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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的三国绘画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美术遗产”公众微信号 郑岩 参加讨论

    三国的故事说不完。绘画史上最有趣的一个,见于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四:
    曹不兴,(中品上)吴兴人也。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 01
    此事更早的版本见于《三国志·吴书·赵达传》刘宋裴松之注所引《吴录》 02 。作为绘画史专门著作的《历代名画记》除了讲故事,还列出南朝画家谢赫以及唐人李嗣真对于曹不兴的不同评价。谢赫极推崇曹不兴,而李嗣真则认为,曹氏以一只苍蝇获得大名,未免过分。张彦远审慎折中,将曹氏列为“中品上”的画家。的确,曹不兴在画史上的地位难以论定,因为在谢赫的时代,曹不兴的画迹就只剩下宫中秘阁保存的一只龙头,到唐代,连这只龙头也不复存在了。其实,画中苍蝇的著作权还有争议,据说丞相主簿杨修为曹操画扇面时,也曾误点成蝇。隔着时间的积尘,那只曾经惟妙惟肖的苍蝇,已变得扑朔迷离。
    张彦远还转述了梁吴均《续齐谐记》所载魏国的一个故事: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鰿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鰿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人所作者,自可庶几。” 03
    逼真的绘画竟骗过了动物的眼睛,这比画笔下的苍蝇更加神奇。但近人卢弼称徐未曾担任魏明帝曹丕侍臣, 04 故画獭得鱼之说不可采信。类似的故事在其他民族也不少见,古罗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中提到,古希腊画家画屋宇而群鸟来集,画葡萄而众禽啄食,画马则引起其他的马嘶鸣,画蛇而鸟见之息噪。 05 如此离奇的事情,想来未必是事实,只能看作对那些成功的绘画作品夸张的赞辞。
    除了曹不兴、杨修和徐邈,张彦远的书还列出了其他几位“善画者”的名字,包括魏少帝曹髦(《三国志》作曹霖)、大司农桓范,吴主孙权之赵夫人,蜀之诸葛亮、诸葛瞻等。但这些人物都难以称为专业画家,文献对其事迹的记载长短不等、若有若无,只是停留在传说的层面。与那些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和波澜壮阔的大事件相比,史书关于三国丹青绘事的叙述,多是搜神拾遗,只甲片鳞,难成篇章。
    张彦远在写作《历代名画记》时,三国的绘画真迹已难以见到,而今天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则比张氏幸运得多。借助于20世纪兴起的田野考古学,我们可以将绘画的历史上溯到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在那些瓶瓶罐罐上,无论鱼游花开,云起水落,还是那些意义难以究明的几何图案,比中国文字的历史还要早几千年。
    
    图01/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东汉壁画墓结构示意图
    到了青铜时代晚期,绘画艺术的潮流沛然而起,特别是南方东周楚墓出土的帛画、漆画,已有对人物活动相当复杂的表现。在秦咸阳宫殿的废墟中,考古学家细心剔剥出图绘在廊道墙壁上疾驰的车马。 06 过去的半个世纪,大量汉代墓葬壁画重见天日,形形色色的画面或以彩墨绘制在白粉刷过的墙壁上,或以斧錾深深浅浅地镌刻在青石的表面,形式不一而足。其中,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墓是东汉壁画墓典型的例子。 07 该墓有前中后三室和三个耳室,分别象征着庭、明堂、后寝、更衣、车马库、炊厨库,以及农田和牧野(图01)。从甬道开始,经前室四壁、前中室之间的通道两侧,一直到中室,壁画中的城池、粮仓、府舍、署吏和车马行列,表现了墓主由被“举孝廉”开始,节节升迁为“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最后担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经历。墓内壁画还包括庄园农桑、燕居宴饮、乐舞百戏、仙人祥瑞,以及孔子见老子、列女孝子等历史故事。这些画面不仅包含着墓主种种物质的需求,同时也寄托着他对于自我、历史、政治、道德、鬼神乃至宇宙的种种认识。
    然而,在汉末中原的战乱中,秦汉帝国延续了数百年的信仰、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被破坏殆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08 曹操大悲大痛的《蒿里行》所描述的,就是当时中原地区萧条的惨状。在鼎迁庙隳的时代,高坟大冢纷遭盗发,十不存一。曹氏父子亲眼目睹甚至参与对前朝墓葬的盗掘和破坏,深知厚葬所带来的危害,所以一改旧习,力主薄葬,并身体力行。新风一开,秦汉以来的墓葬制度和习俗之墙轰然而倒,附着其上的红红绿绿也随之灰飞烟灭。
    曹魏时期中原地区的绘画实物,到目前为止还未曾有大规模的发现。古语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晋陈寿《三国志》和刘宋范晔《后汉书》均将此语改作“中国失礼,求之四夷” 09 。用这句话来描述曹魏前后墓葬壁画的文化地图是颇为恰当的。当中原墓葬壁画走入低谷的时候,在西北和东北边地,这一传统仍在延续。
    
