们研究生态材料常常并不是为了研究其本身，而是它背后所指示的内容。同时，环境指标多种多样，最经常遇到的是气候指标，还有植被与人类活动/干扰指标。“个体与群落”,环境考古学对生物学材料的研究，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一是研究单个物种，另一种研究生活在一起的物种组合。“死亡组合与埋藏学序列”，在群落分析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生活群落与死亡组合之间的区别。“人类活动与环境反应”，环境考古学旨在重建人类过去的环境，从而理解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它同时也探索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及其结果。 参考文献：[英]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主编 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