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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人类物种的驯化》一书中,威尔逊认为:定居和房屋建筑意味着建筑环境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威尔逊的著作并不是关于植物或动物的驯化,而是关于人类和社会的驯化,其关注的焦点是心理方面和社会关系,他不关心这些变化的起源和过程。认为在所谓的狩猎-采集者的开放社会与人们在村庄、城镇和城市间的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主要区别之一是在开放式社会中缺乏坚固的建筑。另一方面,驯化社会的标志是建筑、伴有清晰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别,等等。房子、村庄充当了一种隐喻的象征,即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换言之,建筑物是抽象思想的一种物质代表,是一种“记忆性的设备”和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的有力方式”。特别是在文字出现前的社会,房屋是表达思想意识形态的最好方式之一。因此,在建筑物(和广义的物质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驯化社会中的人群出生于可见的物质因素中,且被其所包围,他们不仅被划分为构筑物,而且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事实的确如此,在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中有大量关于社会空间的文献资料(如布里耶, 1987;布迪厄, 1973;希利尔等,1984;肯特, 1990)。然而,值得质疑的是:威尔逊理论中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和驯化社会之间存在显著分化,特别是许多二分法诸如自然-文明、流动-定居、共享-储存、开放-封闭、无社会结构-有社会结构、平等-不平等、公有-私有、神话-历史,等等。此外,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他忽略了农业的起源,并对驯化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缺乏实地考察。 引自：张修龙、吴文祥、周扬：《西方农业起源理论评述》，《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