    图02/甘肃嘉峪关新城7号魏晋墓前室东壁画像
    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狭长的河西走廊,常年有着冰雪融水的滋润,自古为沟通西域的要道。西汉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大量向河西移民,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建安以后,河西置为雍州,三国时属曹魏,又统于凉州。曹操为解决军需大规模实行屯田制,河西也在其范围之内。在甘肃张掖、高台之间,及酒泉一带,分布着大面积的绿洲。1972至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新城先后发掘了8座装饰有彩绘画像砖的墓葬(图02), 10 其中1号墓出土有曹魏甘露二年(257)镇墓瓶,可以判定墓葬确切的年代。新城其他墓葬年代略晚,大致在西晋前后,下限不晚于4世纪初。除了嘉峪关新城墓地,近年来,在酒泉干骨崖、单墩子滩、西沟、佘家坝、崔家南湾、丁家闸、下河清、高闸沟、石庙子滩、总寨堡,嘉峪关牌坊梁,民乐八挂营,永昌东四沟,武威师范学校、臧家庄、西关,以及高台县骆驼城等地,也发现大批装饰彩绘画像砖的墓葬,多数与新城墓群的年代接近。
    
    图03/甘肃嘉峪关新城13号魏晋墓牛耕画像砖
    
    图04/甘肃嘉峪关新城6号魏晋胡人牵驼画像砖
    墓室窄小逼仄,一灯如豆,解衣磐礴的画工心目中却有一个容纳万物的大天地。他纵横的思绪一一呈现于笔端——推杯换盏的主人、挥汗耕耘的男丁(图03)、春阳采桑的女子、棰牛击马的屠夫、军容严整的军士、牵驼引马的胡商(图04)……凭借这些画面,我们可以遥想当年的繁荣与富足。但是,画工们并不是要向后人展现当年河西的历史与民俗,而是要用画笔为死者构建一个想象中的彼岸世界。成行成列的画面在同一面墙壁上表现相同或相关的主题,使每个墓室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以嘉峪关新城前后双室的1号墓为例,后室安放死者夫妇的遗体,相当于寝室,所以其正壁绘侍女,以及绢帛、丝束、蚕茧、衣架等墓主的贴身用品。前室规模稍大,以右壁为中心,主要描绘庖厨、侍女进食、男主人宴饮等,其中一块砖上绘墓主像,有“段清”、“幼絜”题记,应为墓主的姓名与字(图05)。以左壁为中心,主要描绘墓主人宴饮出游、狩猎、筑坞、耕种、收获、畜牧等内容,凭借这些图画,阴冷的墓室被转换为温暖的室宅和富庶的庄园。《晋书·段灼传》称段“世为西土著姓”。据此推断,这批墓葬应属于当地的豪强家族。
    
    图05/甘肃嘉峪关新城1号曹魏墓墓主画像砖
    画工将砖面看作一小张纸帛,以赭红色勾画出边框,在边框内绘制各种人物、动物。绘画的主题是汉代传统的延续,风格也与汉代的墓室壁画相差无几。那些奔跑的马儿,几乎是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马的翻版。所不同的是,画工胸有成竹,技术更加娴熟,人物的眉眼信手点画,竟有意想不到的神气;牛羊犬豕皆肆意横扫竖抹而成,却都是活灵活现。
    不过,这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其遗憾的一面。画工在创作时总是轻车熟路,不假思索,一气呵成。在那些满壁飞动的线条和畅快明丽的色彩中,总掩饰不住陈陈相因的单调。可以说,这些作品只是延续了汉代艺术的程式,但却少见汉代绘画所具有的创造精神。与其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倒不如说是旧王朝的余晖。
    一个多世纪后的公元439年,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政权攻破凉州,河西并入北魏版图。统治者将大批河西的能工巧匠迁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一时期所开凿的云冈石窟,明显沿袭河西佛教艺术的风格,可能就与这一背景相关。与此同时,壁画墓也在平城复兴。但是,从目前所发现的平城北魏墓葬壁画中,尚看不到与河西地区明显的关联,而更多地表现出来自东北地区的影响。
    东北地区的墓葬壁画集中在辽宁省辽阳市一带。辽阳古称襄平。东汉初平元年(190),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置平州,治襄平。其孙公孙渊执政后,自立为平州王,不久称藩于东吴。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灭公孙氏,辽东郡纳入魏国版图。在公孙氏割据的时期,辽阳未受到战火侵扰。天高皇帝远,曹魏的薄葬风气影响不到这一地区,这样,墓葬壁画的传统便延续了下来。在太子河流域,已经发现了近20座魏晋时期的壁画墓,比较重要的有汉魏之际到魏晋之际的棒台子2号墓 11 、南雪梅1号墓 12 以及三道壕的几座壁画墓 13 。在三道壕的一座墓葬中发现“巍令支令张□□”的题记,汉魏人的书迹中常见“魏”字写作“巍”,因此可知该墓是景初二年以后的曹魏墓,同一类型的墓葬应属于县令或类似级别官吏,以及具有同等势力的地方豪强。这些墓葬均用石板和石条构筑,壁画直接画在石面上,常见有宾主宴饮、车马出行、楼阁、朱雀等题材。显然,这些人仍酣睡在汉朝。
    最富有特色的是墓主像。在三道壕发现的另一座墓葬中,左耳室绘墓主夫妇对坐宴饮(图06)。这间耳室中原来放置有各种随葬品,说明死者下葬之后,这里可能举行过一次短暂的祭奠仪式。墓门一关,时光停滞,通过这些绘画,逝去的墓主人转化为栩栩如生的形象,永恒地享用着眼前的盛宴。
    
    图06/辽宁辽阳三道壕魏晋墓墓主夫妇宴饮画像
    三道壕壁画中的墓主夫妇像皆为四分之三侧面,而在辽阳上王家村西晋墓中,墓主像则演变为正面的角度。 14 画中墓主端坐于榻上,上张华美的覆斗帐,旁边使吏肃立,曲屏环列,突显出其身份的高贵。这种构图在此后平城北魏墓中得到发展,甚至成为北朝晚期墓葬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15 同样的画面,还远播到吉林集安和朝鲜平壤的高句丽墓葬壁画中。于此一节,便体现出辽阳魏晋壁画在历史时空中地位之重。
    北方墓葬盛行的彩绘壁画,在地处西南的四川盆地并不多见。大型崖墓、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青铜铸造的摇钱树,构成了这一地区汉代墓葬艺术的特色。模印画像砖大约盛行于东汉中晚期,其画面多以略具立体感的浮雕构成,有的砖表面甚至保留着彩绘痕迹,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壁画。砖画的主题大多与中原彩绘壁画相近,但也包括井盐、弋射、酿酒(图07)、市场等富有地方特色的题材。这些画面被印制在一块块长方形的砖上,砖烧好以后,可能曾在市场上销售。因为属批量生产,而且又要作为商品被人们选择,所以这些画像的模板制作讲究,艺术水准相当高超。在考古发掘中,同样的画面往往在不同的墓葬里重复出现,这种情况固然让人感到有些单调,但由此却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思想与观念。
    
    图07/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龙乡东汉酿酒画像砖
    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军入蜀。三年后取刘璋而代之,正式占据益州。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为汉,以显示承续汉之大统。在这种背景下,当地汉代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便名正言顺地延续下来。1988年清理的大邑县董场乡的一座墓葬出土了28方画像砖,同时还发现十枚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及魏明帝时期(227~239)所铸“五铢”钱,据此可以判定墓葬年代为三国时期。 16 此地蜀汉时属益州蜀郡,出土曹魏钱币意味蜀汉和曹魏政权某种形式的交流。砖上的画像有六博乐舞、车马出行、西王母(图08)、交龙、建木、天仓、天阙等内容,主题与汉代所见无异,但不再采取浮雕的形式,而是阳刻的单线,效果更加接近于绘画。至于这属于时代的特点,还是工匠个人的风格,因为材料有限,还难以遽断。
    
    图08/四川大邑县董场乡蜀汉墓西王母画像砖
    早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漆器制造业就已名扬天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八处“工官”,有两处分别设置在蜀郡(治所在今成都)和广汉郡(治所在今梓潼)。三国时期蜀郡的漆器可能仍在生产,但是其产品并未发现于当地,而是现身于东吴的属地。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中出土了近80件漆器, 17 制作精美,品类繁多,包括案、盘、耳杯、盒、壶、奁、樽、槅、凭几等,均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器用。根据多件器物上“蜀郡造作牢”的漆书,可知这些器物产自蜀郡。墓主朱然是东吴的名将,葬于赤乌十二年(249)。大概只有身份如此之高的人,才能使用这些名贵的器具。研究者认为,这批漆器有可能是吴蜀保持联盟关系时的赠品或商品,是和平的见证。但根据文献的记载,朱然生前曾参与两次对蜀汉的重大战役,皆取得了胜利,因此它们也可能是战利品。 18
    
    图09/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朱然墓宫闱宴乐图漆案
    这批漆器中最大的是一件漆案,其案面横82厘米,纵56.5厘米,中部黑色漆地上绘制的宫闱宴乐图是难得一见的绘画杰作(图09)。画中共有55个人物,多有题记注明其身份。右上角绘皇帝与嫔妃并坐于帷帐中,其下一黄门侍郎举案进物。左侧的一排坐席上依次绘皇后、子本、平乐侯及夫人、都亭侯及夫人、长沙侯及夫人等,席前放置着各种美食。画面两侧恭立着虎贲和羽林郎,持钺执弓,队列严整。右下角的“大官门”旁有守卫的值门人,而女值使和抬着“大官食具”的两位侍者刚刚从门内穿过。远处一些人物从建筑的窗间向画面中央眺望。画面中央宏大的乐舞百戏场景充满动感,有弄剑、弄丸、寻橦、连倒、舞女、大乐、转车轮、猴鳖对戏等各种节目,旁边有伴奏的乐队,鼓吹并作,热闹非凡。画面题记有“皇后”二字,据此可推测帷帐下中心人物为皇帝,但因为没有明确的题记,我们终究不知道他是何朝何代的皇帝。大场面的宴乐百戏的题材曾见于东汉墓葬壁画,多表现墓主与宾客的活动;而画中人物身份如此之高者,则前所未见。坐中宾主饮兴正浓,举止轻慢散乱,皇帝左右拥抱嫔妃,子本的手臂搭在皇后的肩上,都亭侯及夫人狎昵失度……对上层社会生活作如此铺陈,其用意令人费解。
    
    图10/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朱然墓季札挂剑图漆盘
    根据汉代漆器文字可知,漆器制作工序复杂,有时工种多达十几个。在制作朱然墓的这批漆器时,不同工序的工人似乎各有其匠心之所在,负责制作漆案器型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完成一件轻巧而坚固的家具;画工接手以后,却忘记了案面放置器具的功能,而把它看成了展示其绘画才能的舞台。盘子也是这样,画工不再强调圆形予人的旋转感,而是将盘子固定下来,上下左右地经营画面。与漆案上享乐的主题不同,盘内的百里奚会故妻图、伯榆悯亲图、季札挂剑图(图10),所传达的都是忠孝节义的大道理,而贵族生活图(图11)、童子对棍图(图12),则是时代的风俗画。这些漆盘都是筵席中的实用器皿,但谁又忍心用美食来遮挡盘底这一幅幅动人的图画呢?
    
    图11/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朱然墓贵族生活图漆盘
    
    图12/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孙吴朱然墓童子对棍图漆盘
    2006年,在江苏江宁上坊一座大型孙吴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盖,背面也有活泼的儿童持棍画像(图13), 19 与朱然墓所见风格相近。因为材料有限,这件漆器盖是从蜀地输入,抑或产于当地,尚难推知。
    
    图13/江苏江宁上坊1号孙吴墓童子画像漆器盖
    回头再看朱然墓童子对棍图和季札挂剑图漆盘时,我们还会注意到其边缘上有一些活泼的游鱼,使人不禁又一次想起徐邈画鱼捕獭的传说。
    将文献中的故事片段,和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拼缀起来,大致构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三国绘画初步的认识。接下来,曹不兴的弟子卫恊,还有顾恺之、王羲之等角色将陆续登场;从江西南昌火车站东晋墓漆器画像(图14)中, 20 我们也可以看到朱然墓漆器上所体现的绘画传统,在孙吴故地延续了下去。
    
    图14/江西南昌火车站3号东晋墓车马人物画像漆奁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战争的对立和朝代的更迭,阻挡不了艺术的活水绵延流传。
    (原发表于《千古英雄:大三国特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10年),本次发表为修订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注释:
    01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89页。
    02 《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5~1426页。
    03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第89页。《续齐谐记》原文较张彦远所引略有异,曰:“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见之,终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獭嗜鲻鱼,乃不避死。’画板作两生鲻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佳之,曰:‘闻卿善画,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尝执笔,然人之所目,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5页。
    04 卢弼:《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2~613页。
    05 Pliny, Natural History, XXXV. 7, 36, 38; “ Loeb”, Vol. IX, pp. 276, 308-310, 350. 转引自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册,第713页。关于“妙画通神”问题的讨论,亦详钱著第711~718页。
    0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574页。
    07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08 《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页。
    09 刘敦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解:中国民族学前史上的一个问题》,氏著:《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第563~573页。
    10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第20~23页。
    12 王增新:《辽宁辽阳县南雪梅村壁画墓及石墓》,《考古》1960年第1期,第16~19页。
    13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28~42页;沈新:《辽阳市北郊新发现两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152~154页;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49~58页。
    14 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第60~62页。
    15 有关讨论见郑岩:《北齐徐显秀墓墓主画像有关问题》,《文物》2003年第10期,第58~62页。
    16 大邑县文化局:《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82~397页。
    1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巿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第1~15页。
    18 杨泓:《三国考古的新发现:读朱然墓简报札记》,《文物》1986年第3期,第16~24页。
    1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第28页。
    2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第12~41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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